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文 歷史名人總是會被誤解，現在無論哪本德國通史涉及俾斯麥，都必然用到“鐵血宰相”、“統一功臣”、“最偉大的德國人”這些修飾詞。詹姆斯·霍斯的《德國極簡史》一反常見，認為俾斯麥的功績受誇大了，德意志第二帝國是東拼西湊出來的國家。
鐵血宰相打造的德國經歷了魏瑪共和亂象與二戰浩劫，分裂為東西兩部分。西德史學界反思納粹先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表示：不同代際的人，對德意志的記憶感受完全相反。對於子孫後代來說，一個完整統一的德國是天然存在、生來就有的，歷史大趨勢從分裂走向統一，他們堅信未來德國必將度過冷戰，重新統一。可是，對於我們這代人（即出生在20世紀初的人）來說，所謂“德意志國”（DeutschesReich）是個新鮮事物，從誕生到滅亡還不到一個世紀。數千年漫長的歷史，日耳曼人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生活在不同的邦國。德國的分裂是常態，統一才是不正常的異數。
詹姆斯·霍斯《德國極簡史》再次肯定了哈夫納的史觀，冷戰結束，兩德統一併不是童話故事裡幸福快樂的結局。“破柏林牆易，破心中牆難”，新納粹主義在易北河東岸崛地而起，溫文爾雅的西部中產階級絕望地懷疑，東部人到底能不能祛除蘇式政體的遺毒，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兩德民眾在接納敘利亞難民、脫離歐盟等議題上，爭吵不休。東德合併入聯邦才過二十載，就有人要求他們滾出去。
民族主義者宣稱，大一統是本國曆史的主流，1848年革命的失敗和1949年的兩德分裂只是一小段彎路，這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被灌輸的理念。
《德國極簡史》揭露了另一條隱藏的線索：查理曼整合法國與德意志西部，抗擊德意志東部的異教蠻族；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撕裂共識；1804年萊茵蘭諸侯邀請拿破崙入駐，制衡霍亨索倫家族的普魯士；一戰結束後阿登納謀劃“西德意志聯邦”計劃，脫離柏林中央政府，1923年未遂的圖謀在二十多年後實現，阿登納創建聯邦德國。德意志的內部纏鬥，從中世紀延續到今時今日。
短命的第二帝國
德意志第二帝國是個短命王朝，只不過科技、文藝、工商業發展的輝煌成就掩蓋了它本身的壽命之短，47年的國祚比中國的西晉（享國51年）還要少。第二帝國是各方妥協的產物，甚至連皇帝本人都憎惡自己的國家，王朝在誕生的第一天差點流產。
普魯士贏得1870年對法戰爭的勝利，群臣請求威廉一世當“全德意志的皇帝”。但他不滿意，堅持要當“德意志皇帝”，死活不肯接受俾斯麥的提議，還威脅說，再僵持下去，朕乾脆退位。
兩個稱號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實則權力、地位有天壤之別。“全德意志的皇帝”DeutcherKaiser這個稱號是從德意志第一帝國（即神聖羅馬帝國）傳下來的，意味著受各諸侯共同擁戴，頗有些周天子的意味。“德意志皇帝”KaiservonDeutchland則屬於秦始皇類型的創制，具有至高無上的威嚴。
登基儀式前幾個小時，雙方互不相讓，最後解決方法也很機智。在凡爾賽鏡廳裡，一位諸侯突然喊道：“威廉皇帝萬歲！”其他人跟著歡呼，威廉一世勉強配合大家，完成儀式，事後他說：“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第二帝國內部諸侯林立，中央集權的程度不如英法，甚至不如聯邦制的美國。新生的德國與其說是帝國，不如說是鬆散的邦聯，裡面有4個王國、6個大公國、5個公國、7個侯國、3個自治市。成員國保留了諸多主權，有自己的議會、自己的民法、自己的郵政系統，稅收也由各邦分攤。1870年代議會制定保護性關稅，普魯士收取的關稅控制在1.3億馬克的額度內，超出部分流入其餘邦國。
後來自由主義者呼籲政治改革，推進民主化。俾斯麥如臨大敵，以國家解體為要挾，玉石俱焚。根據保守主義的理論，帝國是霍亨索倫王室與其他諸侯組成的，他們不滿意，有權解散這個聯邦，無需徵求人民的意見，如同股東對經營不滿意，有權關閉公司，無需徵求股民的意見。統一德國的英雄現在想親手毀滅德國，幸而自由派妥協退讓，度過危機。
各邦裡自主權最大的是巴伐利亞王國，與德國其他地區設置了邊界檢查站，還能自己單獨派駐外交使節，在柏林也設有公使館。巴伐利亞甚至有自己的軍隊，士兵在和平時期由本國國王指揮，只有在戰時情況下根據同盟條約支援普魯士。威廉二世即位以後，打算前往南方閱兵，然而巴伐利亞的宮廷斷然拒絕。他們宣佈，如果皇帝一意孤行，要檢閱軍隊的話，那麼會引發外交糾紛。德意志沒有帝國陸軍部這個部門，有的只是普魯士陸軍部。
俾斯麥刻意用鐵與血的形象示人，實際上軍事力量分散，受到各方牽制，在歐洲的軍備競賽中佔了下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雖然沒有德意志富裕，但因為是單一制國家，能夠做到統一徵稅養兵，軍備開支超過對手。
英法歷史上強勢君主削平領主貴族，早早確定了王權獨尊的地位。日耳曼人長久生活在軟弱無力的神聖羅馬帝國，諸侯互相攻伐。北美的建國先賢制定憲法時，就以它作為反面教材，發誓美利堅合眾國不能成為第二個德意志帝國。聯邦黨人認為英國值得效仿，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是優秀的政治案例。
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模式，並非常規的兼併戰爭。霍亨索倫王室與一部分友好邦國結盟，吞併另一部分有敵意的邦國，比如漢諾威、黑森-卡塞爾、拿騷，整個過程類似德川家康爭雄天下。江戶幕府僅控制了日本四分之一的領土，其餘土地由大名鎮守，譜代大名對應1866年加入“北德意志聯邦”的成員國，外樣大名對應1870年加入德意志的成員國。
1919年共和取代帝制，對應的則是廢藩置縣。魏瑪民主以軟弱著稱，然而中央集權的力量遠邁前代。共和國成立統一的國防部，原本各自為政的柏林、慕尼黑、斯圖加特陸軍部整合起來。德意志原來25個邦國邊境合理化調整，改編為17個省份，憲法的主筆人雨果·普羅伊斯還試圖要求分割普魯士邦，由於阻力太大而作罷。
魏瑪共和的強勢基於君主制的衰退，1919年革命風起雲湧，退位的不僅是德意志皇帝，各邦君主也齊刷刷垮臺了。邦國的權力已經由王室轉移到議會和選民手中，加速封建主義的消亡。
恩格斯早在二十年前，就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
民族主義從革命黨轉向納粹黨
德意志統一的動力，一半來自普魯士的鐵血征伐，另一半來自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德國的民族覺醒起始於拿破崙時代，為了抵抗他的入侵，普魯士政府號召動員民眾。要是放在中世紀，兩國交戰是騎士貴族的事情，跟庶民不相干。一塊封邑可以作為婚姻嫁妝，在幾個家族之間轉手，國家主權的邊界線模糊，霍亨索倫王室管轄的勃蘭登堡和西里西亞、薩克森省份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而他的東西普魯士省份則屬於波蘭王國的一部分。
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遊戲規則，平民獲得政治權利的同時，也要負起保衛國家的義務，法蘭西不再是波旁一家一姓的私產，而屬於人民大眾。今天歐美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話語，掌握在特朗普等右翼手裡，然而起初愛國是革命派的口號。法國的革命者並不自稱革命者，而是自稱愛國者，意即熱愛人民主權的國家，不愛專制主義的國王。他們支持解放猶太人，頒佈憲法，實行言論自由。
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同步的，普魯士的改革精英上臺，效仿法國，發動了群眾，下放權利。專制程度更深的沙俄不敢這麼做，亞歷山大一世擔憂，如果允許農奴拿起武器，那麼槍口還不知道對準哪一邊。
到了1848年革命時，德意志遍地烽火，工人遊行抗議，農民燒燬地主的莊園。愛國者一方面要求建立資產階級憲政，推行漸進有序的改良；另一方面，邀請諸侯們來法蘭克福召開議會，勸進霍亨索倫的國王稱帝，團結日耳曼各邦。威廉四世拒絕請求：“皇冠不能被骯髒的革命所玷汙。”俾斯麥的態度比較靈活，他雖然不喜歡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但不憚於跟他們合作，利用民族主義打擊古老的封建制度。
1863年石勒蘇益格的領主去世，按照中世紀的撒克利法典，丹麥國王有權繼承這片采邑，俾斯麥卻打出了現代民族主義的旗幟，認為石勒蘇益格居民以德裔居多，應當併入德意志邦聯。俾斯麥獲得所有派別的支持，甚至最厭惡普魯士的馬克思也認為，普丹戰爭代表文明戰勝野蠻，進步戰勝保守。1870年俾斯麥故技重施，向拿破崙三世開戰，藉著對外戰爭統合了德意志各邦。
1880年代柏林和聖彼得堡的外交關係出現裂痕，鐵血宰相試圖再次動員民眾，拉上奧地利共同反俄。這一次，俾斯麥的運勢到了盡頭，威廉一世堅持與俄國的傳統友誼。霍亨索倫家族跟羅曼諾夫家族世代聯姻。為了對俄示好，皇帝繞過政府，派私人特使去覲見沙皇。後來在國會的壓力下，威廉簽下了防禦俄國的軍事條約，但在簽名時補充了一句話：“逼迫我到這個地步的人，將在上帝那受到審判。”
威廉一世信奉正統主義，這種原則意味著外交上的“漢賊不兩立”，儘可能不承認革命者的國際地位。南美洲的巴西原本是個君主制國家，民主共和後，羅曼諾夫皇朝堅持不承認新政府，直到流亡的廢帝去世，沙俄才跟巴西建交。
這種外交思維以意識形態為基準，慕虛名而處實禍，註定要跟國家的現實利益牴觸。1873年羅曼諾夫、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締結了三帝同盟，這是一個根本維持不了多久的同盟，奧匈跟沙俄在巴爾幹存在利益衝突，爭奪霸權，俾斯麥認定，歐洲未來的大戰遲早在君主制和民主自由兩股勢力之間發生，為了巴爾幹半島那塊窮鄉僻壤打仗，簡直太可笑了。事實證明，國家利益的分歧無法用意識形態來彌補，普魯士向東歐擴張勢力範圍，跟俄國逐漸發生嫌隙，俾斯麥不得不優先考慮地緣政治因素。
正統主義原則適合充當多民族國家的紐帶，晚清的立憲派遲遲不反對帝制，是因為宣統溥儀具有國家元首的象徵意義，他在中原是漢人的皇帝，在藏地是活佛的供養人、在蒙古是大可汗，維持秋海棠的版圖離不開愛新覺羅家族。基於同樣的理由，俾斯麥不能徹底接納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德國東部生活有300萬波蘭人，既然德國能構建民族國家，為什麼其他人不行？既然石勒蘇益格的德裔居民可以脫離丹麥，那麼波蘭也有理由脫離德意志。
波蘭人依據君權神授的中世紀理念，宣誓臣屬於霍亨索倫家族，勉強接受柏林中央的管轄，可一旦德皇退位，便不再承擔任何忠誠義務。1918年德國輸掉了一戰，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民族自決原則，即一個族裔再怎麼弱小也可以建立政權，在德國戰敗日當天波蘭共和國就宣告成立。
在山河破碎的哀嘆中，希特勒應運而生。他散播雅利安高貴種族的理論，用狂熱的愛國激情迷惑民眾，巧取豪奪拿下政權。在波蘭問題上，納粹黨逆轉了思路。波蘭人鬧獨立，是因為他們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跟日耳曼人不同，假若把波蘭人的族群特性抹殺乾淨，強行採取同化措施，那麼也就不存在波蘭民族。
第三帝國發起戰爭，不僅佔領了波蘭的土地，而且殺害他們的神甫和教授，封閉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禁止波蘭人學習波蘭語。民族主義曾經是欣欣向榮的，如今變得粗俗野蠻，法西斯分子打著它的幌子，屠戮弱小、欺侮異族，最終獲得可恥的失敗，德國再一次輸掉世界大戰。
西德的脫普入歐
歷史學界裡，右翼民族主義者創造了兩個神話：一、1919年的魏瑪共和制是戰勝國強加的；二、1949年兩德分裂是戰勝國強加的。前者屬於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後者則被公眾奉為真理，其實德國的地方分離主義有著悠久傳統。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巴伐利亞就意圖割據自立，當時捷克斯洛伐克脫離了奧匈帝國，搖身一變，就從戰敗國的一員成了英法勝利者的盟友。其他人也躍躍欲試，巴伐利亞本身工農業完備，領土龐大、經濟雄厚，即使脫離柏林中央也有獨立生存的能力，還可以免去德國戰敗賠款的責任。
代表萊茵河地區利益的阿登納遊說協約國高層，謀劃組建“西德意志聯邦”，加強跟法國、比利時、荷蘭的經貿往來。他曾說：“世界上我最討厭三類人：俄國人、英國人和普魯士人。”
西德地區是天主教的大本營，東部普魯士人則信仰路德的新教，俾斯麥說的是低地德語，南方山區農民說著另外一種方言。納粹黨最重要的綱領之一“生存空間”，直到1922年才正式提出。來自南方的希特勒，為了迎合普魯士的需求，表示要向東歐殖民，納粹未來培育一個2.5億人口的日耳曼民族，其中一億人口遷徙到歐俄大平原。
歐洲人談及俄國的民族性，有一句民諺：“剝開一個俄羅斯人的皮,就會看見一個韃靼人。”阿登納則說：“一個普魯士人就是一個忘記自己老祖宗是誰的斯拉夫人。”
古羅馬在公元2世紀修建一道防線，總長550公里，穿過萊茵蘭－普法爾茨、黑森、巴登－符騰堡和巴伐利亞4個州。萊姆斯防線原本是羅馬帝國用來抵禦蠻族入侵的，在中世紀又成為日耳曼人抵抗敵人的前線，普魯士人長期跟斯拉夫人雜居，既有碰撞又有交融，他們的名字還留有斯拉夫的痕跡，例如寫《戰爭論》的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他的姓氏即帶有典型的斯拉夫風格。萊姆斯防線之於德國地理文化的意義，就如同秦嶺淮河一線之於中國。
普魯士數百年的擴張方向是往東，直到拿破崙戰爭才轉化方向。19世紀的第一年，日耳曼民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既不住在普魯士，也不住在奧地利，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計劃組建“第三德意志（ThirdGermany）”。1806年在法國的扶植下，計劃落實，一個擁有1600多萬人的大國萊茵聯邦成立。
拿破崙折戟沉沙後，梅特涅為了遏制法國，把包括魯爾區和薩爾區在內的萊茵地區交給普魯士國王，沒有人知道那裡的地下埋藏了歐洲最大的煤田。奧地利犯下的錯誤，相當於項羽把劉邦分封到漢中。從此普魯士軍國主義者，汲取西部豐富的財稅，立足於列強爭霸的不敗之地。
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說，德意志是羅馬教廷的奶牛。工業革命時期，萊茵河地區是容克貴族的奶牛，俾斯麥總是把普魯士的利益置於全德國的利益之上，英國公使亞歷山大·馬利特評論道：“俾斯麥首先是普魯士人，其次是不折不扣的普魯士人，第三是德意志的普魯士人。”
資產階級希望用民族主義來馴服好戰的普魯士，卻遭到反噬。二戰的失敗，給了他們一次絕處逢生的機會，阿登納極力主張拋棄東部地區，單獨建國。西德脫普（魯士）入歐，跟英法融為一體，永遠不再建立統一的德意志。1949年阿登納定都波恩，並且當選為首任總理，他的西化熱情甚至嚇壞了西方人，英國駐波恩的高級專員伊馮·科克帕特里說，如果總理閣下的私密想法公開，肯定會造成政治災難。
由於一邊倒的親美政策，社會民主黨稱呼阿登納為“盟國的總理”，意義相當於庚子國變後，革命黨稱呼清政府為“洋人的朝廷”。在公開場合，西化派把兩德分裂的責任推諉給蘇聯，假裝自己尋求統一，只是對方頑固阻撓才無法成功。德國民眾需要替罪羊，斯大林是再好不過的人選。
俄國人本意在非武裝化的前提下，保留一箇中立的、完整的德意志。模式一如芬蘭，這個國家內政自主，實行議會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外交上以克里姆林宮馬首是瞻，向蘇聯提供軍事基地，跟東歐國家開展貿易合作。冷戰期間，芬蘭禁止報紙電視醜化蘇聯領導人，在布拉格之春等事件保持緘默。
高傲的阿登納拒絕了斯大林，投入歐洲大家庭的懷抱，1948年波恩政府加入馬歇爾計劃，1955年參加北約，1957年加入歐共體。有趣的是，法國、意大利與西德的版圖合起來，跟公元814年查理曼帝國的疆域高度重合。
《德國極簡史》把1949-1991年稱為日耳曼民族獲得自由解放的黃金時代，重新統一（DeutscheWiedervereini－gung）只是讓發達的西部地區重新向易北河東岸輸血。在統一的第一年，國家補貼東部地區1430億馬克，用以改善基建，穩固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到1999年補貼金額飆升到1.63萬億馬克。
然而前東德地區依舊經濟疲軟，工商業缺乏競爭力，《2014年德國統一狀況年度報告》顯示，超過1/5的東部地區人口有陷入貧困的危險，一名電工在西部每小時能賺9.9歐元，但到了東部只有8.8歐元。德國100家最大企業中，沒有一家總部在東部。
更令人憂心忡忡的是，政治上的極端派別的興起，德共的繼承者德國左翼黨在東部獲得最高的支持率，極右翼的主力也大多來自東部失業青年，在2016年德累斯頓的國慶節活動中，新納粹分子扔燃燒彈破壞。東德人五十年裡沒有思想自由、沒有結社自由、缺乏市民的公共意識，要想融入西方文明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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