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比干自幼聪颖好学上进，兴趣广泛，悟性高，观察力敏锐，知识面宽阔，且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身为王室贵胄，他二十岁即以少师（成汤时期伊尹、仲虺担任过的职务）高位辅佐大哥帝乙治国理政。
帝乙时期，西方的岐周部落和东南方的诸夷部落联盟、北方的鬼方部落和人方部落这三股势力对殷商边陲构成了泰山压顶式的威胁，四面合围，相互胁从，常年骚扰掳掠殷商边民，有时甚至长驱直入，纵马殷商首都朝歌郊区（牧野之地）大肆劫掠，糟蹋一方后对殷商王室再行羞辱。为此，终帝乙一代，帝乙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外用兵上，一方面消弭边患，保国安民，一方面开疆拓土，巩固边防，以确保殷商的长治久安。殷商王朝的内政事务多由少师比干打理，这种一主外一主内的国家治理模式自帝乙死后，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帝辛时期。
比干天生的同情心重，悲天悯人，扶助弱小，怜惜生灵，见不得治下的底层民众受苦受难。普通人的怜悯心是一种美德，而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政府领导人来说，这种普施仁爱的美德却不免流于心慈手软，看到不公正、不仁不义的人和事就要上前去理论、去抗争、去改变，改变不了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较劲，直至“以身殉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既是比干性格中一个“完美的缺陷”，也是他一生悲剧命运的终点。
完美主义者比干在位时期极力推行减轻赋税徭役、铲除豪强势力的政策，加快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以满足殷商广大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一手抓农牧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改良，一手抓冶炼业和铸造业的发明创新，两手都很硬，两手都很成功。
文人秉性的比干宰相肚里能撑船，但嫉恶如仇，惯于抑强扶弱，处理起朝务政事也是雷厉风行，讲求实效。在他的主政下，殷商的社会风气和面貌在帝乙即位之初焕然一新，呈现出中兴的迹象，连帝乙也想不到自己这个弟弟有如此大的作为，所以放手让比干主抓全面工作，直到临死前，还想恢复兄终弟及的祖制，把帝位传给比干。比干坚辞不受。
今人想象古代奴隶社会，常常是这样一幅可怕的教科书式图景：炎炎烈日暴晒下，衣不蔽体的奴隶们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一刻不得闲地劳作，周围是满脸横肉的监工在凶狠地大声呵斥，嘴里不干不净，粗大的皮鞭不时像雨点一样落在奴隶们伤痕累累的身上。突然，有一个体弱的奴隶累晕倒地，立马被一伙如狼似虎的家丁抬出去扔到野地里喂狗。旁边的树荫下，那些肌肤嫩白如雪的贵族老爷少爷小姐们在奴隶们的惨叫声和仇恨的怒视中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自阶级社会以来，人人生而不自由，不是奴役他人便是被他人奴役，而奴役和被奴役都是一种不自由，从而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哲学意义上，奴隶制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形态，也存在于现代文明世界的某些角落，如人口贩卖、家庭暴力、非法拘禁、抢劫强奸、强行劝酒灌酒，以及各种潜规则、过劳死、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病莫不是古代奴隶制的残余或孑遗。比较而言，殷商的奴隶们是以自身的无偿劳动创造财富，供他人（包括但不限于奴隶主）享用，堪比当今黑暗职场的无偿加班，前者是有形的奴隶制，后者是无形的奴隶制，除却有限的人身自由，二者在劳动强度及其性质、规模上并无二致。
延续了几百年的奴隶制及其社会风尚在殷商人眼里早已司空见惯了，今人臆想的奴隶们破坏生产工具、毁掉劳动果实乃至集体反抗奴隶主阶级的现象不能说没有，但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奴隶们想到的可能还是像伊尹那样摆脱奴隶身份，出人头地，直至当上大官，光宗耀祖。这种由来已久的顽固观念依仗早期国家的暴力机器，使得少数奴隶主及其寄生阶层得以在现世和来生的引诱下长期统治包括战俘和奴隶在内的多数民众。牧野之战以前和之后，殷墟甲骨文均没有奴隶反抗暴动的记载，这也使得牧野之战中据说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帝辛军队阵前集体倒戈的历史定论值得商榷。
处于奴隶制巅峰的殷商晚期，两大阶级矛盾激化和尖锐对立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奴隶主集团的领袖人物比干也意识到了把奴隶当作牲畜或“会说话的工具”既不人道，也不可持续，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那些来自东南方的夷族部落在与殷商的战争中失败，其中文明层次较高的战俘奴隶在来到殷商以前有的还是自己部落、国家的奴隶主或官员，从未当过奴隶的他们应该是反抗意识最强烈的殷商朝奴隶族群，他们念兹在兹的是自己过往的奴隶主和贵族地位。在与这些一落千丈的前奴隶主和前贵族的交流中，对动物、牲畜尚有怜恤之心的比干致力于改善广大战俘奴隶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他看到了一部分优秀奴隶的创造潜力，这些潜力与奴隶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相伴而生。哪怕仅仅为了提高奴隶们的生产劳动效率，提高奴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也是大有必要的。比干清楚地看到了殷商奴隶制的潜在危机，不解放自家的奴隶，殷商王室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变成他人的奴隶。
经过调查研究，比干发现，外来的优秀奴隶诸如那些曾经在本国本地区担任过专业职务的战俘奴隶，他们的智商、情商和创造力就一点不比殷商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差到哪儿去，他必须做点什么才能拉平外籍人才和本土人才之间的差距，缓解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在三千多年前的某个黑暗即将退去、光明即将降临的时刻，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爆发了：民本清议，士致于道。比干的这句话包含了原初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三位一体”精神。他的主要论据还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伊尹、傅说、甘盘等一批奴隶出身的殷商重臣门的事迹。
“民本清议，士致于道”的深层含义是“人人生而不自由，但是人人生而平等”，唯有平等，方得自由，也唯有自由才能消除后天的不平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比干应该是第一个提出解放奴隶继而改良奴隶制的倡议。按照传统史家的说法，比干提出的倡议固然是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巩固自己所属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但客观上，他的宏大叙事和随后采取的政策举措大大改善了奴隶们的悲惨处境。据说两千多年后，费尽周折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林肯才有机会签署解放奴隶的法令，那时候，美国奴隶们的数量和悲惨命运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均有所反映，从中可以推想殷商奴隶们的处境。
事实上，林肯总统解放的美国奴隶不限于黑人奴隶，也有少部分白人奴隶、混血奴隶和战俘奴隶、债务奴隶、印第安土著奴隶。美国的建国者及其前辈们对于印第安土著部落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屠杀几与两千多年前的征服者无异，只是给被屠杀的印第安部落的战俘奴隶们贴上了一个“野蛮人”的标签，而“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和屠杀就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史册和教科书并被美化。值得温馨提示的是，林肯总统本人虽不姓林，但他的性格秉性、体貌特征、思想言行与殷商王朝的比干少师何其相似乃尔，都是主张解放奴隶的人类先行者。
与教科书描述的高高在上钟鼎玉食养尊处优有所不同，殷商的成汤、太戊、武丁、祖甲等帝王都有过艰苦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曾跟底层民众打成一片，有的君王还和奴隶们一起参加耕田种桑伐木渔猎等重体力生产劳动，对民间疾苦特别是奴隶们的悲惨经遇有着切肤之痛的了解。上台后的他们能够主动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采取减轻劳动者身心压力的良政措施，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这种最高层与最底层的互动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比干身为殷商朝第二号领导人，继承发扬前三十任商王的传统，深入民间吊死问孤，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改良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就不言而喻。据史实而至常识性的逻辑推理，有时候胜于考证。
无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都是共同的人类价值观或其参照，制度性、观念性的剥削和压迫较之现实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比干看到了这些莫以名状的障碍对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危害和羁绊，在主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推行人本主义色彩的“宽以治民”政策，以团结最广大民众，服务于殷商特色的华夏文明发展道路。
人本主义是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基石和温床，以人及其人性为本而不是以人的动物性为本或将人视为动物性的存在，决定了为政者的思想境界与执政水平。为政者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成为推动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进而引导并升华人性中的善良和正义、神圣与崇高，使人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充分享有与这种善良和正义、神圣与崇高相匹配的物质成果，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默契。人本主义的层次决定着与其对应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层次，有什么样的人本主义就有什么样的人道主义，就有什么样的人文主义，而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在不同的阶级、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社会集团的属性也是不同的，但都是基于以人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观。
世界性的人本主义思想萌芽于殷商帝国的成汤时期，经过“六七贤君”的历代中兴，传承到帝辛-比干时期，近六百年的内部和平使得殷商社会的奢靡之风弥而不散，比干肩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任，很多事儿也由不得个人主张，只能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义无反顾地走完他的一生，生命于他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或寄存，于人则是一种先天的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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