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學、藏學、敦煌學並稱為中國國內地域文化的"三大顯學"。 身為安徽人對於徽學的瞭解還停留在一種粗淺的層面也十分慚愧。想著還是得寫一篇吧，就寫一篇比"徽學"瞭解的稍多一點關於"敦煌學"的文章。既然是顯學，就是是研究熱門的意思，為什麼"敦煌文學"成了那麼多文學研究者的研究與痴迷的對象，就是筆者想告訴大家的其中重要的一點。
什麼是"敦煌學"
所謂的"敦煌學"，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經洞出土的寫本文獻，以後逐漸擴大到石窟、壁畫、漢簡乃至周邊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獻和遺存的古代文物。
當了如今"敦煌學"的含義範圍越來越大。成了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涉及敦煌學理論、敦煌學史、敦煌史事、敦煌語言文字、敦煌俗文學、敦煌蒙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與中西交通、敦煌壁畫與樂舞、敦煌天文曆法等諸多方面。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敦煌地區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
"敦煌學"的起源與《文化苦旅》
筆者對於"敦煌"的認識最早先的認識還是從餘秋雨的那本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莫高窟一篇文章開始的：
"莫高窟對面，是三危山。《山海經》記，"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見它是華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與神話分不清界線。那場戰鬥怎麼個打法，現在已很難想象，但浩浩蕩蕩的中原大軍總該是來過的。當時整個地球還人跡稀少，噠噠的馬蹄聲顯得空廓而響亮。讓這麼一座三危山來做莫高窟的映壁，氣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文化苦旅》餘秋雨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一說二十五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僱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但敦煌當地的富紳無人認識洞內這批佔物的價值，清政府也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於世界各地。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不認識"寶貝"的王道士當成了廢紙賤賣了這些珍貴的文物，可是最先發現這些文物價值的人竟然是外國的文物販子。
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還有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面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1925年8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講演時，使用過"敦煌學"一詞。193陳寅恪在為陳垣先生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學"的概念。在此前後，英文中也出現了Tunhuangology這個新詞。敦煌學漸趨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從一開始這個傳奇的故事就為敦煌文學造就了一種神秘感。這樣的神秘感不管從什麼感性與理性的角度上看都為了敦煌文學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敦煌學"的分支很多，筆者也只能從最熟悉的一個分支進行書寫，也就是
敦煌文學。
《敦煌文學研究》中說道："信仰是輿論之狀態，各種表現構成儀式則是某些明確之行為方式。是一種情感意志的凝聚，是人類思維方式與行為特徵的規範化，也不是一種自發而無用的存在方式。"因為信仰的出現導致了"敦煌"的出現，因為敦煌的出現而最終出現了"敦煌文學"這一分支。
"敦煌文學"的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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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口耳相傳為主要的傳播方式而且口耳相傳的模式也常常以固定的語法或者句法模式表現出來。自周紹良先生之《敦煌文學芻議》發表到顏延亮先生的《敦煌文學》以來，"敦煌文學"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已經更為明晰了。《二十世紀唐研究》的《文化卷》中的蔣寅也認為："敦煌寫卷作為偶然留存的一批文獻，從文獻學的角度加以研究固有獨特價值意義，要是從文學角度將它作為獨立的封閉系統來研究則有些不妥。"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前任會長，日本當代著名小說家井上靖（1907-1991）所寫的小說《敦煌》的舞臺是寫這個城市國家被西夏覆滅的過程。作者的意圖也是想要描述該城在地理和歷史上的特殊性，主線卻是對於敦煌研究有關傳說的神秘性不同的敘述和多角度展現。因為口耳相傳就導致了文學內容的傳播範圍並不是非常廣泛；因為口耳相傳導致了沒有固定範本的出現，沒有固定的範本就導致了很多材料的個性化。同一個故事、或者同一個題目可能會有很多的版本產生，這樣的結局就造成了人們探求那一個版本才是最初版本的探究心理。多重的版本就造就了敦煌文學的第一重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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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文提到了敦煌文學的主要傳播方試就是口耳相傳，文學的口耳相傳主要通過各種儀式進行。儀式這種東西本身就是一件具有神秘感的東西。《詩·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這時候的儀式的意思還僅僅是一種法律和法度的意思。《三國志·魏志·張既傳》"令既之武都 " 裴松之注引晉魚豢 《魏略》:" 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 從這裡開始就正式成為一種所以今天儀式所具備的意思了。儀式是人類社會生活高度集中的體現形式。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和勞動中，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儀式。這些高度凝鍊的禮儀，是人類告別野蠻、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從文學角度看，儀式的一次展演過程就是一個"文學事件"。
敦煌民間儀式，大致可分為世俗儀式和宗教儀式。世俗儀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儀式，如冠禮、婚禮、喪禮等；歲時禮俗儀式，如辭舊迎新的驅儺儀式、元日敬親儀式、三月三日禊潔儀式、七月七日乞巧儀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禦寒儀式、臘祭儀式；還包括其他儀式，如各種祭祖儀式、求神乞福儀式、民間娛樂儀式等。民間宗教儀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儀式，如俗講儀式、轉變儀式、化緣儀式等。這些具有崇高儀式感的東西而產生的跟宗教有關的作品就具有了十分崇高的神秘感,好比:
俗講它是指應用轉讀(詠經)、梵唄(讚唄)、唱導等手法進行佛經的通俗演講。俗講乃僧徒依經文為俗眾講佛家教義,現知明確標名"變文"或"變"者有八種:《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漢將王陵變》、《舜子變》(又題《舜子至孝變文》)、《前漢劉家太子變一卷》(又題《前漢劉家太子傳》)。這些佛教故事演化而成的故事就帶著深厚的宗教性與神秘性相互倚合的特徵。其中《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講的是"目連救母"的故事，這個故事演化出的一個節日就是"盂蘭盆節"，也就是"鬼節"。這些玄玄叨叨的東西再加上"和尚"們口耳相傳與演繹自然就會帶著一種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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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學殘卷還彌補了很多文獻空白。詩歌方面：其中有古代選本《玉臺新詠》、《文選》和唐代詩歌選集、詩集殘卷如《唐人選唐詩》、《詩總集》、《白香山集》、《高適詩集》等，還有一些唐代詩人的詩篇、詩句，如韋莊的《秦婦吟》本身在敦煌殘卷沒有發現之前都是空白的。我們看到這些集子大部分都是殘缺不完整的，而敦煌殘卷將這些本身不完整的東西補充了完整。讓我們得以看到很多書籍的全貌。這些殘卷為《全唐詩》補充了很多詩歌，更為研究唐詩增添了重要的資料。另外，敦煌話本小說，如《廬山遠公話》、《葉淨能詩》、《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為研究唐代傳奇小說的發展和宋元話本小說的淵源，提供了新的資料和探索途徑。
又比如歸義軍張氏初期的大中五年（851）十一月歸義軍設立前夕，悟真奉使長安、"詔許巡禮左右街諸寺"時，與長安僧界有過一次文學交往。這是現知張氏歸義軍設立前夕敦煌和長安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學交往，也當是張氏歸義軍設立前夕乃至整個張氏歸義軍初期敦煌和長安僧界的第一次文學交往。這次文學交往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今所能見者可以分為兩部分。其一是直接出自此次文學交往中的悟真和長安僧界的作品，包括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所寫《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辭謝》（P.3720）、《悟真輒成韻句》（S.4654）等在內，總計詩、文15題16篇（內一篇題存、詩佚、作者名亦佚），又附詩一首（作者楊庭貫非僧界人士，可能是參與悟真與京城朝官及辯章、宗茝、圓鑑、彥楚、子言、建初、太岑、棲白、有孚、可道、景導等京城高僧大德過從的一名朝官）。這些作品是：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內講論賜
紫大德辯章贊獎詞 辯 章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辭謝 悟 真
依韻奉酬悟真大德 辯 章
七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二首 宗 茝
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一首 圓 鑑
五言述瓜沙州僧贈款詩 彥 楚
五言美瓜沙僧贈款詩一首 子 言
感聖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師悟真
上人持疏來朝因成四韻 建 初
五言四韻奉贈河西大德 太 岑
奉贈河西真法師 棲 白
又立贈河西悟真法師 有 孚
又同贈真法師 可 道
又贈沙州悟真上人兼送歸 景 導
又贈沙州僧法和 佚 名
悟真輒成韻句 悟 真
這些帶著宗教意味具有豐富史料價值的東西也為敦煌文學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因為這樣促使人們去考證、探索他們真正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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