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历代多把勉励与督责民众以农为本、发展农业作为各级政权的首要任务，并由此形成了一套通称为“劝农”的机制。每到早春时节，皇帝照例都要进行社稷、迎气、郊天、祈雨等一系列祭祀活动，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便是每年的祭享先农，以及与此配套的亲耕礼。
皇帝亲耕礼一般都安排在“中央劝农示范田”的籍田里举行，故又称耕籍礼，但有时为了多方位地向臣民传递最高当局关心农业的信息，亲耕场所也不完全局限于籍田。以汉代为例，汉武帝曾“耕于钜定”，汉昭帝“耕于上林”，汉明帝“耕于下邳”，总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皇帝在哪下田耕种，都是对广大农民极大的鼓舞。
除了皇帝亲自下田耕种外，朝廷的公卿也与此相呼应，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安排，南朝刘宋时，州郡县都会开辟出一块“东耕田”供地方领导班子上演春耕表演秀。明清时期，州县官也要在每年立春时行耕籍礼，其传统做法是：逢立春日，全县官吏齐集东郊，知县亲自扶犁，绕春场一周，僚属亦依次效仿。
又以河南洛阳为例，因为洛阳是河南府、洛阳县的驻地，所以知府、知县同处一城。在举行春耕礼时，河南府与洛阳县两套政府班子成员都要参加，场面十分热闹，围观的群众甚多。主要领导的分工也很具体，知府负责扶犁，知县负责播种。
每年早春举行亲耕仪式的同时，朝廷还要向全国发布大办农业的文件，称为“劝农诏”。现存史料记载中最早的劝农诏是《汉书》卷一百八十二载，西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正月十五颁布的，内容为：“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从此，孟春颁诏劝农成为汉朝的传统。
其后的历代纷纷效仿，将劝农诏赶在春耕前发出。北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正月十五，朝廷颁诏，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永念农桑之业，是为衣食之源，宜行劝诱，广务耕耘”。从此，每年的岁首必下劝农诏，并被定为“中央一号文件”。
明代时又有创新，变年年发布劝农诏为月月传达新指示。曾认为宛平知县的沈榜说，每月初一，顺天府尹及所属宛平、大兴两个京县的知县，都要到紫禁城会极门前聆听皇帝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最新口谕，然后再到承天门桥南，向事先集合在此的两县耆老们一一宣示面谕，最后再公布全县百姓。
天子亲耕、发布劝农诏书外，向臣民传递国家重农信息的还有自上而下的一套劝农系统。隋唐时期，地方政府设置田参军事及司田佐、司田史等掌劝农；中央一级的权农职掌，则由官职改为使职，就是根据需要，临时选派另有本职的京官以劝农使、劝农宣慰使等名义赴地方指导劝农。
明代初，户部派员前往各府州县，往后在江南、山东、河南等主要产粮省区设劝农官，或在布政司设劝农参政，其下府州县各置劝农同知、劝农通判、劝农县丞，专管劝农一事。自嘉靖六年（1527年）以后，在省、府、州、县每一级政府机构都设置了副职级别的劝农官，可见明代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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