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們說了第一個話題，現代詩歌的精髓是什麼？這種精髓，能不能通過翻譯來傳達？接下來我們說說第二個話題，我們來說說詩人們的人生經歷和詩歌創作有怎樣的關聯？
我們先從詩人們的生活說起。平常，我們要是說誰過日子像個詩人似的，很可能是說這個人不善經營，行為古怪，或者私生活比較奔放什麼的。從詩人們的生活表象來說，這些也差不多是真的。這九位詩人，都是世界詩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雖然享有國際文學盛譽，在大學和文學機構擁有教職，但並不一定就過得富裕體面。
比如里爾克早年不得不放棄家庭生活，四處奔走，去巴黎解決溫飽問題。大詩人艾基成名以後，參加國際詩歌活動，還要向朋友借債墊付機票錢，到了晚年，才攢錢在莫斯科買了一套小單元房，靠不多的版稅生活，幾乎從不去飯館吃飯。我們前面說到的狄蘭·托馬斯，酗酒無度，一直生活得狼狽潦倒，住在崇拜者贈送的小房子裡。而他們和我們一會兒要說到的幾位俄羅斯詩人比，還要算幸福的。
相對來講，生活比較正常的，是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他擁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學獎，而且在201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過他的工作和詩歌沒什麼關係，他一直在少年犯罪管教所上班。詩人們的感情生活也是如此，他們會遇到一段又一段熾熱、激烈甚至扭曲的感情，因為詩人的熱情而全情投入，最後，大多是既給自己也給別人帶來不幸。北島說，“對於一個詩人來說，困難的是如何保持生活與藝術的距離。”他們過這種生活，是由於詩人的天性，這種真正的詩歌天性，容不得世俗的利益盤算和所謂的明察世故，這也是真正的詩人和假冒詩人的根本區別。
里爾克說，“倘若我假裝已在其他什麼地方找到了家園和故鄉，那就是不忠誠。我不能有小屋，不能安居，我要做的就是漫遊和等待。”狄蘭·托馬斯從來就不想尋求安穩正常的生活，他自稱要造就一個“瘋狂的狄蘭”，在短時間內耗盡生命和詩歌的力量，在39歲時，他連喝了18杯威士忌，死於酒精和藥物中毒。
北島在書裡回憶過一位上世紀七十年代北京詩壇的重要人物趙一凡，趙一凡在改革開放以後去開公司，這曾讓北島非常不解。後來趙一凡告訴北島自己下海的目的：他要賺錢把中國的詩人們“養”起來，給他們出版詩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而北島在中年以後發現，幸虧趙一凡的理想沒有實現，否則，將會給中國詩歌帶來災難，真正的詩人，必須去過和他的詩歌相通的生活，也就是那種我們普通人覺得有點兒問題的生活。
所以，詩人們的困頓和痛苦，往往是主動的選擇。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對詩人和命運的關係，有個著名的論斷，叫“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古文中的窮，並不是指經濟困難，而是說遭遇困頓、沒有出路。詩人在這種處境裡，經過憂鬱悲憤的刺激，結合自身的敏感和天才，才能寫出偉大的詩歌。洛爾加評價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話，也可以應用於本書中的所有大詩人，原話是，他們“離死亡比哲學近，離痛苦比智力近，離血比墨水近”，他們不只是調動技巧和智力在寫詩，而是投入了全部的情感來寫作。這種情感體驗裡，如果痛苦的成分太大，甚至會吞噬詩人。
保羅·策蘭是使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人，他在青年時代趕上了二戰，前半生一直在逃亡，先後經歷過不同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由於目睹了太多親人和族人的死亡，他在24歲時就寫下了傳世之作《死亡賦格》。這首詩製造出緊迫而單調的節奏，其中有一句“把死亡曲奏得更好聽些 死神是來自德國的大師”，至今還讓讀者感到沉重的壓抑。換一個別的人，也許會努力擺脫這樣的記憶，讓自己從痛苦中走出來，但這不是詩人的選擇。
策蘭選擇面對自己強烈的內心衝突，把這種悲劇感表現出來。他在一首《數數杏仁》的詩裡寫道，“數數杏仁，數數苦的讓你醒著的，把我也數進去”。這首詩是策蘭寫給在集中營裡被槍殺的母親的，他的母親當年常烤杏仁蛋糕，這是策蘭的童年記憶。杏仁是苦的，隱喻著整個猶太人的命運，他用數數的方式，把讀者和自己都拉進這種苦難體驗裡來，讓所有的人都要清醒地記住這些苦難。這首詩最後寫道，“使我變苦，把我數進杏仁。”這個結尾，暗示著策蘭的人生結局。1970年，他終於無法再忍受長期的痛苦抑鬱，從巴黎塞納河上的一座橋上跳了下去。有些詩歌，由於意象晦澀，以及先鋒化的語言，確實難以理解，但我們不能貿然懷疑詩人的真誠，至少，要看看這位詩人是怎樣生活的。
北島說，在某種意義上，詩人生來註定是受苦的，但絕非為了自己。他選擇的這些大詩人大多有著特殊的精神力量，會主動揹負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苦難。這種精神，在俄羅斯詩人身上體現得最淋漓盡致，這既是俄羅斯民族精神和文學傳統，也是特殊的時代背景導致的。比如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和帕斯捷爾納克，為了在詩歌中表現民族苦難，都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
曼德爾施塔姆因為寫詩諷刺當時的國家領袖而被流放。在流放中，他進入了詩歌創造的高產期。刑滿之後，他很快又再次被捕，最後在被押解前往西伯利亞途中，因為極度衰弱而死。五十年後，曼德爾施塔姆得到了平反。與他同時期的蘇聯作家愛倫堡寫道：“我的許多同齡人都陷入時代的車輪下。人的命運並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盤棋，而是像抽彩。”而曼德爾施塔姆並不是因為倒黴，他對詩歌有主動的使命感。曼德爾施塔姆實際上是個膽小的人，但有一次，他在宴會上，看到一個喝醉的秘密警察在胡亂填寫槍決人員名單，突然衝上去撕毀了名單，之後，他十分恐懼，連夜從莫斯科逃往烏克蘭。這個場面雖然不算特別英勇，但卻是真正的人性和尊嚴。
我們再來說說另一位俄羅斯詩歌代表，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雖然很早就在蘇聯詩壇享有盛譽，一度成為詩壇的代表。但由於創作風格不符合主流而越來越受到排擠，在四十幾歲以後，他已經不能再發表詩作了，只能靠翻譯度日。
在56歲那年，他決定寫作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他的理由是：“我對時代有一種巨大的負債感，我想要償還。對我來說，有責任對時代表明立場，我想記錄過去，為那些年代俄羅斯美好高尚的一面而驕傲。”這本小說歷時十年才完成，書中的主人公日瓦戈醫生的遭遇，代表了整個時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帕斯捷爾納克把自己無法發表的25首詩，全部附在了小說之後。
1957年，《日瓦戈醫生》被悄悄帶到意大利出版，並且獲得了第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隨後，帕斯捷爾納克開始受到官方的批判，還被作協除名。面對驅逐出境的壓力，帕斯捷爾納克宣佈放棄諾貝爾獎，他不願意離開自己的祖國。他對參與批判自己的作家們說：“我不指望公平，將來會為我平反。而我事先就原諒了你們。”一年多以後，帕斯捷爾納克因肺癌發作去世。許多人從莫斯科趕來，背誦他的詩作《哈姆雷特》為他送葬，這首詩寫道：“然而整個劇情已定，道路的盡頭在望。我在偽君子中很孤獨。生活並非步入田野。”這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心聲，他清楚自己的使命：詩人無法超越時代，唯一能做的，是為他的生活誠實地作證。
北島認為，俄羅斯詩歌金鍊上的這幾位詩人，具有獨特的原創性。他們的詩歌，是對人類苦難的偉大承擔和點石成金的語言技巧的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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