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與李自成起義有著很多相通之處，兩者都是在中央政權衰落之後迸發的農民起義，洪秀全是一個落魄的文人，李自成則是一個下崗公務員，他們帶領的，都是在當時處於弱勢的群體，洪秀全利用宗教團結了受欺壓的客家人，李自成則聚集了西北捱餓的農民。他們兩個也都長於征戰，短於建設，洪秀全在佔據南京後迅速腐化並熱衷於內鬥，李自成無力約束手下，佔領北京不久就不堪一擊。
（太平天國運動和李自成起義有很多相似點）
總的來說，這兩個農民領袖都遠遜於朱元璋這樣的頂級選手，充其量和黃巢一個級別，缺乏長遠目光。但是兩次起義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太平天國成功被清朝鎮壓，而李自成最終卻攻破了北京，建立了大順，之後又被滿清迅速打垮。
平心而論，太平天國時期的清朝情況一點也不比明朝好，清朝面對的是已經工業革命，遠遠領先於自己的西方，其實力差距遠比明朝和滿清的差距大，而內部，清朝是異族統治，合法性上遠弱於明朝。但最終清朝卻續命了60年，而明朝則迅速覆亡。這其中唯一的變量就是兩方統治者的不同，咸豐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水平，要高於剛愎自用的崇禎，其對漢族地主私自募兵的允許成功為大清續了命。
一、清末的處境比明末更差
清末和明末的中央政府都面臨一個相同的問題，那就是中央的衰微和財政的緊張。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是王朝週期律下，到了後期，官員必然會越來越腐化，效率越來越低，但更重要的，則是外敵的消耗。
明朝開始急劇衰落的起點就是薩爾滸戰役，為了應對努爾哈赤的後金，明朝被迫投入鉅額的財政支出，到1620年，明朝的軍費已經漲到了2000多萬兩，約佔收入的2/3，到了崇禎年間，軍費更是飆升到了國庫無法應對的高度，明朝與滿清關鍵性的松錦之戰，明軍之所以迅速失敗就在於崇禎已經窮到連一週的糧秣軍餉都付不起了。李自成之所以起義，也恰是財政緊張之下明朝對公務員的裁剪以及對西北加派“遼餉”。明朝時期，官紳階層因為有優免權而不用交稅，因此負擔都落在了窮苦農民上，這是起義的根本原因。
清末也是如此，和洋人的兩場戰爭不僅一敗塗地，而且賠款甚多，最重要的是，這兩場戰爭的失敗對於清政府的威望損害太大。明朝和滿清打，好歹首都沒有丟，而清朝的咸豐直接拋棄北京逃竄，這是何等的恥辱。清朝本就是異族統治，這種戰敗會導致漢人對其合法性產生巨大的質疑。洋人的軍事和經濟入侵使得清朝實力大損，由於關稅和經貿喪失了自主權，清政府的財政受到很大削弱。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興起，來源於廣西地區客家人與本地人的械鬥，而之所以頻繁械鬥全在於廣西地方政府已經窮到無力維持秩序，這才導致洪秀全做大。
（清軍在洋人面前毫無還手之力）
平心而論，清末的局勢比明末差的多，明朝和滿清差距不大，如果明朝有時間喘息，滿清幾乎沒有機會，每次大戰，明軍固然戰敗，但清軍也損失不小，而滿清對洋人，則是毫無勝利可能，清朝最仰賴的八旗子弟、蒙古馬隊和綠營，都在洋人面前一敗塗地，僅造成了兩位數的傷亡。這使得清朝幾乎完全是任人宰割，如果不是清朝統治者圓滑狡詐，恐怕清朝連20年都撐不了。
二、咸豐允許地主私自募兵，崇禎嚴厲打擊“土寇”
在這種財政崩潰，中央無力約束地方的情況下，咸豐順水推舟，允許地主招募團練以自保，同時任命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總管各地團練，私自募兵，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即都是起源於此。當時朝廷內有人擔心這樣做會導致漢族地主和地方勢力做大，但是肅順卻力排眾議，主張以漢制漢，大力放權於曾國藩等漢臣，事實證明，在八旗和綠營等中央軍隊不堪用的情況下，這的確是個妙計。
咸豐和肅順敏銳的察覺到漢族地主和太平天國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每過一處都燒燬孔廟，焚燒儒家經典，此外，他們還熱衷於殺害各地地主，將其土地賞給太平天國的功臣，這等於從信仰和利益兩個層面上觸及官紳階層的底線。因此官紳階層對於太平天國可謂恨之入骨，不用朝廷下令，他們就會自動募集團練清剿太平軍，正因為有著官紳地主的巨大支持，曾國藩才能如此順利的消滅太平軍。
（咸豐的政策催生出了一大批擁有強軍的漢族地主）
明末也是如此，很多人只知道明末有李自成這樣的流寇，卻不知還有地主組建武裝的土寇，明末時期，由於中央衰微，各地地主爭相募集團練，紛紛成為稱霸一方的坐地虎，朝廷令官員去清剿，但由於缺糧少彈，無人能勝任。因此到了後期，凡是任命到土寇猖獗地區的知縣紛紛棄官逃走。
當時的土寇其實是既抗官也抗擊流寇，他們作為坐地虎，並沒有稱霸天下的野心，而只想保住自己一畝三分地的自治權，因此，他們既反對朝廷派來管束他們的官員，但更反對李自成這樣的流寇，因為流寇會搶掠他們的土地，摧毀他們的根基，當明朝政府衰弱到已經完全無力管束地方時，這些土寇居然代替了明軍，成為了抗擊李自成最主要的力量。如果崇禎不執拗於貌似正確的維護中央權威的原則，不但不征剿土寇，反而命令其私募團練，抗擊李自成，那麼明朝軍隊的壓力無疑會小很多，進而避免兩線作戰，但是崇禎沒有。
（由於崇禎死活不放權，有能力大幅抵抗李自成的只有越來越少的官軍）
很多人認為咸豐決策錯誤，崇禎反而正確，因為這會導致地方做大，這明顯是愚蠢至極的書生之見。在中央強盛時，約束地方固然正確，可當中央衰弱到根本無力約束地方時，你強行去征剿地方勢力，屢戰屢敗，除了空耗國家資源，又有什麼意義呢？還不如利用地主與流寇間的矛盾，中央漁翁得利。在衰微之時還強力約束地方，連當下都過不去，還談什麼未來？
三、清朝與列強妥協，鐵血大明兩線作戰
清朝另一個成功之處（或者說無恥之處）就是不惜任何代價和列強修好，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終於認清了形勢，與列強簽訂了極為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瑗琿條約》，通過開放港口、戰爭賠款、出賣主權以及割讓大片領土等方式滿足了列強的利益，與之相反，洪秀全不僅拒絕了列強的提議，反而按照其“教義”要求列強效忠於他這個天父二兒子，這種反差使得英法美俄列強在清朝與太平軍的衝突中一邊倒站在清朝一邊，這不僅使得清朝得以全力征剿太平軍，還能借助洋人的力量加強武備。（向西方購置裝備，並僱傭洋槍隊）
（清朝藉助洋人的力量大幅加強了武備）
清朝這種用出賣主權的方式來換取政權延續的確十分可恥，但是清政府的目的從來就不是什麼維護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或華夏的榮譽，其只是想維護其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權，華夷之辨和氣節等儒家觀念對他的約束力實在不大，為了保住政權，他什麼都可以做。
明朝則不同，崇禎也曾聽取楊嗣昌建議，命令陳新甲去和滿清議和，但消息暴露後，遭到了明朝士大夫階層的集體抨擊，崇禎本人由於太在乎自身的顏面以及本身受儒家薰陶較深因此放棄了議和，寧肯兩線作戰身死國滅也不願再提議和之事，這也導致了悲慘的結局。這種做法固然保住了顏面，但是最後身死國滅，所有人都成了外族的臣民，這難道不是更大的屈辱嗎？漢朝前期向屈服於匈奴，並不妨礙之後的一雪前恥，但明朝的道德觀念顯然已經很僵化了。
清朝在內憂外患之下利用其政治操作又續命了60年，不可謂不成功，但最終其依然無法抵過民族主義和工業化的浪潮，並最終於1911年壽終正寢。正所謂，再高超的政治手腕也無法扭過歷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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