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進程中光輝的里程碑，其深遠意義已為世人共知。這次會議的召開和成功，除了有其現實原因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外，主要應歸功於毛澤東的正確鬥爭策略。
一、韜光養晦，留住“青山”
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蘇區，當時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奉其為“太上皇”，軍事問題全由李德說了算，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此時的毛澤東已沒有什麼發言權，但他心裡完全清楚李德、博古等人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他採取“靜觀”的態度，沒有公開與其進行面對面的鬥爭。
對“左”傾領導者的排擠、扣帽子、打棍子等，毛澤東忍辱負重，他以革命利益為重，不意氣用事。他知道在黨內“盲崇”共產國際盛行的情形下與李德正面交鋒是“雞蛋碰石頭”。因為李德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此時的紅軍廣大指戰員還未真正認識到“左”傾路線的實質和危害。
毛澤東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在不斷地思考著紅軍的前途和命運，但他的正確主張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就會因他們的偏見和嫉妒而不被採納。因此，他往往是通過與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交換意見，由他們提出來研究，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左傾”路線給紅軍帶來的損失。毛澤東“靜”觀勢態的發展，思考著紅軍的前途，謀劃著與“左”傾路線鬥爭的策略。“毛暫時的剋制不過是出自於策略上的考慮。”[1]由於毛澤東的“冷靜”，使其避免了被“整死”的下場。
二、避其鋒芒，蓄積力量
偉大的遵義會議，從醞釀、準備到召開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在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起了謀劃和推動的作用。但是，毛澤東的傑出作用，離不開他的親密戰友的合作，離不開黨的高級幹部對“左”傾危害的認識，離不開廣大紅軍戰士從盲崇中的覺醒。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遵義會議前夕，毛澤東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做了很多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毛澤東要首先爭取“實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斷找黨性強、作風正派、處於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黨和軍隊高級幹部交換意見，提出自已的正確主張，指出博古、李德的錯誤和危害。
長征途中，毛澤東始終與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當時張聞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書記處書記，王稼祥任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顯然，這是毛澤東的有意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2]“王稼祥在革命戰爭的烈火中，在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職務上，逐步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以嶄新的姿態開始向成熟的馬列主義者奔進，這是毛澤東對他積極影響的結果”。[3]
李德後來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對博古說：“（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待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待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們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這三個老資格共產黨領導人分開”。[4]
同時，毛澤東針對累戰累敗的慘痛教訓，緊緊抓住為什麼前四次反“圍剿”能夠取得勝利？為什麼第五次反“圍剿”卻失敗了？這樣一個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又容易反思出道理來的實例，作為攻擊“左”傾路線的突破口，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進行引導，使其認清在“左”傾路線領導下的紅軍必將走向滅亡的道理，以提高廣大紅軍指戰員的思想認識，這為召開遵義會議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遵義會議後，吳黎平曾問毛澤東：“反王明路線的鬥爭能否不等到遵義會議而在中央蘇區後期就發動起來？”毛澤東回答說：“不能，也不好。因為王明路線的領導者打的是國際路線的旗幟，同時他們錯誤路線的危害性當時還暴露得不夠顯著；當時還有一些人盲目追隨他們。那時雖然已有部分幹部覺察到他們的錯誤，但大部分的幹部和群眾還不清楚，如果早在一二年就發動反王明路線的鬥爭，那末他們還能欺騙和團集較大的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局面。這對強大的敵人有利，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雖然在反第五次‘圍剿’戰爭中早已經看清楚王明路線的嚴重危害，但為了大局我也只得暫時忍耐，只得做必要的準備工作。”[5]
三、抓住“戰機”，一錘定音
要變更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絕非易事，必須要等待有利時機。在到達遵義前，由於毛澤東耐心細緻的“解釋”和王稼祥、張聞天等的積極工作，毛澤東的作戰思想逐漸佔據上風。相反，紅軍由出發時的8萬人減少到只有2萬多人，“左”傾領導者的錯誤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來，紅軍指戰員對“左”傾領導者的不滿情緒達到了極點，並意識到這是排斥毛澤東正確意見的結果。在血的教訓面前，廣大指戰員已認識到，只有毛澤東出來指揮戰鬥，才能使紅軍打勝戰，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已是呼之欲出。
此時，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左”傾領導者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不能再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指揮紅軍了，這是中國共產黨解決自身問題的最好時機。“毛澤東一直等待的那個有利契機終於出現了”。李德對此表現得痛心疾首，幾十年後，他在《中國紀事》一書中回憶到：“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黨的領導完全同外界隔絕，此事造成的後果尤為嚴重。他們從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那裡，具體地說就是從共產國際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6]因此，毛澤東強烈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軍事上的問題。“為此，王稼祥找張聞天，……接著，他又找了其他負責同志，一一交換了意見”，[7]“我（王稼祥）先同張聞天談了，後來又取得周恩來同志的同意，這樣，會議（指遵義會議）順利召開”。[8]
遵義會議“無疑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共同商議的結果”，“他們甚至就誰在會議上首先發言討論了很久”。[9]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中也說：中央紅軍在遵義休整時，毛澤東“利用這次休整時間，強迫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召開了所謂的擴大會議。”[10]由於會前細緻的思想工作，使得遵義會議上絕大多數人公開表態支持毛澤東。在常委分工會議上，毛澤東堅決地對博古說：“你考慮的不是繼續當總書記問題，而是把職務交出來的問題。”毛澤東毫不留情，不給“左”傾領導者一點回旋的餘地。
四、高瞻遠矚，善謀團結
為了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使紅軍更加團結，避免出現分裂，會議只討論當時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解除了博古和李德兩人的軍事指揮權，以挽救處於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紅軍。張聞天曾說過“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11]如果此時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將會陷入糾錯的“沼澤”，打擊一大片，出現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亂，給黨和紅軍造成重大的損失。
此時，毛澤東的威信在全軍已重新樹立起來，並得到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人的支持，完全有實力和有資格成為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人。但毛澤東拒絕了，他推舉作風民主的張聞天（洛甫）擔任總書記，這樣既避免授人以柄，認為毛澤東是在奪權，又能使正確主張得以實施，使黨和軍隊更加團結統一，同時又容易讓共產國際接受。毛澤東說：“這個時候還是洛甫合適，……他是從莫斯科來的，他負責好團結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第三國際那裡也好交待。”[12]“會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還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澤東代替博古，我說讓洛甫來……”以後到了蘇區，時機成熟了，“個別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毛澤東）說‘好，就是我’，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總負責人。”1938年9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最終確立。
遵義會議實行的是正確的黨內鬥爭，雖然爭論比較激烈，但是採取的是講道理的方式，不搞過火斗爭，不過多追究個人責任。遵義會議之後博古仍然參加中央集體領導，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曾寫到：“有趣的是，全黨都知道，儘管博古曾反對毛，但毛對博古是寬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鞏固以後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員會仍處於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繼續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經常找他諮詢事務。”[13]這體現了偉人毛澤東的寬廣胸懷。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紅軍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勝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參考文獻：
[1][2][4][9]王樹增：《長征》，人民學出版社， 2006年版，第82頁，第151頁，第161頁，第 241頁。
[3]鄭廣瑾、方十可：《中國紅軍長征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頁。
[5]吳黎平：《中共六十年紀念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頁。
[6][10]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21頁，第128頁。
[7]鄭廣瑾、方十可：《中國紅軍長征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頁。
[8]朱仲麗：《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
[11]董鈞：《讀遵義會議決議的幾點體會》，《黨史通訊》，1985，（1）。
[12]石永言：《遵義會議紀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頁。
[13]埃德加·斯諾：《紅色中國雜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83年，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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