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聯首席經濟顧問、奧巴馬時期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日前撰文指出：美國和歐洲的政策制定者曾認為，他們擁有應對復甦乏力的工具，“日本化”永遠不會發生在西方經濟體。但目前的事實卻證明，歐美等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正不斷地向“日本化”邁進，其中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外來移民較少的國家尤為突出。
不久前，傳統觀點認為，“日本化”永遠不會發生在西方經濟體。美國主要經濟學家辯稱，如果疲弱增長、通脹抑制和長期低利率的共同威脅成為現實，政策制定者將擁有應對這些威脅的工具。他們曾高高在上地地向日本人宣講，有必要採取大膽措施，讓日本擺脫幾十年來的老一套經濟發展模式。日本化被認為是糟糕政策制定的後果，不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好為人師的西方並未逃脫日本化的幽靈的籠罩。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和美國的復甦比多數政策制定者、政界人士和經濟學家預期的更為遲緩，也不那麼包容。最近的經濟數據顯示，歐洲和日本實現“逃逸速度”、擺脫低增長和持續通縮壓力的“新常態”的希望破滅了，而且還有一些人擔心，美國的這種希望可能也正在消退。
尤其是歐洲，正重新陷入令人擔憂的地區經濟放緩。增長預測一直被下調，歐洲央行承認，它早先對實現目標通脹的樂觀看法是錯誤的。隨著收益率或政府債券的下跌，全球負利率證券交易已達到約10萬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正接近連續第四個十年名義增長率、通脹率和利率持續走低。在美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即將到來的經濟放緩感到擔憂，一些經濟學家敦促美聯儲降息，另一些經濟學家呼籲美聯儲採取更高的通脹目標，以對抗過度通縮的風險。
如今對日本化的擔憂源於對結構性通脹抑制力量的合理擔憂，這種擔憂可能直接或間接導致更低的包容性增長。這些力量包括社會老齡化、不平等加劇(就收入、財富和機會而言)、廣大人口群體的社會和經濟不安全感，以及對制度和專家意見的不信任。隨著上一次資產泡沫後企業的殭屍化，這些結構性因素導致需求下降，風險厭惡和自我保險也有所增加，而不是促進增長的風險池。創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大數據和移動性是另一個因素，它們對經濟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儘管如此，它們對經濟增長和生產率的長期影響仍有待觀察。
增長也在以不那麼直接的方式受到削弱。例如，持續的低利率甚至負利率，往往會侵蝕金融體系的制度完整性和運作效率，從而減少銀行貸款，限制保險公司或退休公司向家庭提供的長期產品範圍。另一個間接影響來自對未來的預期，較長時間的增長和通脹保持在低位，更受誘惑的家庭和企業推遲消費和投資決策，從而延長低增長和通脹。
最初低估日本化威脅的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淡化或乾脆忽略了這些直接和間接的因素。回過頭來看，他們不應驚訝地發現，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外來移民較少的社會，正是那些正在與日本化作鬥爭的社會。不過，這些經濟學家認為，政策可以在宏觀經濟結果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他們往往過於狹隘地關注貨幣政策，而高估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接近“零界限”的情況下，以及在其它“流動性陷阱”因素髮揮作用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較低。量化寬鬆(QE)等大規模資產負債表操作可以通過尋求直接向金融體系注入更多流動性來爭取時間。但它們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且會帶來一系列成本、連帶損害和意想不到的後果。
因此，防範日本化的最有力措施，是在國家、地區和全球層面採取需求和供應兩方面措施的結合。在財政空間充足的國家，這可能意味著更寬鬆的政府預算和更有效的投資(如基礎設施、教育和培訓)。在任何面臨技能短缺的國家，增加合法移民和更好的促進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都有助於縮小這一差距。此外，這些政策還需要對人口中最脆弱的群體提供更有效的保護，特別是在保健、培訓和勞動力改造方面。如果沒有更好的政治領導和更開明的全球政策互動，這一切都不會實現。而在目前越來越民粹化的西方社會，實現這一點可能非常困難。
作者最後指出，日本化提供了西方政策制定者和政客尚未充分消化的三個教訓：首先，結構性壓力使得迅速採取行動扭轉低增長、反通脹和零利率至低利率的局面變得更為關鍵。第二，非常規貨幣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肯定是不夠的。第三，在制定必要的全面政策回應時，要多注重技術含量，儘量減少政治影響。
閱讀更多 先鋒學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