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當朝時，田文鏡與李衛、鄂爾泰被御稱為“三大能臣”，不過，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河南官員對田文鏡的作為大多不以為然。
田文鏡初至河南，在之後因修河堤而引發的抗考案中，有些人甚至暗中站在考生與縉紳的一邊，有意阻擾其新政。
如河南學政張廷璐，平素“遇劣衿抗糧生事，每多庇護”，這次事件也是“無一言嚴飭”，只管把事情推給河南開歸道陳時夏，“令代為勸諭考試。”
而陳時夏也不想多事，其請“諸生傳至內衙書堂”，口稱為“年兄”，“央其赴考”。
罷考事件爆發後，按察使張保也不肯去蹚這趟渾水，其推脫說：“我只管人命盜案，餘事非我職掌。”
就連奉命前去查辦的欽差大臣、吏部右侍郎沈近思，最初也是有意瞻循，意在寬縱。
雍正得報後，氣得大罵這些科甲官員是“儒生輩慣作如是愚呆舉動，將以此妄博虛名。”
事後，陳時夏被革職留任，張廷璐被革職查辦。
反觀田文鏡的被褒獎，一些科甲官員們暗地裡憤憤不平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後來李紱、謝濟世參劾田文鏡，大概也有其“民意基礎”的成分。
更值一提的是，這次被革職的河南學政張廷璐乃康熙朝文華殿大學士張英之子、戶部尚書張廷玉的弟弟，而終雍正一朝，後者都是雍正寵臣。
這次的事件，毫無疑問也把張廷玉給得罪下了。
不久，江南因水災荒歉，江蘇巡撫何天培請求從山東、河南運送糧食前往南方平糴，田文鏡上奏說南方人不吃小米、宜送小麥為妥。
孰料，大學士朱軾及張廷玉卻說，送小米也無不可，未必就要小麥，雍正聽後也就同意了。
結果，小米送到南方後無人問津，賑濟效果大為失色。
雍正得報後很是生氣，說“田文鏡辦理盡心，朱軾、張廷玉不過因張廷璐之事歸怨田文鏡，欲使所奏不行耳”，於是下令嘉獎田文鏡。
後者回奏謝恩，說“臣實愚昧無知，並不識如此料理方免貽誤”，在我不過是“一得之愚”，孰料卻因此“仰邀曠典”，皇上如此明察秋毫，真是令人受寵若驚。
雍正接報後也是動了感情，由此有了如下名批：
“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
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臣若不負朕，朕必不負你”，以雍正與田文鏡的關係而言，也確實夠簡單純粹。
二年十二月，田文鏡發出“嚴禁夤緣鑽刺、以肅法紀”的告示，其中自詡為官40年，“從未曳裾於顯要之門”，至於師生朋比，“平日痛惡於心”。
如此姿態，當然容易引起他人非議與攻擊，畢竟官員還是科甲出身的為多。
也正因為田文鏡毫無黨援，形同“孤臣”，雍正這才對他百般維護、為其撐腰，“憑誰動你一毫毛，朕無能也！”
當然，雍正心裡也清楚，自己要有所作為，手下若沒幾個能幹而可靠的封疆大吏作為先導與骨幹的話，其意圖必然落空，所謂“新政”，最終也將淪為畫餅。
曾有一度，雍正還擔心田文鏡頂不住，說“天下事過猶不及，適中為貴”，“圖報心切、矯枉過正”固然不對，但做事最忌猶豫，如為迎合上意而揣摩遷就，這是最不應該的；
作為封疆大吏，一定要臨事堅定，行事正直，切不可騎牆觀望，苟且因循，切記、切記！
五年七月，田文鏡在爭議聲中晉升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次年十月，雍正又特命其為河南、山東總督，管兩省之行政，這是體制的破例，也是田文鏡仕途的最高峰。
為表示對田文鏡的寵幸與推重，雍正還下令將田文鏡由所屬的漢軍正藍旗抬入正黃旗（即所謂“上三旗”）。
為這事，雍正還怪起田文鏡，說：
咱們君臣之間，有啥心事應該直說，你說抬旗這事，還是楊文乾在我面前偶然提及，我這才知道。
這點小事，我立馬給你辦了，今後要有什麼“私心不得已之事”，儘管說，“不可如此畏而不言”。
這等君臣關係，真是數千年也是少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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