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立國伊始，就面臨著嚴峻的地緣政治形勢：“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御，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 ”說明較之前代，宋朝的地緣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地緣政治形勢更為嚴峻。
在北部，契丹與宋朝對峙而立成為定局，契丹是“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的大帝國。公元 936 年，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予遼，“自是中國非但失土地人民，乃並其關隘而失之”，中原王朝的長城防禦體系從此被打破。“燕都地處雄要，北依山嶺，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區宇。”“漢、唐以前，……蓋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可見燕雲十六州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遼朝興起後，給北宋造成巨大地緣壓力，正如史家所言，“阿保機並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所管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所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據守矣。”北方契丹政權的向南擴張，使中原王朝的國防線大大向南方壓縮，北宋時期到了今天的天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失去了秦漢一直以來作為屏障的長城，還喪失了燕山天險。遼朝佔據燕雲十六州，對北宋造成嚴重威脅。幽雲十六州一向為中原王朝控扼蒙古高原和東北地區的基地。幽雲十六州的喪失，使宋朝“
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惟是北狄強盛，十倍羌人，……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原為敵國，又常有憑陵之心。”王安石曾說：“累世以來，夷狄人眾地大，未又如今契丹。”可見，契丹實力之強大，成為宋朝的心腹大患。在西北，公元1038年，党項羌族首領李元昊建立西夏，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西夏佔領重要戰略要地——河西走廊，且 “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多次發動侵擾戰爭，給宋朝的西北地緣線造成不小的國防壓力。靈州位於夏州西側,倚負賀蘭山,帶引黃河，“地方千里,表裡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是唐宋時期西北邊疆的著名重鎮。靈州的西面是我國古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當時靈州地區散居著回鶻部落，靈州的西南又散居著吐蕃部落，因此，靈州便成為宋王朝、回鶻、党項、吐蕃各方勢力爭奪的戰略要地。如果宋朝棄靈州,則等於撤去了一道屏障，並失去了軍馬的供給地。但是靈州地區經長期戰爭破壞，經濟凋敝，糧餉給養不足，戍守十分艱難。党項首領李繼遷，於真宗鹹平五年(1002年) 三月攻佔靈州，從此宋朝西部邊疆失去藩籬,不得不對党項刮目相看。宋神宗於元豐七年（1084年）手詔李憲：“
夏國自祖宗以來，為西方巨患，歷八十年。朝廷傾天下之力，竭四方財用，以供饋餉，尚日夜惴惴然，唯恐其盜邊也。”從地緣角度來看，河西走廊是中原大地的西部屏障，是中原王朝平胡羌、通西域的重要出口，兼具政治、軍事、經濟、交通意義。歷史證明，誰控制了這一地區，誰就能擁有戰略主動權，但北宋時這些地緣優勢全然喪失。宋王朝曾效法“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常遣使臣出使青唐吐蕃、甘州回鶻、草頭韃靼和西域于闐等國，欲與之結成犄角之勢而斷西夏右臂，進而恢復漢唐故地。但終因地緣優勢的喪失而未能成功。1115 年，金朝興起於松花江流域。金朝比較穩定的疆域是：南以淮水、秦嶺與南宋分界，東至日本海，東南稍逾鴨綠江、圖們江與高麗接壤，西鄰西夏、吐蕃，略同北宋舊界，北邊東段抵外興安嶺，西段有蒙古高原諸部，在金代屢為邊患。到第四世完顏亮時，金與南宋達成和議，金的統治地區已經超過遼時的燕雲十六州，且已越過黃河，達到淮河北岸。金朝四處東征西討，金軍“自立劉豫之後，南犯淮，西犯蜀，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 。”“金國方強盛，天下莫不畏服。”北宋後期的地緣政治形勢更為嚴峻，尤其是受到蒙古在北方地區的嚴峻威脅，把女真勢力大大向南壓縮，而這種壓縮則使得宋朝的面臨的形勢更加險峻。金朝被迫南遷以後，人口銳減，疆土日蹙，“凡大河以北，東至於山東，西止於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北宋末年，女真南侵，戰火燒遍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東及忻、密，西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刈麻，臭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
北宋西南部分別以岷山、大渡河與吐蕃、大理及交趾為鄰。受北方地緣政治形勢的影響，宋朝在西南地區採取了較為審慎的策略。首先，宋朝放棄了對西南大理國和交趾的統一，這既是由於宋朝愚守“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錯誤認識，也是基於整個北方地緣形勢的影響而無暇南顧下的一種選擇。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軍平蜀後，王全斌又主張“欲乘勢取雲南”，太祖
“鑑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揮玉斧劃大渡河以西曰：‘此非吾有也。’”此舉想憑藉大渡河為天險，以兵設防，對大理國嚴加防備。後又以“德化所及，蠻夷自服，何在用兵”為理由，放棄對大理國的開拓和經營。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寬胤“鑑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為界，使欲為寇則不能，為臣則不得”，憑藉大渡河為天險，以兵設防，對大理國嚴加防備；並於邕州之橫山等寨和宜州以西虎頭關九十里之險要地帶，“把握峒丁，結聚道路”，加強防備。宋徽宗政和末，知黎州宇文常說：“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圖觀之，劃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西南無患。”至和三年（1056 年），新知黎州唐秬朝辭，進對奏曰：“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嶲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為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大理國的疆域“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裡而近。 ”大理國的統治區域已經達到今緬甸、越南和老撾的北部，是西南地區一股重要力量。景德三年（1006 年），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宋真宗則認為：“交州瘴癘，宜州險絕，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若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眾，貪無用之地。如照臨之內，忽有叛亂，則須為民除害也。”與對大理國一樣，宋朝也是缺乏武力統一交趾的勇氣，只想“但羈縻不絕而已”。這樣，由於多股力量的存在，尤其是整個宋朝時期，尚處於向新興封建國家轉化的交趾，對宋發動了大大小小的頻繁寇邊事件，在西南地緣線上無疑給宋朝造成不小壓力。韓國學者金成奎先生認為：“宋人將契丹、西夏、越南（即當時的交趾）視為‘三方之急’”，邕州知州蕭注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自交趾蠻踞有安南，而廣源州雖號邕廣西羈糜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可見，在西南地緣地帶，交趾給北宋造成的壓力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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