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這時倒不緊不慢地說：我是長時間沒有發言權了，今天心血來潮，想說幾句，如鯁在喉，不得不吐。當然，目前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讓紅軍鬆口氣，這種願望是好的，看起來也是上策，但能行嗎？華夫同志，你可知道我們的北面有多少敵人？整整20萬啊！佈置了一個大口袋在等我們。這個口袋我反正不去鑽，誰要自投羅網，請便！
版畫《長征》
本文摘自《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願》，孟慶春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2011.1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宣告了“左”傾中央“進攻路線”的破產。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失守後，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議性質為政治局常委會——筆者注），決定實行“戰略轉移”，即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在確定長征人員名單時，開始是沒有毛澤東的，周恩來、張聞天等為此據理力爭。周恩來向博古、李德提出的理由是：毛澤東是紅軍的創始人，是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已經在紅軍中有很高威信，丟下他，在黨內和紅軍內是通不過的，勢必影響軍隊的士氣。王存福：《毛澤東差點與長征無緣》，《檔案時空》（史料版），2006（7）。張聞天提出的理由是：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府機關進行轉移，連主席都丟下了，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通的，對實現這次大轉移也是極為不利的。在這種情況下，“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只得勉強同意毛澤東參加長征，但對有關長征的重大轉移沒有發言權。
四十多年後，當時擔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的伍修權曾回憶說：
如果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很難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了另一個樣子。盧弘：《紅軍長征前夜的內部鬥爭》，《書摘》2006年10月1日。
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是嚴格保密的。國民黨軍隊雖然佈置了幾道封鎖線，卻不知道紅軍往哪個方向突圍，當時，在中央蘇區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鎖線上部署的兵力並不強。1934年10月21日夜間，紅一軍團在贛縣王母渡、信豐縣新田之間突圍。到25日，中央紅軍經過戰鬥，全部通過國民黨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毛澤東深有感慨地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要走出中央蘇區啦！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4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部隊到信豐縣古陂楊坊宿營時，賀子珍從休養連前來看望毛澤東，講起瑞金縣男女老少相送時緊緊拉著紅軍的手，不停地說：“你們千萬要回來啊！”毛澤東聽後說：“我們欠根據地人民實在太多了。”11月上旬，中央紅軍順利地在湘南通過第二道封鎖線。這時，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因患瘧疾發高燒。毛澤東把自己的擔架讓給他使用，安慰他說：“同志們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這不要緊，因為我們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們在湘南越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水地區。
當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後，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江、灕水以東地區”。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局勢，毛澤東認為湘南地區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於紅軍的機動作戰，提議乘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嶽、周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也向中央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彭德懷自述》，第1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對此建議，博古、李德拒絕接受，消極避戰，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戰機。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這裡是國民黨軍隊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27日，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隊伍攜帶的輜重過多，行動過緩，大部隊還未過江，就遭受剛剛趕來的優勢敵軍的夾擊。在激戰中，毛澤東隨軍委縱隊從花村渡過湘江。
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封鎖線，跳出了包圍圈，使蔣介石消滅紅軍於湘江東岸的計劃失敗了，但紅軍自身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為3萬多人。這時，博古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一籌莫展。李德一面唉聲嘆氣，一面卻諉過於人。所以，他先拿紅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開刀。這個師在湘江岸邊進行阻擊，被打垮了，只有負傷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圍出來。李德指責周子昆臨陣脫逃，粗暴地訓斥道：你的部隊呢？沒有兵還有什麼臉逃回來！命令警衛班將他捆起來，送軍事法庭處置。然而，警衛班戰士一個也不肯動手，在場的博古默不做聲。於此，毛澤東便直接出來干預了，說：“周子昆交給我處理。”他同周子昆談了話，鼓勵他好好幹，繼續帶兵打仗。李德知道後，氣得暴跳如雷，攻擊毛澤東“收容敗將，籠絡人心”。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4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過湘江遭到慘重損失後，指戰員們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劉伯承回憶道：
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劉伯承回憶錄》，第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當時，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原定計劃，繼續率領紅軍向湘鄂川黔之交的地方前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張聞天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
毛澤東對王稼祥說，你知道，蔣介石早已在那裡佈置好了一個大口袋，等我們去鑽呢！所以，我們不能當傻瓜，硬鑽人家佈置好的口袋，我們為什麼不能另闢生路呢？根據我軍得到的情報和我從敵人的報紙上獲悉，在我們前面，有國民黨的薛嶽部、周渾元部、吳奇偉部、何健部，嚴密封鎖著我軍前進的去路。你知道我們前面的敵人有多少嗎？總共20萬。如果我們北上就敵，正中蔣介石下懷，以我軍約3萬的疲憊困厄之師，去對付7倍於我的以逸待勞的勁旅，會有好結果嗎？不全軍覆滅才怪呢！
王稼祥也嘆了口氣，輕輕地搖了搖頭。毛澤東見王稼祥已完全被自己的分析說動了，便繼續說：“老王啊！不從實際出發，和敵人硬打硬拼，這方面的教訓實在是太多啦！去年10月，咱們開始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已在敵人的碉堡群裡苦苦掙扎了一年，犧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血，最後連個地盤都保不住，來了個大搬家，到了現在這種地步。”王稼祥聽後也生氣地說：“真是亂彈琴，完全是李德的瞎指揮。老毛，再讓李德他們這樣指揮下去，可真不得了了。你有什麼好辦法嗎？”
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老王，我已得到可靠情報，貴州方向的敵人不多，也沒有什麼堡壘工事，我們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還來得及。我看必須開一次會來決定我們的進軍方向，這可是關係紅軍的生死存亡啊！”聽了他對形勢的一番分析，王稼祥非常贊同毛澤東的意見，便說：“老毛，你的意見是正確的，我支持你。另外，我還可以找其他一些政治局的同志談一談，我相信，政治局內一定還會有同志支持你的意見的。”唐春元、黃先健編著：《毛澤東的說服與攻心之道》，第143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做了周恩來和朱德的工作，他們也都贊成毛澤東的看法，並同意在通道召開一次軍事會議。
1934年12月12日，紅軍到達湖南省通道縣後，在通道城關鎮“恭城書院”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
這次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說：“同志們，今天這個碰頭會，也是軍委會，請大家來，主要是議議紅軍的去向問題，請大家都談談自己的看法，心裡有什麼意見都說出來。”這時，李德急不可待並十分有把握地說：根據原來的作戰方案，“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這樣可以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這片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你們看，怎麼樣？”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遵義會議文獻》，第1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張聞天抬起頭來，有意識地看了看坐在自己不遠處的毛澤東一眼，好像在催促他講似的。王稼祥也在擔架上欠起身來，目光透過近視眼鏡，也在注視著毛澤東。毛澤東知道有相當一部分同志在等待著自己發言，他緩緩站起身，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說：顧問先生的意見，本人不敢苟同，請問華夫同志對當前的敵情是否掌握？向那個方向前進果然是那麼容易嗎？翻譯伍修權把毛澤東的話照樣翻譯出來，李德聽了翻譯後，本來就脾氣比較暴躁的他，把手中的菸蒂往地下一丟，面紅耳赤地吼道：“毛澤東同志，不去那裡創建蘇區，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提出改變行軍方向和原定計劃？”周恩來馬上起來打圓場，用一種平和的口氣說：“華夫同志，我們還是心平氣和地討論，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澤東同志，你還是將你的話說完。”
毛澤東這時倒不緊不慢地說：我是長時間沒有發言權了，今天心血來潮，想說幾句，如鯁在喉，不得不吐。當然，目前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讓紅軍鬆口氣，這種願望是好的，看起來也是上策，但能行嗎？華夫同志，你可知道我們的北面有多少敵人？整整20萬啊！佈置了一個大口袋在等我們。這個口袋我反正不去鑽，誰要自投羅網，請便！吳江雄主編：《毛澤東預言》，第161頁，北京，紅旗出版社，2000。
這時候，毛澤東把與當時紅軍的最高領導機關“三人團”相左的意見，開誠佈公地講了出來。接著，王稼祥第一個站出來說話了：“我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當前必須改變戰略方向，要因勢利導，尋找有利於我生存環境。”張聞天也說：“澤東同志剛才講的是事實，我想他是在充分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們應該認真考慮。”朱德也接著說：“紅軍目前處境艱難，必須慎重行事，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分析得有道理。”
這時，周恩來看著李德，說：“華夫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李德一臉不高興，大聲說：“不按原定方案辦，你們的意見是準備到哪裡去？”
毛澤東輕輕地一笑，說：到哪裡去？我還是那句老話，到敵人防禦力量最差的地方去。目前的貴州是敵人兵力最少且又是蔣介石忽視的地方，紅軍可趁機進兵貴州，爭取變被動為主動。
毛澤東這一有理有據的分析，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認同。博古也不得不同意了。於是，通道會議改變了原定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決定改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
當天下午7時半，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13號繼續西進”，“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佔黎平”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第124頁，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紅軍主力西進，在12月15日攻佔貴州黎平，但北上還是西進的爭論並沒有結束。18日，毛澤東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繼續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博古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軍事顧問李德因病沒有出席，但託人把他堅持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會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指出：
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軍委關於我軍十三日西進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會後，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向周恩來提出質問。周恩來的警衛員範金標回憶說：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周恩來批評了李德。周恩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馬上把燈點上”。博古儘管自己的意見被會議所否定，還是服從了會議決定。當他知道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指李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第44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毫無疑問，黎平會議的決定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它使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權。
1935年元旦，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贊同他的這個意見，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5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挺進。遵義，北倚婁山，南臨烏江，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後，在1月7日解放了這個黔北重鎮。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等隨軍委縱隊於9日下午進入遵義城。
這時，蔣介石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說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批准“追剿軍總指揮”薛嶽的請求，令第一縱隊吳奇偉部集結在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方向警戒。這在客觀上給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於是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經過遵義會議，又擺脫了張國燾脅迫中央南下後，紅軍長征到達俄界並在這裡召開政治局會議。俄界會議後，毛澤東率領陝甘支隊離開俄界，又揮師北上了。紅軍向甘南進軍，必須經過臘子口。臘子口後的臘子山，橫空出世，山頂積著白雪，山脈縱橫。當時，敵三個團的兵力扼守著口子至後面高山之間的峽谷，組成交叉火力網。如此天險又配以重兵，所以就構成了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一個嚴重阻礙。因此，毛澤東決定攻打天險臘子口。
9月15日黃昏，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接到通知，要他們在三日之內奪取臘子口，並掃除前進途中攔阻的敵人。9月16日，彭德懷接到毛澤東、聶榮臻和林彪聯名發來的電報，說是要消滅臘子口之守敵。隨後，一軍團的幾個主要指揮員趕往二師，同師及四團領導研究如何攻打臘子口的部署。
四團在奔往臘子口的路上，以強行軍速度趕路，還打了兩次遭遇戰。身經百戰、屢戰屢勝的紅四團，以兩面出擊，即以翻山迂迴和正面強攻向敵發起進攻。鑑於戰鬥事關重大，軍團政委聶榮臻和軍團長林彪都在戰鬥打響前親臨前沿指揮所察看地形，作具體部署。在兩方面火力的夾擊下，終於在9月17日凌晨將敵軍擊潰，紅軍佔領了天險臘子口。
毛澤東隨著滾滾鐵流般的紅軍隊伍穿過了臘子口，來到了大剌山。這是岷山山脈向北延伸的最後一座高山，也是紅軍長征途中翻越的最後一座雪山。連日來，毛澤東的心情甚好。他吃著這一帶回民烙的鍋盔(燒餅)讚不絕口。現在，他又登上了山頂。他回首遙看千里岷山，只見白雪皚皚，重巒疊嶂；俯首前看，卻見無邊田野，黃綠相間，豐收在即。他想起近一年前，紅軍離開瑞金，跨過於都河時，也是秋收時節，心中頗多感慨。
毛澤東自遵義會議以來，指揮紅軍千里轉戰，這期間，戰勝了來自敵人的、大自然的、黨內的無數艱難險阻，現在終於越過了岷山，把蔣介石企圖將紅軍困死於雪山草地的幻想徹底擊碎了，長征勝利在即，真可謂柳暗花明了。這種久已不見的喜悅、開朗的心情化作一股詩情，使他在越過岷山不久便寫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79~38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隨後，紅軍來到了哈達鋪。毛澤東住在一家中藥鋪子裡。部隊在哈達鋪進行了休整，整編為3個縱隊，共8000多人。9月22日，在哈達鋪的一座關帝廟裡，毛澤東召集一、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團以上幹部開會。當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走進會場時，頓時響起熱烈掌聲。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形勢和紅軍整編問題的報告。毛澤東首先說：
自去年我們離開瑞金，過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來，我們走了兩萬多里路，打破了敵人無數次的追、堵、圍、剿。儘管天上還有飛機，蔣介石連做夢也想消滅我們，但是我們過來了……這本身就是個偉大的勝利。文顯堂：《長征中的政治鬥爭：是非曲直》，第320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接著，毛澤東又詳盡、透徹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雖然我們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險阻，粉碎了敵人數不清的堵截、追擊，也頂住了天上敵人飛機的轟炸。但是，現在在甘肅等待我們和準備截擊我們的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還有三十多萬人。毛澤東強調說：國民黨把三四十萬兵力部署在陝西、甘肅一帶追堵我們，對紅軍北上抗日，不能不說是嚴重威脅。因此，北上抗日的任務，還是十分艱鉅的。
他還幽默地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陝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蔣建農、鄭廣謹著：《長征中的毛澤東》，第36章“確定長征的目的地”，北京，紅旗出版社，2006。隨後，毛澤東進一步闡明瞭黨中央的北上方針，並動員大家振奮精神，繼續北上，到陝北去。他號召大家：
同志們，勝利前進吧，到陝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抗日前線陣地!《楊成武回憶錄》（上冊），第278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聽了毛澤東的報告，廣大指戰員異常激奮，特別是第一次聽到陝北有塊蘇區，大家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自從在哈達鋪了解到陝北蘇區的一些情況後，毛澤東就找賈拓夫談情況。賈拓夫原在陝北工作，1934年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時，他作為陝北的代表進入中央蘇區，以後就留在中央蘇區工作了。長征時任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從哈達鋪北上後，毛澤東每天行軍都把賈拓夫帶著一路談，向他了解陝北紅軍、陝北蘇區和劉志丹的情況，獲得了對陝北蘇區比較具體的信息。
9月28日，黨中央在榜羅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當前形勢和戰略方針。會議根據國民黨報上提供的材料和賈拓夫所說的情況，決定迅速趕往陝北蘇區，把黨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37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榜羅鎮會議確定以陝北蘇區作為領導全國革命的大本營，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決定。
10月2日，陝甘支隊離開通渭，向西蘭公路前進。10月4日，跨越西蘭公路北進。這時，蔣介石獲悉陝甘支隊系紅一、三軍團組成，並由毛澤東率領的消息，他暴躁惱怒，哀嘆“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馬鴻賓部和東北軍在隆德、平涼、固原一線嚴密堵截，緊追不捨，以削弱和殲滅紅軍。
紅軍繼續前進，一鼓作氣攀登上六盤山頂，衝破了敵人的最後一道封鎖線。毛澤東健步來到六盤山上，感慨萬千，哼成了《六盤山》的光輝詞章：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這首詩詞表達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充滿了革命豪邁情與樂觀精神。而後來的歷史進程也正如這首詞所昭示的那樣，只要掌握住“長纓”，必定能縛住“蒼龍”，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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