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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中國的第一部史書，錢穆先生在論及《春秋》時說：“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論語》則與《爾雅》、《孝經》並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
《春秋》微言大義，“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故中國歷史上歷來都有“春秋斷獄”，“春秋治世”之說。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這是春秋義旨的主要內涵。
因而“春秋大義”也成為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
史書記載，關公熟讀《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而且，關公在其戰鬥歲月，及日常行為實踐中，處處都遵循及遵守著春秋義旨。
大將軍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在《重修當陽漢壽亭侯關夫子廟碑記》雲：“自孟子而下讀《春秋》者不乏人，而能於《春秋》大義見諸行事之實者，唯（關）侯一人而已。”
著名清官張鵬翮在《關帝像贊》中稱關公“《春秋》之旨，獨得其宗”。張鵬翮還在《關夫子志序》稱：“侯雖未登洙泗之堂，而剛直之氣，忠義之概，暗與道合。”
關公因而成為踐行春秋大義精神的典範，成為中華民族遵循春秋義理的形象代言人，成為“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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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信仰之所以能夠跨民族，跨階層，跨時空，恰恰是因為關公已經成為“義”的化身的緣故。
關公之義，正是春秋之義，代表著公平、公正、正氣、正義等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道德標準。
尊關公，拜關公，恰恰就是尊崇的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義”。
關公精神的“義”，不只是隱藏於內心的信念，更是外化為行的道德實踐。
從關公信仰中引申出的道德原則，成為傳承忠孝節義誠信等道德行為的基礎原點，和砥礪情操、自我約束的重要手段。
清初小說評論家毛宗崗把關公譽為“古今名將中第一人”，在《三國演義》中，成為與諸葛亮“智絕”、曹操“奸絕”並稱的“義絕”。
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說道：“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醐恩之誼重。
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忭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毛宗崗把關公人格精神的“義”，通過“儒雅”、“英靈”、“大節”、“神威”、“志堅”、“誼重”、“磊落”、 “嚴正”等詞語進行了形象化的描述，讓人凜然若見關公絕倫逸群的儒將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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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志在春秋”的儒將風采也感染了後世的無數忠臣良將。
唐朝禮部尚書、書法家虞世南對關公無比敬仰，書寫了讚頌關公的三字經：“利不動，色不悅。威不屈，害不折。忠耿耿，義烈烈。偉丈夫，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
北宋名將狄青，勇而善謀，在宋夏戰爭中，他每戰披頭散髮，戴銅面具，衝鋒陷陣，立下了卓越的戰功。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節讀書，精通兵法。以功升樞密副使。平生前後25戰，以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十五夜襲崑崙關最著名。宋仁宗稱之為：“朕之關（羽）張（飛）。”
山西沁縣博物館至今仍保留有一方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的新建關廟碑刻，上面記錄著狄青出征廣西桂林時，祭拜關公，平定儂智高的情景。
南宋名將岳飛，自小崇拜關公，喜讀《左氏春秋》，常常以關公的豐功偉業為楷模自我激勵。岳飛之孫岳珂在《金陀續編》記載說：“（嶽）飛常與人言：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羽）、張（飛）輩功烈相彷彿耳！”孫逌評論道：“飛武人，意氣如此，豈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可知關公在岳飛心目中的地位。
張鵬翮是清代有名的清官，康熙贊其“天下廉吏無出其右”；雍正贊其“卓然一代完人”。
張鵬翮任吏部尚書近10年，為了防備有人說情、送禮，張鵬翮就在府邸的廳堂上，樹了一尊關聖帝君塑像，周倉持刀威嚴旁立。神座的側面，擺一書案。每逢有人請託時，他便指著塑像說：“關聖帝君在上，豈敢營私徇隱？”有些交誼甚篤的人，不便直言拒絕，張鵬翮就轉頭敬拜關公聖像，說：“周將軍手中的青龍偃月刀這麼鋒利，你難道不懼怕嗎”於是打消來人託關係走後門的念想。
張鵬翮把崇祀關帝，踐行春秋大義精神，作為“在獨處時能謹慎不苟”的慎獨手段，由此也希望關公精神能夠推行廣遠，傳承萬世。
在張鵬翮隨內閣大臣索額圖等經蒙古去俄羅斯議和時，沿途見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有關帝廟，張鵬翮說：“故使遠人，知其忠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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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精神與春秋精神早已融為一體，共同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
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為關公廟題寫的一副楹聯雲：“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著民族精神。”
經過1800多年來，全體中華民眾對關公形象的神化、聖化、美化，關公精神已經成為被全社會各階層、各民族、各行業、各信仰，都能共同接受的普世性價值觀。
關帝廟遍佈全球各地，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信仰的存在；關公的歷史、故事和傳說流傳廣泛、婦孺皆知，成為教化民眾，勸善抑惡，進行人格教育的最實用的教材；關公崇拜的普及，表現了傳統文化的儒家道德精髓，從學堂的說教向全社會道德踐行的延伸，使得道德教化不再高高在上，成為所有百姓都能身體力行的文明修養。
如南懷瑾在《武聖關壯繆遺蹟圖志》序言中所言：“至如世所標榜關公之忠義，則於忠道之詮釋，不僅施於君臣之際，且可盡於人倫綱常之間。其於義道之影響，且可概於朋友之適而及於社會之則。 是誠春秋大義之微旨，故關公之典範，終能由人道而臻於神明之尊，豈偶然哉？非徒然也。”
關公精神，春秋精神，不僅是古代傳統社會的行事綱領，更應成為現代社會、法治社會的行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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