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前毛主席潸然淚下:現在不是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

毛澤東寂寞地離開了前線,還患上了嚴重瘧疾,去後方休養。隨著老部下被陸續調離,毛澤東擔任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幾乎成了“光桿司令”。這時的毛澤東,到了人生谷底。“現在不是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

7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在形容某次會議的重要性時,經常會說:“這真是一次‘遵義會議’啊。”

紅軍長征前毛主席潸然淚下:現在不是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

井岡山時期的毛澤東

如果沒有1935年1月15日的那次會議,長征中的紅軍會不會仍以殘弱之軀硬撞幾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槍口?中國革命的命運會不會因此而改寫?我們不得而知。

但歷史沒有假設。硝煙散去,遵義古城中的那座二層小樓將讓人們銘記這一切。

江西瑞金雲石山頂的雲石寺,與遠在千里之外的遵義古城子尹路96號的一座磚木二層建築,在某個時空也許有某種關聯,成為一個人人生沉浮的兩個點。

77年前的1934年10月,毛澤東從雲石寺辭別樂能和尚,踏上長征路,他對這位陪伴自己度過人生中那段暗淡時光的朋友說:“三五年後會回來。”

幾個月後,在1500公里外的遵義城,歷史選擇了毛澤東,領導紅軍撥正中國革命的方向。

從某種程度上說,雲石寺和遵義既是終點,又是起點。

2011年5月19日的遵義古城,那座二層建築前人來人往,但嘈雜的人流聲依然掩蓋不住裡面那穿越70多年時空傳出的爭論聲。毛澤東的命運,以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命運,就在此發生了改變。

最暗淡的時光

1934年10月10日,中央蘇區的紅軍在喪失了大部分根據地後,最終決定放棄中央蘇區,進行軍事轉移。

走之前,許多紅軍戰士心中充滿了悲壯:他們不知道,這條路要走多遠?會通向哪兒?他們也不知道,此行將成為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

風蕭蕭兮,毛澤東在臨走前,又來到雲石山頂的雲石寺,與那裡的樂能和尚道別。

算起來,樂能和尚已在雲石寺修煉了16年。

1934年的一天,寺廟裡住進了一對紅軍夫婦,男的身材魁梧、目光敏銳,女的秀麗、颯爽倔強。來人正是毛澤東、賀子珍。

樂能和尚與這位紅軍高官相處得很融洽,偶爾會長談一番。寂靜的時候,樂能和尚發現,毛澤東常在寺後的大樟樹下看書,滿懷心事的樣子。

他的感覺沒錯。雲石山的生活對毛澤東來說,也許是他十幾年革命生涯中的暗淡時光。

住到雲石寺時,毛澤東已被排除在中共最高決策層之外。

同樣陷入困境的,還有中央蘇區和紅軍。中央駐地從瑞金葉坪到沙洲壩,再到雲石山的變化,展現了中央蘇區和紅軍面對國民黨軍事進攻的搬遷路線。

此前三年時間裡,毛澤東連續三次領導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的“圍剿”。但中共中央對毛澤東的軍事方針並不滿意。

1931年9月,24歲的博古在共產國際影響下,成為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進入蘇區後,接管紅軍的指揮決策權,為博古所倚賴。

而在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革軍委)取代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毛澤東失去了在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後來,毛澤東被暫時調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毛澤東寂寞地離開了前線,還患上了嚴重瘧疾,去後方休養。隨著老部下被陸續調離,毛澤東擔任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幾乎成了“光桿司令”。

1933年年初,中共成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記者注)作為最高領導機構,四大常委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

這時的毛澤東,到了人生谷底。“現在不是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1934年9月中旬,毛澤東見到了井岡山的老部下龔楚。龔楚後來回憶,一向堅強的毛澤東竟潸然淚下。

我們轉移到哪裡去

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喜歡吃鴨子,住所附近的池塘裡,總有幾十只鴨子。

從1934年9月開始,不少紅軍官兵發現,池塘裡的鴨子越來越少,最後一隻不剩。他們猜測紅軍會有大動作。

國民黨軍隊已經打開了蘇區的“北大門”廣昌,並連續突破紅軍防線。10月14日,準備總攻瑞金。

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清楚記得,1934年10月10日,李德把最後一隻鴨子做成美味的香酥鴨塊,好好享用後,跟隨大部隊轉移。

出發前,為了軍事指揮的需要,中共成立了“三人團”,成員是博古、李德和周恩來,負責掌管中央和紅軍的最高權力。但真正的決策核心是分管政治和軍事的博古、李德。

此前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已沒有決策權,軍事計劃由“三人團”拍板,無需政治局討論。

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和紅軍主力大部隊一起離開。誰走誰留,是一個殘酷的決定。留下來的,將面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

最先被確定留下來的領導人有:項英、陳毅、瞿秋白、何叔衡、劉伯承、毛澤覃……

毛澤東這三個字,最初出現在留下的名單裡。

新中國成立後伍修權回憶說,最初博古、李德打算不帶毛澤東走,後來因為他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

如果毛澤東當時被留下,中國革命也許會是另外一個結局。但是,歷史從來沒有假設。

一個很細微的細節,往往能改變歷史的走向。

在紅軍即將離開蘇區時,博古和共產國際的電報聯絡突然中斷。後來才知道,上海的秘密電臺被國民黨查獲。

秘密電臺的喪失,徹底隔絕了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繫,沒有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突然進入到一個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歷史時刻。

中央紅軍出發的這一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47歲的蔣介石在距離紅軍前線不遠的南昌督戰。41歲的毛澤東正鬱鬱寡歡。

10月18日,那個秋天的黃昏,毛澤東的身影在於都河畔消失在渡河的人流中。

下山前,樂能和尚問毛澤東:何時回來?毛澤東握住他的手說:三五年。

可,往哪裡走?到哪裡去?誰都不知道。

三次會議的較量

1934年12月12日,湖南、廣西與貴州三地交界處的通道縣城,一名農家青年正在娶親,家裡張燈結綵、吹吹打打。

喧鬧的歡樂外,是寂靜與焦灼。一場會議正在通道縣城裡舉行。

一個月前,蔣介石部署重兵追剿堵截中央紅軍,博古、李德命令強渡湘江。此役後,出發時86000人的紅軍銳減到3萬多。

李德主張紅軍從通道縣城北上,與湖南西部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但線路被近20萬國民黨軍死守,北上無疑要付出慘重代價。

毛澤東向“三人團”提出:紅軍主力應該西進貴州,那裡的軍隊是既有鋼槍又有鴉片煙槍的“雙槍兵”,實力較弱。

為這個提議,毛澤東做了充分準備。會議前,他說服了王稼祥、張聞天,獲取支持。

在蘇區時,毛澤東和張聞天一起辦公,居住在沙洲壩、雲石山,交流很多,對反“圍剿”的失利和“左傾錯誤”有著同樣的認識。兩個人還在雲石寺有過坦誠的溝通。

參加會議的人員,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一直以來,重大決策僅限於“三人團”決定。這次會議,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被邀請參加,發出邀請的是周恩來。最後,集體決定否決了博古、李德的意見。

對毛澤東來說,這是他“失意”後第一次參加高級別的軍事會議,他軍事上的能力,再次得到認可。

三天後,紅軍攻佔貴州黎平。紅軍在這裡獲得了一個暫時的休整期。分隔了許久的紅軍夫妻們可以短暫相聚。懷孕幾個月的賀子珍特意打理了一番,給丈夫帶去了禮物:一隻老母雞。

毛澤東再一次應邀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紅軍戰略方向。根據他的西進主張,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

同時,一批在蘇區因支持毛澤東而被整的“右傾”領導人也獲得起用。

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劉伯承調回總部擔任總參謀長兼軍委縱隊司令員;陳雲任軍委縱隊政委。

即將過去的1934年的最後一天,紅軍抵達貴州甕安縣猴場。

大雪紛飛,天地一片素白。

有的紅軍發現,離開蘇區後,毛澤東第一次住上最好的房子。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德和博古的意見第三次被否決,軍事權也受到限制。

張聞天會後說,“毛澤東打仗比我們有辦法,還是要他出來。”

6天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紅軍兵分三路強渡烏江,挺進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

一個不平常的夜晚

1935年1月7日凌晨,遵義在嘹亮的軍號聲中醒來。城裡的居民驟然發現,這裡已變成了紅軍的旗幟。

1月9日,紅軍的領導人們,住進了遵義城內。

住宿的安排頗有意味。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住進了一名黔軍旅長的公館裡。周恩來、朱德和劉伯承一起住,而博古和李德沒有被分配在紅軍領導們集中的地方居住。

76年後的今天,遵義城早已不見硝煙,當年紅軍長征途中經過的這座較大城市,市區人口由當年的3萬猛增至87萬。

遵義城裡有一座宏偉建築———中西合璧、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高牆垂門。二樓,可遠眺蒼翠群山。

紅軍進攻遵義,黔軍師長柏輝章逃跑後,留下了花大價錢建造的私人官邸。

如今,這裡是遵義會議會址。2011年5月19日,遊客從會址前經過,紅漆大門緊鎖。

建築二樓中間,有一間客廳,面積不大,兩邊的窗戶鑲著洋氣的紫黃色相間的彩色玻璃。

1935年1月15日晚上7點多,20位與會者陸續擁入,客廳有些擁擠。李德只是列席了會議。

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毛澤東、王稼祥提議召開的。會上,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引起激烈爭鋒。周恩來和博古發言後,毛澤東說:洛甫同志(張聞天—記者注)有材料,要念一念。

張聞天代表毛澤東和王稼祥做聯合發言,批評博古的報告,反駁了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在於敵人過於強大”的觀點。

這樣的直言讓博古始料未及,甚至震驚。長久以來,從沒有人敢反對、批評他和李德的軍事方針。

以前發言很少準備提綱的毛澤東這次也例外了。他指出軍事問題的原因在於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關鍵時刻,因傷躺在擔架上的王稼祥發言支持毛澤東,建議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

很多年後,毛澤東提起這件事時說:王稼祥關鍵時候投了自己一票。

長征出發時,毛、張、王三人有機會經常接觸,議論與思考“左”傾軍事路線錯誤,並達成了共識。

毛澤東被會議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毛澤東在28歲時參加“一大”後,第一次進入最高決策層。

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原副館長、全國知名的遵義會議史實研究專家費侃曾經描述: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解決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64年,毛澤東為會址題字,“遵義會議會址”6個字蒼勁有力。

這是他唯一一次為革命紀念地題字。

但隨後的路不好走,風雪交加中,紅軍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的山區裡艱苦徘徊。

1935年的春節,蔣介石在廬山上的豪華別墅裡,和妻子宋美齡度過了輕鬆、愉快的時光。他面前的一份材料裡寫道:共軍內部,遵義井岡山派與蘇俄派鬥爭得非常厲害,結果是毛澤東獲得勝利。

此時,毛澤東到了雲南小鎮扎西,住在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小村莊。這個春節,他過得並不輕鬆,他在思索土城戰役失利以及未來的路。

也正是在扎西期間,尚未走出土城戰役失利陰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2月5日晚至9日,在行軍途中一天變換一個地點地連續召開會議,形成了黨史上著名的扎西會議。扎西會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決定,賦予了遵義會議開始的歷史轉折以實在的內容,最終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歷史轉折的使命。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毛澤東年譜(上卷)》、《周恩來年譜》、《毛澤東選集》、《伍修權回憶錄》、《遵義會議文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龔楚將軍回憶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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