pixabay.com
在當今的中國，未婚生子仍被視作一種“越軌”行為，未婚媽媽也因此成為一個隱秘的群體，關於我國“未婚媽媽”的總體數量，尚無機構或部門有過權威統計。儘管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權利，未婚媽媽卻承受著道德、制度、情感、經濟上的種種壓力。
相比於在現實生活中被孤立和被邊緣化，未婚媽媽們通過互聯網形成在線社區，互助互慰，抱團取暖。那麼，她們如何利用數字媒體優化生活選擇？互聯網如何影響她們的生活？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曾在2016年對32名未婚單親媽媽進行了深度訪談，並蒐集了當時國內最大的線上母嬰論壇中與未婚媽媽相關的4892條信息，對這些信息進行內容分析。
撰文 | 趙小曼
未婚媽媽的生育困境
在傳統的婚前貞操觀念逐漸被拋棄的今天，未婚生子仍然被視為女性不經思考、自毀前程的舉動，這是因為在男權文化的背景之下，女性的生育價值在於延續男性家庭的香火。直到今天，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認為孩子是給男方生的。因此，生下一個不被男方認可的孩子，對女方來說就是“賠本買賣“。
此外，由於違反生育政策，未婚單親媽媽無法享有生育開銷補助和生育保險。生育保障的不足和男權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偏見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迫使未婚單親媽媽必須獨自面對一條充滿了艱辛的生育之路，大部分受訪者承認在育兒過程中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創傷。
未婚單親媽媽的境遇有其特殊的複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女性當下普遍面臨的生育困境：生育作為一種國家和家庭共同受益的社會行為，其風險和壓力卻往往由女性獨自負擔。
父權文化對女性生育體驗的牽制是共通的，只是對於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已婚女性來說，這種結構性壓迫是隱形的。只有當女性偏離了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的期待，隱藏在社會結構中的荒謬與殘酷才顯現出來。
父權議價：大多數未婚媽媽的選擇
數字媒體特別是線上母嬰社區為未婚單親媽媽提供了一個包容的環境。她們在其中傾訴過去的經歷，分享信息，組織互助，獲得社會支持。相似的經歷讓她們建立起情感上的連接，形成彼此間不言自明的理解和共情。
她們還積極利用數字媒體進行“父權議價”。父權議價（Patriarchal Bargin）是土耳其學者Deniz Kandiyoti（1988）提出的觀點，她指出，在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限制中，女性，特別是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往往採取策略性的議價行為，以最大限度地優化當下的生活選擇，儘管這種議價策略往往是以犧牲長期利益為代價的； 這些女性甚至可能主動或被動地維護父權制度下的性別不平等，認可父權制的價值觀，在避免衝突的同時從中受益。
例如，未婚媽媽們在社區內對男性展開激烈聲討，並將論壇內的討論積極轉發到其他網絡平臺，藉助網絡影響力爭取同情，對男性施壓，以爭取撫養費和其他權益。互聯網的開放性讓議價行為從傳統的家庭情境進入公眾領域，從而在更大範圍內獲得社會認可和支持。
論壇內的一條控訴貼獲得了幾十萬的閱讀和超過四千條回覆
但是，這些做法仍然屬於Kandiyoti的“父權議價”的範疇，因為它們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女性從屬的性別結構。相反，大多時候，她們的議價行為進一步鞏固了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的期待。
例如，她們認可對異性戀關係的“浪漫愛”神話：在講述個人經歷時將愛情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如何出於愛和信任才“將自己交付出去”，而忽略女性對自我身體的控制權；她們積極履行父權價值觀中的母親角色，將養育孩子作為個人的價值體現；她們將自己的不幸遭遇更多地歸因於遇人不淑，譴責所託之人如何不負責任，始亂終棄，卻沒有對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進行真正的批判。
很多未婚媽媽仍然懷有將身體和幸福託付於男性的心理
Kandiyoti（1988）認為，女性之所以選擇在現有性別關係的框架內進行議價，並不是因為她們“不夠覺醒”，而是因為社會結構切斷了其他可能的出路。
在中國，一方面，生育政策規定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另一方面，家庭價值一直是中國社會道德中的核心價值（Evans,2010）。國家的生育政策和公共道德話語強化了傳統的性別規範，讓改變整個性別結構變得幾乎不可能。
個體賦權：關於新媒體的不同想象
互聯網如何影響著當下女性的現實境遇？在性別平等已成為網絡“政治正確”的今天，作為一個關注性別議題的研究者，我仍然發現要回答這個問題並非易事。
傳統的“賽博女性主義”（cyber feminism）觀點強調女性的自主和覺醒，往往將女性的有限賦權作為改善女性狀況的關鍵障礙。表面看，互聯網給女性運動帶來勃勃生機，賦予女性更多社會資源，讓個體發展擁有更多可能。
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數字媒體打破了不平等的性別關係，為女性的自我發展與決策參與帶來新的機會（Castells,2013; Dahlgren, 2005）。女性通過新媒體擁有了更多自由，可以通過個體賦權擺脫由性別不平等帶來的性別壓迫。
然而，將個體賦權作為理論框架無法從根本上理解社會結構影響性別關係的複雜方式。
印度裔學者Chandra Talpade Mohanty （1988）曾經批評西方女權主義所強調的賦權概念，認為這是一種由白人中產階級主導的女權主義視角。這種視角認為性別不平等來源於女性的習慣性依賴，社會底層和第三世界的女性往往被視為男性暴力的隱性受害者。她們在強調個體賦權的同時卻忽略了社會結構中隱含的結構性壓迫，如觀念上的男尊女卑以及法律法規對女性的抑制和邊緣化等。
在這種情況下，上文提到的“父權議價”理論似乎更符合中國女性對於互聯網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使用行為。一方面，新媒體和線上社區為未婚媽媽們提供了更多的議價資源，使她們在履行性別期待與爭取個人利益之間找到平衡；另一方面，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並沒有根本改變，性別平權之路仍然是道阻且長。
（更多關於本文的信息，可參考：Zhao, X.,& Basnyat, I. (2018). Online social support for “Danqin Mama”: A case study of parenting discussion forum for unwed single mothers in China. Computers inHuman Behavior, 80, 12-21.）
參考文獻：
Castells, M. (2013).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John Wiley & Sons.
Dahlgren, P. (2005).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2(2), 147-162.
Evans, H. (2010). The gend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204, 980-1000.
Kandiyoti, D. (1988).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Society, 2(3), 274-290.
Mohanty, C. T. (1988).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Feminist Review, (30), 61-88.
更多內容：http://www.zhishifenzi.com
本頁刊發內容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使用
商務合作請聯繫
閱讀更多 知識分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