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一衣帶水的鄰國，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民族，一種極度堅韌又極端扭曲的信仰。對於日本，人們總有一份說不清道不明的糾葛。大概，這就是《最後的武士》對於中國觀眾的魅力所在。
一部經典電影，以來自“文明開化”之邦的美國軍官為切入視角。可造就的，卻是一段在封建武士社群中自我救贖的“反現代化之路”，所謂歷久而彌新，大概乎如此吧。
《最後的武士》是消亡的武士，有人說，它正象徵著十九世紀古老日本的冰山融化。但它所折射出的，又何嘗不是所有東方民族在近現代的陣痛縮影…
1.生存還是死亡，亙古不變的話題
一個漂洋過海的夢，留下了男主角歐格仁的性命。在森次勝元看來，自己夢中的白虎，就是這位美國上尉的化身。從觀眾的角度，如果僅僅把這場貫穿通篇的夢，看成是故弄玄虛的迷信把戲或是暖場噱頭，那就大錯特錯了。夢中之相，相由心生。與虎相搏，搏的又何嘗不是自己的心。勝元的原型是西鄉隆盛——一位曾經主張維新，卻最終為傳統而戰的義士。在《最後的武士》中，勝元懂英文，通曉現代事物，卻選擇用武士刀去捍衛祖祖輩輩們留下的最後精神家園。
因為夢中的白虎，不僅是歐格仁，更是西洋文明的象徵：強大，而具有威脅性。勝元不能放任自流，是出於尊嚴；勝元更不能斬草除根，是出於大勢。
歐格仁在對印第安的屠殺噩夢中不得解脫，自以為“該死”，卻在武士之鄉苟全人世；勝元有入朝為官的上進之途，但寧願“抱殘守缺”，捨命與維新派一搏。這看似矛盾卻又全然合理的命運，借用馬克思評鴉片戰爭的話說，真是“一曲對聯式的悲歌”，是天意，亦屬人為：心甘情願的赴死，造就滿懷希望的生活。日本的死亡文化，為武士階層所重。於歐格仁這個西方職業軍人而言，從鄙視、理解、到成為信仰。不正是一段從命運上的由生到死，又從精神上由死到生的解脫麼。
2.人、天、道？
武士道一詞，得到準確定義是在近代，故而《最後的武士》中所指，應是傳統的武士精神，當與軍國主義所區別開來。在歐格仁1877年冬天的日記中，他捫心自問，什麼是真正的武士精神?是像多香那樣守禮，服從一套完美的道德規範？是像氏尾那樣練好武士刀法？還是像比健那樣藉助書法、打坐、茶道來追求內心的平靜？
都是，也都不是。《最後的武士》所拋出的這個核心問題，正對應了新渡戶稻造在1899年所著的《武士道》一書的核心論點：孔孟之道、佛教和神道構成了傳統武士道的三個起源。
儒家，重的是人倫。明治和勝元的君臣之義、勝元和信忠的父子之情、廣太郎和多香的夫婦之別、比健和孫次郎的長幼之序，當然，還有貫穿全篇的歐格仁和勝元的朋友之信。在西南戰爭的大背景下，傳統人倫的溫情正如同沒落的儒家秩序，岌岌可危而又格外值得珍惜。
歐格仁在日記中自嘲像一條可憐的流浪狗，可他最終在大洋彼岸找到了自己的家。自從他十七歲離開家以來，呆的最長的地方竟然是“敵人的村莊”：這些彬彬有禮的敵人，內心有著深沉的情感。從晨起到日落，都專心於自己的工作。儒家的“仁”與“禮”，深深的感染了他。就在不久前，武士們看似一團散沙卻井井有條的宗族子弟兵，輕易擊敗了他所訓練的新兵蛋子。如果說，那時只是軍人的宿命，但現在，他甘願淪為精神上的俘虜。
釋家，修的是心。從固有思維來看，觀眾們很難接受，禪宗佛教竟然會是日本武士階層的普遍信仰。愛德華.茲威格導演利用唯美的寺廟、古樸的佛像，穿插著富有禪意的鄉村田園畫面，用蒙太奇式的表現手法演繹出了一位不信神的美國軍官，在“即心即佛”的東方宗教氛圍感染下，“發現神的力量無處不在”的心路歷程：一方面，不論是過去或現在，像勝元這樣的武士，都在戰爭中殺人無數；而另一方面，面對精神層面的未知境界，佛教信仰的存在讓驕傲的武士低下頭顱。卑生親死的淡然心態，讓鋒利的武士刀沒有淪為追逐金錢和肉慾的工具。歐格仁開始只看到了勝元與文明開化的抗爭，但最後愛上了他要守護的世外桃源。儒家講求盡人事，而佛家強調順天命，這種不夠“積極”的生活方式可能成為不了今天的潮流，但對於一位久經沙場，厭倦塵世的將軍，還有什麼比這更適合作為他的心靈歸宿呢?
儒家教武士守禮，佛教安定了武士的心，神道則規定了武士的人生方向。日本的神道，不等同於中國的道家。但在萬物有靈和祖先崇拜思想上，神道教與道教顯然存在著東方民族共有的世界觀。單就這個外延來看，開篇勝元帶領鄉里鄉親毀壞鐵路，與義和團“保護地脈”的目的如出一轍。但從其他層面來看，比方說神道教強調的忠，倒與一般中國傳統士大夫所追求的不同。勝元對於明治天皇的忠，是有條件的忠，他稱自己是“為了天皇而發動叛變”，這種看似荒繆的邏輯也不能簡單的用中國“反大臣而不反皇帝”的慣性思維來強加解釋。某種程度上，同為海洋島國的日本，其武士文化中倒有幾分英國騎士精神的相似之處。而片尾歐格仁代替勝元，在明治天皇面前效忠。這一片段某種程度上也加入了西方教徒的殉道精神，至於是否出於商業角度，就不得而知了。
3.一花、一葉、一世界
《最後的武士》通篇不離武士的榮譽，在篝火旁的那段戰前對話中，歐格仁最終理解了勝元口中的“good death”：你沒能說服天皇，你保護不了你的百姓，所以你感到羞恥，要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就是魯思在人類學著作《菊與刀》中所說的“恥感文化”，不同於中國的“樂感文化”，注重追求榮譽的喜悅。日本人的敏感點，更在於對失去榮譽的恐懼與恥辱。單從這個方面看，作為中華文化的子系文化，日本文化走的有些極端，而且不是上智者的那種。
但是話又說回來，任何一個文明都值得尊敬。電影的高潮，在於勝元和歐格仁帶領鄉親們對抗新式軍隊。雖然這種自殺式攻擊，乃至於自殺文化，都絕非是值得提倡的正能量。但從島國地狹民貧的歷史情況出發，我們可以嘗試去理解種“升級版的堂吉柯德”，正展現出了日本這個“悲情民族”堅韌而又脆弱的一面。
在那個古樸而恬靜的花園中，勝元向歐格仁表露自己的人生感悟：每一片凋零的花瓣，每一口茶，每一次呼吸，每一個生命，都能體悟人生，這就是武士道。日本人鍾情於櫻花，唯獨愛它凋零的瞬間。正如勝元倒下，歐格仁在戰場上成為介錯人的那一刻，他悟道了：新的紀元來臨，武士們用鮮血驕傲的上演屬於他們的最後一幕。正如完美的櫻花，在最炫麗的瞬間，已經完成了它們的使命。
至於最後，明治對傳統文化的重新思考，只不過是出於藝術角度的一種昇華。帝王不能容忍理想主義者，歷史上的明治維新，用軍國主義偷換了傳統武士精神的概念。而歐格仁回到鄉村，回到美麗的多香身邊，這一情節實際上是編劇的一種“不忍”。旁邊用的是“我更願意相信”來解讀，便知其意。
《最後的武士》，是從美國人角度解讀的日本武士，未嘗沒有出於政治要求和商業利益的美化成分。該作品對於東方文化的理解，更免不了片面和膚淺。但這部電影所展現的，面對近代文明車輪的碾壓，傳統信仰堅韌而又無奈，如櫻花般凋謝，終究支離破粹。這種痛苦，不正是所有東方民族所應銘記的麼？
千錘萬鑿，粉身碎骨，應知我本意。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當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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