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偉大轉折，是中國革命航船的舵手毛澤東推動這次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遵義前後，毛澤東運籌帷幄，多謀善斷，砥礪前行，同錯誤路線巧妙博弈，表現出了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是“韜光養晦，留住青山”。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蘇區，當時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奉其為“太上皇”，軍事問題全由李德說了算，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對“左”傾領導者的排擠，毛澤東忍辱負重，他以革命利益為重，從不意氣用事。他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在不斷地思考著紅軍的前途和命運，但他的正確主張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就會因他們的偏見和嫉妒而不被採納。因此，他往往是通過與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交換意見，由他們提出來研究，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左傾”路線給紅軍帶來的損失。毛澤東“靜”觀勢態的發展，思考著紅軍的前途，謀劃著與“左”傾路線鬥爭的策略。由於毛澤東的“冷靜”，使其避免了被“整死”的下場。
二是“避其鋒芒，蓄積力量”。遵義會議，從醞釀、準備到召開在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起了謀劃和推動的作用。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遵義會議前夕，毛澤東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做了很多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毛澤東要首先爭取“實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斷找黨性強、作風正派、處於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黨和軍隊高級幹部交換意見，提出自已的正確主張，指出博古、李德的錯誤和危害。李德後來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對博古說：“（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待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待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們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這三個老資格共產黨領導人分開”。
毛主席
三是“抓住戰機，一錘定音”。要變更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絕非易事，必須要等待有利時機。在到達遵義前，由於毛澤東耐心細緻的“解釋”和王稼祥、張聞天等的積極工作，毛澤東的作戰思想逐漸佔據上風。相反，紅軍由出發時的8萬人減少到只有2萬 多人，“左”傾領導者的錯誤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來，紅軍指戰員對“左”傾領導者的不滿情緒達到了極點，並意識到這是排斥毛澤東正確意見的結果。在血的教訓面前，廣大指戰員已認識到，只有毛澤東出來指揮戰鬥，才能使紅軍打勝戰，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已是呼之欲出。 “為此，王稼祥找張聞天，……接著，他又找了其他負責同志，一一交換了意見”，王稼祥先同張聞天談了，後來又取得周恩來同志的同意，這樣，遵義會議順利召開。
四是“高瞻遠矚，善謀團結”。為了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使紅軍更加團結，避免出現分裂，會議只討論當時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解除了博古和李德兩人的軍事指揮權，以挽救處於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紅軍。張聞天曾說過“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此時，毛澤東的威信在全軍已重新樹立起來，完全有實力和有資格成為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人。但毛澤東拒絕了，他推舉作風民主的張聞天（洛甫）擔任總書記，這樣既避免授人以柄，同時又容易讓共產國際接受。他海納百川、寬宏大量。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曾寫到：“有趣的是，全黨都知道，儘管博古曾反對毛，但毛對博古是寬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鞏固以後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員會仍處於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繼續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經常找他諮詢事務。”
在遵義會議前後，毛澤東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策略的靈活性，力挽狂瀾於既倒，力扶大廈於將傾，以其雄才大略、超人的政治智慧，挽救了黨和紅軍。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踏上了勝利的坦途。撫今追昔，飲水思源，我們今天能在這樣的和平環境中進行改革和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歷史功勳。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