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立国伊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 ”说明较之前代，宋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地缘政治形势更为严峻。
在北部，契丹与宋朝对峙而立成为定局，契丹是“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大帝国。公元 936 年，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辽，“自是中国非但失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中原王朝的长城防御体系从此被打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岭，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区宇。”“汉、唐以前，……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有险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来也。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可见燕云十六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辽朝兴起后，给北宋造成巨大地缘压力，正如史家所言，“阿保机并小族称帝，援立石晋，又得其所割雁门以北幽州节度所管十六州。盖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后，山险皆为所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以据守矣。”北方契丹政权的向南扩张，使中原王朝的国防线大大向南方压缩，北宋时期到了今天的天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失去了秦汉一直以来作为屏障的长城，还丧失了燕山天险。辽朝占据燕云十六州，对北宋造成严重威胁。幽云十六州一向为中原王朝控扼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基地。幽云十六州的丧失，使宋朝“
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惟是北狄强盛，十倍羌人，……今契丹尽吞诸蕃，事力雄盛，独与中原为敌国，又常有凭陵之心。”王安石曾说：“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又如今契丹。”可见，契丹实力之强大，成为宋朝的心腹大患。在西北，公元1038年，党项羌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西夏占领重要战略要地——河西走廊，且 “外倚北戎，内凌中国”，多次发动侵扰战争，给宋朝的西北地缘线造成不小的国防压力。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是唐宋时期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当时灵州地区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又散居着吐蕃部落，因此，灵州便成为宋王朝、回鹘、党项、吐蕃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如果宋朝弃灵州,则等于撤去了一道屏障，并失去了军马的供给地。但是灵州地区经长期战争破坏，经济凋敝，粮饷给养不足，戍守十分艰难。党项首领李继迁，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 三月攻占灵州，从此宋朝西部边疆失去藩篱,不得不对党项刮目相看。宋神宗于元丰七年（1084年）手诏李宪：“
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唯恐其盗边也。”从地缘角度来看，河西走廊是中原大地的西部屏障，是中原王朝平胡羌、通西域的重要出口，兼具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意义。历史证明，谁控制了这一地区，谁就能拥有战略主动权，但北宋时这些地缘优势全然丧失。宋王朝曾效法“汉通西域诸国，谓之断匈奴右臂”，常遣使臣出使青唐吐蕃、甘州回鹘、草头鞑靼和西域于阗等国，欲与之结成犄角之势而断西夏右臂，进而恢复汉唐故地。但终因地缘优势的丧失而未能成功。1115 年，金朝兴起于松花江流域。金朝比较稳定的疆域是：南以淮水、秦岭与南宋分界，东至日本海，东南稍逾鸭绿江、图们江与高丽接壤，西邻西夏、吐蕃，略同北宋旧界，北边东段抵外兴安岭，西段有蒙古高原诸部，在金代屡为边患。到第四世完颜亮时，金与南宋达成和议，金的统治地区已经超过辽时的燕云十六州，且已越过黄河，达到淮河北岸。金朝四处东征西讨，金军“自立刘豫之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 。”“金国方强盛，天下莫不畏服。”北宋后期的地缘政治形势更为严峻，尤其是受到蒙古在北方地区的严峻威胁，把女真势力大大向南压缩，而这种压缩则使得宋朝的面临的形势更加险峻。金朝被迫南迁以后，人口锐减，疆土日蹙，“凡大河以北，东至于山东，西止于关陕，不一二年陷没几尽。”北宋末年，女真南侵，战火烧遍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及忻、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
北宋西南部分别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大理及交趾为邻。受北方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宋朝在西南地区采取了较为审慎的策略。首先，宋朝放弃了对西南大理国和交趾的统一，这既是由于宋朝愚守“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错误认识，也是基于整个北方地缘形势的影响而无暇南顾下的一种选择。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军平蜀后，王全斌又主张“欲乘势取云南”，太祖
“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非吾有也。’”此举想凭借大渡河为天险，以兵设防，对大理国严加防备。后又以“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为理由，放弃对大理国的开拓和经营。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宽胤“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欲为寇则不能，为臣则不得”，凭借大渡河为天险，以兵设防，对大理国严加防备；并于邕州之横山等寨和宜州以西虎头关九十里之险要地带，“把握峒丁，结聚道路”，加强防备。宋徽宗政和末，知黎州宇文常说：“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西南无患。”至和三年（1056 年），新知黎州唐秬朝辞，进对奏曰：“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大理国的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已经达到今缅甸、越南和老挝的北部，是西南地区一股重要力量。景德三年（1006 年），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图，宋真宗则认为：“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如照临之内，忽有叛乱，则须为民除害也。”与对大理国一样，宋朝也是缺乏武力统一交趾的勇气，只想“但羁縻不绝而已”。这样，由于多股力量的存在，尤其是整个宋朝时期，尚处于向新兴封建国家转化的交趾，对宋发动了大大小小的频繁寇边事件，在西南地缘线上无疑给宋朝造成不小压力。韩国学者金成奎先生认为：“宋人将契丹、西夏、越南（即当时的交趾）视为‘三方之急’”，邕州知州萧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自交趾蛮踞有安南，而广源州虽号邕广西羁糜州，其实服役于交趾。”可见，在西南地缘地带，交趾给北宋造成的压力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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