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5年卷》，作者：黃道炫，出版：社科文獻出版社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廣昌戰役是最引起注目的一次戰役。正是在這次戰役之後，中共中央開始考慮戰略大轉移。多年來，廣昌戰役已被作為當時中共中央錯誤軍事路線的標本，其失敗被認為鮮明地指示著當時中共中央總體戰略的錯誤。但是，當我們面對具體的歷史事實時，不無驚訝地發現上述原則論定其實並不一定具有強有力的史實支撐。本文以廣昌戰役為中心，試圖通過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這一戰役及其背景的嘗試性復原，加深對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共總體軍事政策的理解。
博古與李德
一 中共的反“圍剿”準備和作戰方針
1934年4月，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進行達半年之久後，其在蘇區外圍的清理工作基本結束，開始向中央蘇區的腹地廣昌挺進。這意味著國民黨軍的觸角已經伸向蘇區基本區域，國共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戰爭進入決戰時期。 雖然有福建事變的影響，但國民黨軍在蘇區外圍長達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變耽擱的兩個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圍剿”中歷時最長的第三次“圍剿”。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的極其緩慢、謹慎的行動方式，清楚地體現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圍剿”策略，也給中共的應對提出了重大難題。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在初、中期的戰略指導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對運動戰方針高度重視，並在戰略上堅持予以貫徹。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給閩浙贛省委的指示中批評了單純防禦的思想，強調：“消極的堵防的政策，不論軍事上與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軍事上，在部隊數量暫時我們還比敵人小得多的時候，分兵把口，實際上就是使我們在敵人的殘酷的集中兵力的進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提出：“最好的鞏固蘇區的辦法，就是積極的開展深入白區的游擊戰爭，發展與擴大蘇區”。11月，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要求：“應在敵人後方要道，發展井岡山時代遊擊襲擊的精神、第四次戰役的挺進成績，來配合作戰以及轉變戰局。”1934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就開展游擊隊工作發出訓令，指出：“游擊戰爭的開展，是主力紅軍在決定勝負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要求“對任何忽視游擊隊工作的傾向，堅決進行鬥爭”。共產國際對運動戰原則也反覆強調。早在1933年3月，共產國際電示中共中央軍事方針：“既要保衛蘇區，尤其是中央蘇區，又要保持紅軍的能動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領土的喪失。要規定幾條可行的退路，做好準備，在人煙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給養的根據地供紅軍隱蔽和等待良好時機。應避免與敵人的大隊人馬做無益的衝突，採取誘敵深入，分散敵軍，瓦解敵軍，拖垮敵軍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擊戰的方法。”10月和次年2月，共產國際又兩電中共中央，進一步強調運動戰的作戰方針：“我們的行動不應該採取陣地戰的方式，而應該在敵人的兩翼採取運動戰。”“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的隊伍在運動戰中已經獲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但不能在強攻敵人的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共產國際的這些意見，起碼在理論上統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戰理念，李德回憶：“至於陣地戰，不管是什麼形式都不合適，這一點我們大家是完全清楚的。”中央蘇區軍政領導人普遍認為：“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運動戰是內戰中主要方式”。中共的這種作戰方式，其對手蔣介石體會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談到：“現在我們打土匪，真面目的陣地戰很少，而隨時遭遇的游擊戰特別多。”
應該指出的是，對當時的中共中央有著重要影響的王明在這一問題上認識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全會發言談到，中共中央正在執行的軍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例如，為避免和敵人過大力量底作戰；或者為的抽出時間準備和找到好的機會再作進攻等等），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瞭解，機械地瞭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本著這一思路，他強調，打破蔣介石新一輪“圍剿”的主要辦法應是：“把中央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從內防守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及游擊隊在蔣軍後方和兩翼方面實行廣大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配合起來”；指出：“中國革命是一種長期性的堅（艱）苦鬥爭，六次‘圍剿’，雖然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殘酷鬥爭的嚴重的步驟，然而它不僅不是最後決定中國命運的鬥爭，並且也不是決定勝負的鬥爭。”
不過，共產國際、王明雖然注意到運動戰、游擊戰的作戰原則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應，但遠在數千裡之外的他們其實並不一定對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瞭解。應該看到，戰爭畢竟是敵對雙方戰略戰術的相互較量，由於國民黨方面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將“極力剝奪紅軍進行一般的運動戰，尤其是遭遇戰鬥、襲擊的機會”作為其戰略戰術“最基本的要點之一”，中共以往最為得意的運動戰、游擊戰都面臨嚴峻考驗。以誘敵深入為例，由於國民黨軍力量上的絕對優勢和進兵時的極端謹慎，導致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對敵方單兵突進部隊實施打擊的機會大大減少，李德談到：“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也就是說敵人不放棄堡壘戰，那就沒有希望得到……我們埋伏在這裡，而敵人就可以絲毫不受干擾地繼續推行它計劃中的堡壘政策。這豈不意味著，我們自己放棄了蘇區的重要地區，而不去利用時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林彪還進一步指出：“誘敵深入的方法，在對付歷經慘敗而有無數血的教訓的敵人，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而且，由於國民黨軍推行堅固、密集的堡壘政策，紅軍運動戰的區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紅軍反“圍剿”初期在硝石、滸灣一帶主動出擊，試圖在運動中把握機會消滅對方，就由於對方處處設防、時時築碉而難覓勝機。指揮作戰的彭德懷等對此深感無奈，不無急躁地認為：“敵人正在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機會減少，我軍需要充實主力，儲集力量與敵人大規模作戰。”對於堡壘戰中的雙方對壘，彭德懷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等如貓兒守著玻璃裡的魚可望而不可得。”
面對國民黨軍的戰略改變，紅軍當然不應一成不變。其實，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在解釋紅軍挺出閩東南地區攻打漳州原因時就指出：“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也就是說，在新的形勢下，紅軍不應再固守原來誘敵深入、內線作戰的一貫戰略，而應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主動出擊，打到敵人後方去，從根本上破壞敵人的部署。這和其原先的誘敵深入戰術恰成對比，可謂兵無常形的最好註解。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則強調：“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
放棄經營數年的中央蘇區，集中兵力直搗敵之後方，這樣的作戰計劃確實需要極高的想像力和極大的決心，它充分體現著毛澤東不羈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異的謀略，和其一貫的軍事謀略是相吻合的。不過，對於中共當時的軍事、政治決策者而言，在對前景還沒有完全絕望，又有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美好回憶背景下，確實不太可能一開始就直面這樣一個破釜沉舟的設想。何況，以紅軍的現有力量，挺進到國民黨政權的縱深區域，在一個不具有群眾基礎、迴旋餘地也有限的地區作戰，風險也相當巨大。畢竟，毛澤東的根據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敵人薄弱環節這一基礎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當時選擇在中央蘇區展開反“圍剿”作戰確也不應感到意外。關鍵在於，後來的結果證明，留在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事實上也就意味著第五次“圍剿”的不能被打破，而離開蘇區進行外線的運動戰，可以說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無奈選擇。只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剛剛開始時，雖然人們普遍已經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嚴峻考驗，但大部分人仍不會輕易認同這一估計，畢竟，“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 當毛澤東提出外線作戰的思想時，他實際是把運動戰的思路放到全國這樣一個大的棋盤上作出重新的定位，這可以說是深得運動戰之精髓，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雖堅持運動戰的原則，但在當時形勢下蘇區內部的運動戰由於遊擊性流動性的縮小，事實上已難以發揮其曾經有過的威力。不過，我們究竟不能因此就否認當時中共中央還在力圖貫徹運動戰的原則，遵義會議決議談到：“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在內線利用敵人前進實施突擊以消滅敵人畢竟是當時條件下運動戰的兩種形式之一，而這一形式在當時的主要體現就是“短促突擊”戰術。
二 “短促突擊”戰術
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選擇、運用“短促突擊”，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反“圍剿”作戰初期，當時由項英代主席的中革軍委曾嘗試到蘇區外圍進行外線作戰，頂出去打，力爭主動，其攻擊方向主要為國民黨軍較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區，試圖在此調動國民黨軍實施殲滅戰，以打擊國民黨軍有生力量，打破國民黨軍封鎖線，保持與閩浙贛蘇區的聯繫，破壞國民黨軍的堡壘戰術。這一戰法，和第四次反“圍剿”中首創的在蘇區外圍進行大兵團伏擊的思路可謂一脈相承。
中革軍委期望：“假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以內，能夠在黎川獲很大的勝利，那末，蔣介石的第二步驟就更要小心了，那麼我們便可採取旋迴政策，推遲和避免與他決戰。”在這一思路指導下，紅軍相繼展開硝石、滸灣等戰役，並取得一定成果，但這一作戰方針遇到難題也很明顯。由於國民黨軍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和對防禦工事的特別重視，紅軍進入國民黨軍控制區域後，處處受制，不僅難以調動對方，自身後路還常有被切斷之虞。時任紅13師政治部主任莫文驊談到：“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在主動進攻，試圖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實際上由於紅軍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敵人堡壘密佈的白區作戰，故我們一開始就處於被動的境地，可說是虎落平川。”
在難以頂出去打，又希望堅守蘇維埃現有區域的情況下，紅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開始在蘇區外圍與國民黨軍展開運動防禦戰。當時，人們普遍認同：“消極的防禦一定是失敗的”，“應採取積極的和運動的防禦”，對在防禦中堅持運動戰原則，力爭主動，在理論上有清醒認識。被認為推行了消極防禦政策的李德和項英當時都明確指出，紅軍反“圍剿”戰爭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敵人堡壘主義的條件下，尋求運動戰，不要在進攻堡壘中，來消耗我們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壘外，於敵人的運動中，來消滅其有生兵力”；“應該避免進攻要塞堡壘地域，甚至避免正面進攻停止的敵人。我們戰術的特質就是要搜求運動中的敵人，特別是他的翼側施行迂迴，或因地形和時間的關係施行包圍，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擊敵人縱隊第二、第三梯隊的翼側。”國民黨軍在廣昌戰役後的總結中也談到：“匪每欲以碉樓線，襲留我主力於正面，利用其重兵，襲擊我之側背。”國民黨方面談到的這種戰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運用最多的“短促突擊”戰術。 所謂“短促突擊”，即以一部防禦吸引敵人，同時將主力埋伏在附近，當敵軍出現在我前沿陣地時，以埋伏之主力部隊“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
李德具體規定了這一戰術的幾個主要原則：“向敵人運動中的部隊進行短促的側擊”；“在敵人後續梯隊或堡壘內來的增援隊未到達前，迅速解決戰鬥”；“要最堅決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戰，以便確實的避免延長戰鬥”；“迅速轉變自己的突擊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敵人諸縱隊的內翼側，在其諸縱隊間執行機動。”簡言之，就是要吸引敵人於堡壘之外，集中優勢兵力，迅速對敵人實施包圍、速決殲滅，“他不是一個正規的攻擊戰，也不是一個正規防禦的戰鬥，他是混用著各種複雜的戰鬥方法”，包含了這一時期中共用兵的幾個基本原則：迅速、突然、機動、集中兵力。這一戰術於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不久，在實踐中得到運用。
1933年10月中旬，項英就硝石戰役發出指示：“三軍團應力圖在十三、十四兩日，向西及西南以個別的短促的打擊在一師以內之先頭部隊，不應與敵之大兵力作戰，不應向硝石作任何攻擊。”11月底，項英再次提到：“對敵各個部隊不大於一師（的），給以短促迅速的突擊……要避免與敵人的兵力過早開始決戰。”周恩來、朱德則在致林彪、聶榮臻電中，就截擊國民黨軍吳奇偉師指示：“這一截擊應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絕對不應正面強攻”。11月27日，“短促突擊”已出現在紅軍指揮員的日記中，紅五軍團13師師長陳伯鈞寫道：“我軍有集結主力，以‘短促突擊’側擊該敵之任務”。“短促突擊”戰術在實戰中運用已較經常。 應該說，對“短促突擊”戰術作出最集中闡述的是代表共產國際駐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
李德總結了國民黨軍新一輪“圍剿”中所取戰略，指出敵人在戰略上放棄了過去的堅決的突擊，而採取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面對這一新形勢，紅軍像以前那樣採取誘敵深入的大規模運動作戰已不太可能，短促突擊的方法應是相對可行的選擇。短促突擊主要包含著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利用支撐點的防禦以吸引敵人。支撐點的防禦不是目的：“不是為要頑強扼守陣地或消滅敵人，而是為徵取時間及誘引敵人（誘引敵人遠離其堡壘以便我突擊隊隱蔽的突擊之）；因此運動防禦只應同敵人的先頭部隊（偵察、前衛游擊隊等）作戰，並迫使敵人的主力展開，當執行了這個任務時，即有計劃的轉移到後一個地區……運動防禦是為著保證我們主力在有利條件下施行突擊的機動，如過早的退出戰鬥或頑強的戰鬥，都不能保證這些條件的構成。”“發展游擊戰爭，支撐地域的防禦及進攻敵人的堡壘，為革命戰爭的輔助方式。這些戰爭方式，應協助造成戰術的環境，使我們能實現基本的原則：即是以主動的機動，於堡壘外，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
二是對被誘引的敵人在運動中實行突然的集中打擊，殲滅敵人。這是短促突擊的關鍵所在：“主力的機動和突擊是有決定意義的”，“作戰時應使用全力以便一舉而迅速地解決戰鬥”。實際上，紅軍一貫的誘敵深入的運動戰戰術其關鍵詞也不能離開短促、突擊，從這一點上說，短促突擊在戰術原則上並不具有多少新的內容，只是在國民黨軍新的作戰原則下運動戰的策略調整。
總體來看，短促突擊戰術，作為持久防禦總方針下的一個戰術原則，著眼於防禦戰中儘可能發揮紅軍善於集中力量打運動戰的優勢，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單純保有地域為原則。這一戰術要求儘量機動掌握兵力，避免與敵人過多地消耗，還要儘可能地減少自己的犧牲。中革軍委強調：“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戰鬥的勝利不是佔領地方，而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及奪取其器材。”“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質基礎及我們新的原則為出發點。”
李德也談到：“如遭遇的突擊未成功，而敵人又已構成‘戰鬥正面’時，則不宜繼續強攻固守的敵人，而應當退出戰鬥，爭取其他方向的先機之利。立於主動地位，決心和實現決心的靈活性，在這裡是有重大意義的。由已得的勝利爭取全部勝利的頑強性與在不利時勇敢退出戰鬥，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輔助的，這就在乎良好（沉著與堅決）指揮員的適當運用。”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最大限度地殺傷對方而儘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視為紅軍極其重要的戰鬥原則。
除李德外，紅軍主要指揮員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也曾撰文論述短促突擊戰術。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談到：“在敵躍進和推進時，靈活的運用攻擊的戰術動作側擊和短促的突擊，來取得敵人資材，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敵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這樣積極動作，爭取每次戰鬥的勝利，才能展開戰役上的勝利，完成持久戰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總結高虎腦戰鬥時指出：“突擊隊能英勇與適時施行短促突擊，守備對能堅決與頑強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義的。”林、聶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實施運動戰的電文中就提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敵，則誘敵和放敵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敵運動中消滅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該地有敵前進時，則應以一部兵力進行運動防禦戰，滯敵前進……我主力軍到達後，如見敵工事尚不堅固，則以主力攻擊之，如敵堡壘已極堅固，但聯絡堡尚未做好，則應佯攻與圍攻其堡壘，而打擊敵來作聯絡堡之部隊或增援隊。”這一思路在林彪關於短促突擊的文章中進一步得到發揮。
雖然，高級紅軍指揮層對短促突擊戰術有相當程度的認同，但在總體戰略受制於人的情況下，短促突擊儘管可以發揮一定的效果，其成績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國民黨軍採取穩紮穩打、步步推進戰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對方突進部隊實施突擊機會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說的，國民黨軍大膽前進，“一下子離開其基本堡壘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況，往往發生在“二0至三0裡的地域上集中十個師以上，而在十里以內的地域內有三個到四個師的突擊隊”的前提下，在對方兵力如此厚集時，紅軍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殲滅戰的戰果，困難重重；其次，國民黨軍“推進的距離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側暴露緣著其預定的道路兩側推進，其正面很窄狹，以極大縱深集團推進”，紅軍突擊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隊，也難以形成殲滅戰，林彪、聶榮臻當時就談到：“在敵人堡壘外的近距離或從堡壘間隙中去求運動戰，結果仍變成堡壘戰，以大部隊在這種場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擊，結果打響之後仍然不易擺脫”；再次，紅軍在兵力、武器均處嚴重劣勢情況下，短促突擊在短兵相接這一作戰階段，損失和犧牲仍嫌過大，紅軍難以長期承受。
因此，短促突擊戰術可以說是在戰略被動的大背景下一種無奈的戰術選擇，它雖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軍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樣可以發揮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我們在戰略戰術上，是一方面要極力利用革命戰爭的各種輔助方式（游擊戰爭防禦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機動，以主力尋求在更寬大無堡壘的地域，進行正規的，大模範的運動戰，大量的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擊雖然也是運動戰的一種，但我們如完全束縛在這種戰鬥方式中則是非常錯誤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這種短促突擊的戰鬥有消滅敵人的可能，有造成戰役上勝利的可能，而忽視這種戰鬥，則更是危險的損害的。”林彪的這一段話，頗值重視，其以主力進到更寬大無堡壘抵禦進行運動戰的設想，和毛澤東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當時情況下，現實的可能仍是在堡壘線內尋找運動作戰的機會，這是他支持“短促突擊”的基本理由，也是該戰術成立的不容忽視的背景。
其實，不應否認，當時中共軍事指揮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應對方略。他們要求各級幹部：“在任何情況下，不應呆板機械的執行指示和命令，而應深刻了解其意旨，並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實際的情況，勇敢機斷地專行起來。因此，必須經常地估計敵情、我軍、地形和時間，當每一情況變移中，應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決心。”李德還特別提到：“最危險的就是簡單化的及機械的應用戰術原則。敵人和我們的戰術都是在發展中變更中成就中，若果以這些原則引以為足時，那就要在目前的戰鬥環境中算落伍了。”強調：“革命軍隊的基本優點，高度的機動性獨斷專行以及勇敢的突擊。”廣昌戰役開始前夕，林彪寫信給中革軍委，提出：“我們主力通常應隱蔽集結於機動地點，有計劃的儘可能造成求得運動戰的機會，抓緊運動戰的機會，而於運動戰中我主力軍大量的消滅敵人，每次消滅他數個師。”強烈主張採用更靈活、廣泛的思路來應對新的戰爭。事實上，廣昌戰役初始階段的戰役思路和林的這一意見有相當的一致之處。
三 廣昌外圍的運動防禦
廣昌是由北路進入中央蘇區基本區域後的第一個縣城，距紅色首都瑞金百餘公里，為瑞金的重要屏障。隨著國民黨軍北路軍以瑞金為進攻方向向中央蘇區縱深推進，廣昌成為其必攻的重要對象。1934年4月初，國民黨軍第三路軍開始向廣昌推進。該路軍計劃：“沿盱河兩岸，逐步築碉，向甘竹、廣昌進展，完成南廣公路，並誘匪主力決戰而殲滅之。如情況許可，則一舉進佔廣昌。”總計出動兵力在11個師左右。
在向廣昌進攻同時，國民黨軍東路軍在福建建寧、第六路軍在江西龍岡同時發起攻擊，迫使中共分兵應付。 面對國民黨軍的進攻，在廣昌應否防禦問題上，紅軍高層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憶：“黨的領導人把這個本來不很重要的縣城，視為必須保住的戰略要地，因為他卡住了通向蘇區心臟地帶的道路。此外他們認為，將廣昌不戰而棄，政治上無法承擔責任。”這一說法可從周恩來當時發表的文章中得到證實：“每個同志都要認識，敵人這次佔領廣昌的企圖，與以前四次戰役更有著不同意義的形勢。敵人在持久戰略與堡壘主義的戰術下,進佔廣昌是其戰略上重要的步驟，是深入中區，實行總進攻的主要關鍵。我們要為保衛廣昌而戰！戰鬥勝利了，將造成敵人更大的困難與慘敗的條件，將造成我們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更有力的基礎。”隨著蘇區的鞏固和發展，中共在戰略抉擇上受政治、經濟背景制約，選擇餘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圍剿”作戰中，紅軍規模相對較小，資源供給也較多倚賴打土豪的收入，大規模後退和前進的運動作戰遊刃有餘。而隨著紅軍的擴大，蘇區周圍土豪被打盡，對資源吸取的正規化（如稅收制度的建立），紅軍再要流動作戰已不像初期那樣較少顧忌。國民黨方面收集的有關資料就談到：“現匪軍之所謂戰鬥員，蘇區農民，幾佔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偽政府所欺騙利誘，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於所謂‘紅軍眷屬優待條例’，故在匪軍中較為堅決可靠，唯其眷屬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蘇區，若為國軍所佔，則向之藉以維繫彼等者，自失效用。我軍佔領廣昌後，該縣籍之匪兵，日久勢將漸漸離異逃逸，影響匪軍本身之戰鬥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廣昌之苦衷。”
根據紅軍一貫的運動戰原則，中革軍委確定防禦廣昌的基本方針為：“1、集中紅軍主力打擊和消滅敵之主要進攻。2、以必要的兵力盡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獨立部隊，挺出敵人近的與遠的後方，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新蘇區，以嵌制和調動敵。”中共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則發表社論強調：“在敵人的堡壘政策面前，發展游擊戰爭，可以使敵人力量很大的分散與削弱，使主力紅軍的戰鬥得到更便利的條件。”“建築支撐點，製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禦武器來打擊敵人（這方面贛東北有很好的模範）。但必須反對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這個工作的防禦路線，並反對亂築防禦工事。”所以，雖然在蘇區這一縱深地區紅軍已經構築了一些防禦陣地，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過短促突擊的局部運動戰，達到消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阻止國民黨軍深入蘇區的目標。
循著運動戰的思路，紅軍在廣昌外圍沒有采取節節防禦的作戰方針。根據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基本用兵思路，紅軍主力部隊一、三軍團開至廣昌附近後，被置於機動位置，前線防禦主要由新編成的紅九軍團及地方獨立部隊擔任，廣昌外圍第一道防禦線甘竹以北地區只佈置了象徵性的防禦。4月初戰役開始後，國民黨軍進展順利，幾乎沒有經歷大的戰鬥，很快佔領甘竹以北地區。參加作戰的國民黨軍將領發現：“當面守備的紅軍不是主力部隊，是新近擴軍所編成的隊伍；裝備很差，攜帶的多是破舊步槍，堪用的不多，而且彈藥極少；戰士素質不佳，老弱參半。”即使如此，國民黨軍也並不急於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進。13日，國民黨軍進抵甘竹後，雙方才展開較大規模爭奪戰，國民黨軍先佔領羅家堡、李家堡等外圍陣地，隨後控制甘竹。
甘竹被佔領後，國民黨軍離廣昌已不足40裡，兵鋒直接威脅廣昌，圍繞著下一步如何動作，紅軍兩個主力軍團指揮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據對國民黨軍主攻方向的判斷，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向朱德提出建議：“我軍主力目前宜隱蔽於千善、石嘴以南諸地，而以一部偽裝主力在現地誘敵，主力準備突擊經河西前進之敵，和準備突擊向大田市、溪口前進之敵。如周（渾元）縱隊聯合向南採取躍進時，我們更便於突擊他。”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敵人採取編成兩個縱隊同時架河而上的行動，我一三軍團亦不應分開。”這一建議主張將主力大幅收縮至廣昌城附近地區，待國民黨軍充分展開後，再待機出擊殲敵。所以他們強調要將三軍團主力南撤：“如三軍團在現地不動，不僅不便於對付敵人自由河西前進的情況，對令地方隊，對敵經河東活動南進時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敵的短距離內阻敵。”幾乎與此同時，第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則判斷國民黨軍將由盱江東岸南進，主張紅軍主力應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羅山地帶與敵決戰，以充實的一營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敵兩個縱隊不易聯繫……以第六師自延福庵至大羅山鉗制樊縱隊，以四師三師一軍團十三師為突擊兵團在芙蓉塅、裡峰地域決戰”。兩種建議，都主張在廣昌外圍進行有效防禦，在具體作戰方式、作戰地域上則有所不同。具體而言，彭、楊運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羅山山地地帶與敵決戰的設想，主要是考慮到山地作戰對防禦一方的優勢，有相當的合理性，不過山地作戰雖對防禦一方尤其像紅軍這樣火力較差的防禦者形成有利因素，但這一戰地事實也在國民黨軍預料之中，難以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而林、聶的設想應包含著更多的制人而不制於人的爭取主動思路。不過，彭、楊和中革軍委也許可以辯解，根據五次“圍剿”以來國民黨軍的一貫方針，他們“取逐步構成野戰工事節節推進以求得火力掩護的可能極多……未完成前兩翼暴露南進廣昌的可能減少”，在此背景下，林、聶的設想固然不錯，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當時國民黨第三路軍規定的推進計劃就明確指出，如紅軍“保持相當之距離，不與我求決戰時，則我仍築碉前進”，並沒有輕率求進的意思，而放棄大羅山山地這一有利紅軍防禦作戰的地帶，廣昌也將無險可守。兩種建議一定程度上的扞格，凸顯了當時態勢下運動戰運用面臨的困難。
4月19日，國民黨軍在判斷紅軍主力集中於盱江東岸地區後，轉調部分兵力用於東岸，開始向該地區的延福嶂、大羅山一帶紅軍主力發動進攻，而紅軍也從廣昌城附近調集紅一、三軍團主力向大羅山一帶進發，準備在此捉住國民黨軍一部實施殲滅戰。上午十時半國民黨軍第6師猛攻大羅山，下午一時佔領大羅山陣地。紅軍對延福嶂、大羅山一帶陣地並未取固守態勢，據周恩來報告：“三軍團主力七時半到馬鞍寨、磜上，他們未依軍委突擊攻大羅山之敵，而擬待敵攻天井圍、墓坑時再突擊。”而據三軍團的命令：“我軍以於鄧家莊、石源、浮竹、大羅山地帶突擊該敵於我防禦地帶之前而殲滅之為目的。”為此，紅軍集中六個師兵力分左、中、右三隊集中於大羅山地區，左路為第13師、第6師，中路為第4師、第5師，右路為第1師、第2師，準備取三路包圍之勢，待敵深入紅軍陣地後，突擊並消滅敵人。當國民黨軍進佔大羅山時，紅軍主力已在此一帶集結，國民黨軍當時發現：“當我向大羅山攻擊時，偵察天井圍墓坑一帶，似有伏匪”，而其第34團團長也報告：“匪大股（人數隊號未詳）在瑞雪（雲）庵附近潛伏。”國民黨軍佔領大羅山後，一度確曾繼續向縱深追擊，第18旅旅長向該師師長報告：“當面之匪擊潰後，向大羅山東南潰竄，我已派隊追擊中。”但是，第6師師長周嵒根據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以來一貫的穩紮穩打方針，於下午3時半命令18旅應“迅即構築守備公事限本夜完成”。而第三十六團九連攻至紅軍重兵集結的天井圍附近並請求炮兵火力支援時，周嵒當即指示：“一、天井圍過於突出，該團第九連應在炮火掩護下，即行撤回。二、大羅山至平山間工事，須迅速構築。”國民黨軍處處提防，不願輕易深入，使紅軍待敵深入後再施突擊的設想難以實現。
不過，雖然由於國民黨軍的謹慎，其進攻部隊間保持了良好的陣形並緊急構築了野戰工事，但國民黨軍第六師在大羅山地區的深入究竟給紅軍提供了實施包圍並進行殲滅戰的機會，而紅一、三軍團主力在此的集結顯然也正是為著這一目標。當晚19時左右，完成集結的紅軍主力向大羅山一線國民黨軍第6師發動猛烈反攻。紅軍在這一局部擁有對國民黨軍的絕對優勢，形成了實施殲滅戰的條件。是役，紅軍志在必得，集中了幾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隊，反攻“炮火極為猛烈，雙方死傷亦極奇重……戰鬥時間竟達十五小時之久，可謂作戰以來僅有之劇烈鬥爭”。但是，國民黨軍憑險頑抗，表現出較強的抵抗意志，紅軍始終未能攻克大羅山主陣地。戰至20日凌晨3時許，紅軍雖然竭盡全力，仍未能實現殲滅敵軍的目的，被迫撤出戰鬥。 大羅山反攻失利後，紅軍退至饒家堡一帶，準備利用深山密林繼續對來犯敵軍實施打擊，力爭殲滅其突出部隊，命令“三軍團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圍向樊敵主力及肖師行猛攻乾脆的突擊”。20日下午，紅軍向深入饒家堡地區的79師235旅部隊發動突擊，同時，紅軍一部繞向235旅後方，準備截斷其後路，但在前排遭遇國民黨軍97師主力，無功而返。當夜，紅軍再向饒家堡一線國民黨軍發起猛烈攻擊，“雙方吶喊格鬥，聲震山谷，饒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陣地，失而復得者，凡五六次”。但是，紅軍雖然在局部形成實施殲滅戰的條件，但國民黨軍充分發揮其在第五次“圍剿”以來對野戰工事的熟練運用，“利用村沿、林沿構築工事”頑強抵抗，並不失時機展開反擊，使紅軍攻擊每每功虧一簣。21日拂曉，紅軍在無法擊退敵軍後，被迫退出戰鬥。隨後，國民黨軍又進佔雲際寨、香爐峰、高洲瑕一線。紅軍主力退往廣昌城一線，盱江東岸戰事告一段落。
大羅山、饒家堡兩次戰鬥，尤其是大羅山一戰，紅軍出動了幾乎所有主力部隊，在運動中抓住國民黨軍不完整的一個師實施攻擊，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戰果，充分體現出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確實面臨著空前嚴峻的考驗。這一狀況的出現，除國民黨戰略戰術運用的成功外，國共雙方戰鬥力的此消彼長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早在廣昌戰役開始前夕，彭德懷就不無憂慮地注意到：“近來發現提拔幹部時紅軍戰士不願意當幹部的，比以前的數字增加。”這和紅軍幹部的大量傷亡及新戰士的大量增加使紅軍本身素質下降不無關係。在此前不久的東華山戰役中，就出現“七團有些新戰士不會打手榴彈，敵人衝來時，把手榴彈交給班長打”的狀況。國民黨方面戰史也記載：“匪兵缺乏訓練，且多新兵，常畏縮不前。”與此同時，由於廬山訓練及軍隊整編等因素，國民黨軍戰鬥力卻在逐漸增強。周恩來談到：“蔣介石對於這些軍官的訓練，不能說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如果我們看到四次戰爭中白軍軍官的無能，那我們看到現在是狡猾機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我們打埋伏，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查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壘與我們作戰而很快的縮回堡壘去，這些都要算是他的進步。”大羅山、饒家堡兩次戰鬥，紅軍造成了和前幾次反“圍剿”相似的獲勝甚至形成殲滅戰的條件卻難以得手，對紅軍既定戰略戰術的實施貫徹帶來了巨大陰影。 當紅軍集中主力在盱江東岸對國民黨軍突出部隊實施殲滅戰時，國民黨軍利用盱江西岸紅軍僅有兩個師番號（實際不到一個師）部隊，作戰能力也相對較差的薄弱環節，在此迅速向前挺進，很快佔領長生橋、傘蓋尖、火神巖等地，兵鋒直指廣昌城，廣昌危急。
四 廣昌失守與紅軍戰略方針的轉變
廣昌外圍戰事連遭失利後，如何引導戰役發展成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聶榮臻以“萬萬火急”致電朱德、周恩來，提出：“如突擊當前之敵無把握且廣昌××，三軍團本晚須即由沙子嶺以南渡河，與敵決戰於廣昌附近。”主張放棄在外圍繼續抵抗，直接在廣昌城附近與敵決戰。同日，博古、朱德、顧作霖發佈命令，號召繼續展開廣昌保衛戰。要求紅軍“應毫不動搖的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面對前線不利形勢，中共中央指出，由於國民黨軍戰略的變更，“使我們紅軍消滅敵人的戰鬥，須在一些新的條件下來進行”，強調： “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隊，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在敵人左右前後，在敵人的封鎖線外，在敵人的堡壘間隔之中，在敵人的遠近後方，到處去尋找敵人作戰，衝破封鎖，鉗制敵人……配合和掩護我主力紅軍，得以運用自如，實施突擊，而最終的消滅敵人”。
雖然中共中央要求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來改變當前的被動局面，但遠水難解近渴，游擊戰事實上難以擔起改變戰場形勢的重任。相反隨著廣昌外圍防線被步步壓縮，紅軍活動空間愈來愈小，廣昌戰役已越來越向陣地遭遇戰方向發展。22日，周恩來致電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項建議：“1、最緊急時須調二十三師主力加強廣昌守備。2、一、三軍團要能在一起突擊敵。3、……擬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參加廣昌戰鬥。”這實際是要求把紅軍最精銳的一、三、五（董、朱部）軍團全部投入保衛戰，反映出中共高層對廣昌防禦的極端重視。同日，博、朱、李覆電周恩來，未採納將紅五軍團西調的建議，而仍指望通過以一軍團在盱江西岸誘敵，再由“三九軍團包括十三師在內突擊該敵”。不過，隨著國民黨軍迅速向廣昌逼近，這一計劃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軍委下令組成3個作戰集團，準備不顧雙方實力對比，在廣昌城外圍進行毫無成算的大規模兵團作戰。其實，中革軍委這時對戰役前途並不樂觀，《火線》發表社論強調：“保衛廣昌戰鬥雖是五次戰役中的一個重要戰鬥，但不能認為是五次戰役唯一的決定最後勝負的一個戰鬥。五次戰役決定最後勝負的戰鬥，主要的在於我們能否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們能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不僅能恢復某些被敵人一時侵佔的蘇區，而且可以擴大更廣大的新的蘇區。”已在軍中為最後放棄廣昌作輿論準備。
4月27日，國民黨軍經過短暫休整並構築碉堡、封鎖線後，出動六個師兵力分左、右兩路沿盱江兩岸進犯廣昌城，“河西三個縱隊並進，河東一個縱隊前進”。廣昌城附近山地較少，多綿延起伏的丘陵，地勢相對平坦，“頗適合於大軍團之運用”。雖然紅軍事先作了一定準備，在廣昌外圍構築工事，期望進行頑強防禦，但紅軍工事在國民黨軍重武器攻擊下，往往無法發揮作用，對國民黨軍的突擊由於對方兵力厚集也難有效果。經過一整天激戰，紅軍損失慘重。當晚，在廣昌前線直接指揮作戰的博古、朱德、李德聯名致電留守瑞金的周恩來，提出：“廣昌西北之戰未能獲得勝利，現只有直接在廣昌支點地區作戰之可能，但這不是有利的，提議放棄廣昌而將我們的力量暫時撤至廣昌之南。戰鬥經過另報，請立即以萬萬火急復。”周恩來隨即覆電，表示在紅軍主力受到較大損失而在廣昌直接作戰又無把握的情況下，“原則上同意放棄廣昌，但仍須以一部扼守廣昌，遲敵誘敵，抽一軍團秘密東移，突擊湯(恩伯)敵”，並強調“最後決心由你們下”。28日，朱德下令放棄廣昌，紅軍全線後撤，廣昌保衛戰至此以紅軍失敗而告終。
廣昌防禦戰，紅軍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慣例，最後階段在缺少防禦可能和價值的廣昌城周圍與國民黨軍展開大規模決戰，招致了重大損失。圍繞著戰役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內部當時就有過爭論。張聞天回憶，廣昌戰役後的一次會議上，他曾就此提出質疑：“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汙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楊尚昆後來也談到了這場爭論，他回憶的會議結果是“恩來同志當場調停，宣佈散會”。
其實，關於廣昌戰役最為人所知的爭論還是彭德懷回憶中提到的他對李德的尖銳批評，所謂“崽賣爺田不心痛”，更被廣為傳誦。彭德懷還強調，廣昌保衛戰中，國民黨軍“每次六、七架飛機輪番轟炸。從上午八、九時開始至下午四時許，所謂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軍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也許就是針對彭德懷當時的指責，博古、朱德在放棄廣昌後給周恩來的報告中，特地強調國民黨軍步兵向廣昌攻擊之先，“並未有炮兵與空中轟炸”，同時其對27日當天戰役發展狀況的描述是：“敵先攻我翼側，即佔我左翼第一線陣地……因地形系狹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過十里，故四個師突擊師已充分夠用。敵主要縱隊立即密集隊形在西岸谷地前進，我們決令讓他近一些，而以三軍團突擊敵人之後部隊，一、九突擊敵人之先部隊，而實際上三軍團過早進入戰鬥，且系突擊敵之先頭部隊，因此敵停止前進構築工事與準備反突擊，而我一軍團則不能全部展開一師之利用，只能轉移至右翼四、五師之間，且只在戰鬥最後階段才進入戰鬥，形成敵我對峙，未獲結果，決定脫離戰鬥。”
以博古、朱德名義聯名發出的這一報告，頗值玩味，它道出了爭論另一方的看法，而以往這通常是被忽略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完全相信這封報告。首先，報告所說國民黨軍進攻之前並未使用炮兵與空中轟炸，就事實本身言，應屬可信。27日的廣昌戰鬥，國民黨軍“乘天未全曉之際，開始攻擊”，戰鬥開始後，雙方戰線很快形成犬牙交錯狀態，空中轟炸事實上難以措手。包括彭德懷在內許多回憶中提到的空中轟炸，應是將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一般狀況作了誤植。當然，博、朱聯名的這份報告並不僅僅止於陳述上述事實，其潛臺詞應為通過對國民黨軍火力的抑低，以此為廣昌戰鬥的決策辯解。應該指出，雖然在27日進攻之前，國民黨軍沒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轟炸，但國民黨軍的火力優勢在戰鬥中仍然體現得相當明顯，國民黨軍戰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戰中獲勝的主要原因為“火力旺盛”；27日當天紅軍一度“集結重兵力，向我猛烈反攻，我乃運用機炮火力壓迫，匪始不支”。試圖以國民黨軍沒有大規模使用炮火和空軍來掩蓋雙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會有充足的說服力。
其次，博、朱報告將戰鬥失敗相當程度上歸咎於三軍團的過早突擊，這很可能也就是當日彭德懷和李德發生激烈衝突的直接誘因。但是，在寬十里的戰場上以四個師兵力欲對國民黨軍五個師實行突擊，在紅軍已屢遭損失，本身師建制難以和國民黨軍相比，火力又遠遜對手的情況下，這一決策本身就不現實。何況，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由於國民黨軍當日在戰場上進展甚快，紅軍的反應往往是被動的，兵力又捉襟見肘，將戰鬥失敗歸因於前線指揮，而不檢討自身在戰爭指導上的失誤，有失磊落。廣昌城外圍最後階段展開的毫無把握的決戰，確實反映出紅軍最高指揮層在靈活性上的欠缺。不過，該報告也道出了一個事實，即到最後的防禦戰階段，紅軍實際仍未把自己完全置於陣地防禦的地位，而尚在戰術上力圖守中有攻，短促突擊，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導致紅軍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問題所在。正由於此，彭德懷等後來在高虎腦通過頑強陣地防禦取得勝利後談到：“假如我們在幾百裡距離的赤色版圖上，一開始就使敵人遭受這樣的抵抗，而給敵人消耗量當是不可計算的，要記著廣昌戰鬥我們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數倍於敵的。”這一說法雖不一定契合當時問題的關鍵，但紅軍將領面對的問題、思考的方向還是可以見出的。
應該說，彭德懷的上述總結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正是以廣昌戰役失敗為標誌，中革軍委的戰爭指導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五次反“圍剿”前期，中革軍委明確指出：“我們戰術的基本原則，是要求以敏活的機動來實行進攻的戰鬥。對於佔領的支撐點和陣地實行任何的防禦，都是不適宜的。”廣昌戰役後，中革軍委雖然繼續堅持“短促突擊”的運動防禦，但此時“短促突擊”已越來越變成短距離的戰術對抗，戰術的機動性大大削減。相應地，中革軍委更加重視堡壘的修築，欲以堡壘對堡壘，與國民黨軍展開寸土必爭的保衛戰，陣地防禦成為紅軍基本的戰鬥方式。
之所以如此，當然首先應注意到此時中共經請示共產國際後，已把大規模的戰略轉移列入議程，盡力抵禦國民黨軍對蘇區的深入，為戰略轉移贏得準備時間是其重要考慮之一；另一方面，前面戰役的屢屢失利使其對繼續堅持運動防禦發生懷疑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國民黨方面觀察：“自五次圍剿以來，匪軍與我接戰，大抵採用游擊戰，運動戰，或取積極攻擊手段，但歷次戰果，均遭慘敗，自廣昌戰役以後，匪不再專用其流寇戰術，而採用堡壘戰術（陣地戰術），改攻為守。”他們的判斷是：“土匪向來主張游擊戰，運動戰，但自我軍碉堡封鎖政策成功以來，亦漸趨重工事，尤其在廣昌戰役以後，更為重視。蓋我軍碉堡步步進逼，彼於運動戰無機可覓，於是不得不改變方針，遍築強固工事，與我作陣地戰，阻我前進，以圖苟沿其殘喘，求最後之掙扎。”
中共戰略方針的變化，紅軍將領的意見也可側面證明。林、聶等在廣昌戰役後雖一度仍強調運動防禦，建議“不如完全拆去工事而用運動的防禦方式”繼續與敵人周旋，但後來也同意：“目前對敵在其堡壘火力的掩護推進築壘手段，應採取以抗擊方法遲滯其進展和以襲擊之方法，求得消滅局部之敵人”；彭德懷、楊尚昆總結紅軍陣地防禦戰的典型高虎腦戰鬥的經驗時則強調：“自高虎腦防禦戰鬥給了敵人重大摧擊之後，誰都相信組織正確的運動防禦是給敵人堡壘推進的有力回答，並也相信在目前的戰爭情況下，不只需要紅軍有極大運動力和突擊力，而且也需要有堅強的防禦力。”正由於此，任弼時後來總結這段歷史時客觀指出：“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的築堡壘的事情都歸之於新路線。”而國民黨方面在廣昌戰役後的觀察：“匪已陷於避實不可，擊虛不能之勢”也不能完全認其為自詡之詞。在第五次反“圍剿”這樣一個長達一年，戰略估量歷經變化的宏大戰場上，不在當時的條件、背景、情境中客觀考量中共中央的作為，不從當時變化中的戰爭環境中去理解對壘雙方的選擇、較量，將難以對戰爭的來龍去脈得出一個符合歷史真實的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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