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11月10日晚清传奇名将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少年时代的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时参加乡试并中举。按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并不具有入朝为官的资格，还必须参加会试并考中进入方才获得出仕的资格，然而左宗棠却在会试中屡屡落第。尽管左宗棠并不擅长八股文章，但却广泛涉猎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经世致用之学。早在他在长沙城南书院就读时就已曾拜访过当时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而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正是左宗棠的老师，当贺长龄面对这位后生晚辈时“以国士见待”。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1月鸦片战争后被贬官新疆的林则徐在返乡途中约左宗棠于长沙舟中相见，林则徐将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见闻以及周边形势整理成资料倾囊授予左宗棠，这次会面结束时林则徐对左宗棠说道：“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尽管有林则徐如此评价，可此时的林则徐在清政府内部早已是过气之人，况且他也并不掌握朝廷用人之权，本来在正常情况下没进士功名的左宗棠在清政府的体制下应该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然而左宗棠应该感谢他所身处的时代——尽管这时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而左宗棠则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正是这个时代所需的英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湖南省城长沙之际左宗棠在好友郭嵩焘等人的劝说下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后随张亮基进入湖广总督幕府，开始了他的一生功业。张亮基调任山东后左宗棠应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重返湖南巡抚幕府，此后他在湖南巡抚幕府工作了六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械。尽管此时的左宗棠只是湖南巡抚幕府的小吏，相当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私人幕僚，算不上朝廷正式编制的官员，但却有诸多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他并对其盛赞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然而身为幕府小吏的左宗棠的迅速走红引起了一些官场中人的嫉妒，终于这种积累已久的嫉妒情绪在一次偶然事件后爆发了出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幕府拜见骆秉章时未向左宗棠行礼，这事搁在其他幕僚身上谁也没当回事，可左宗棠是辅佐巡抚骆秉章的第一功臣，加之耿直的性格试他不愿受此漠视，竟当场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恼羞成怒的樊燮上书咸丰帝弹劾身为幕府小吏的左宗棠公然藐视朝廷上官，当时咸丰帝都已准备批准逮捕处死左宗棠的诏书了，好在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从旁相助才使左宗棠在鬼门关上捡回一条命。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场波折对左宗棠个人而言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对整个中国而言也算是多灾多难的近代史上难得的一次幸运。此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屡建奇功，一步步升任为闽浙总督，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并奉旨在湖南招募楚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创建了作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的船政学堂和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中国由此开始构建自力更生的自主海防建设。
当左宗棠率部同太平军交锋时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兴起了捻军起义，一时间清政府被太平军和捻军两股起义势力弄得手忙脚乱。这时中国西北的陕甘、新疆等地的回民武装趁清军忙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时机纷纷起事，同一时期英、俄两大列强也将自己的扩张触角伸到了新疆，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始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同治六年（1867年）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攻占了南疆地区，在这里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到了1870年阿古柏又越过天山攻陷北疆的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盆地等地。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在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这时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的战略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
1875年受命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钱是筹集到了，可如何将粮草和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依然是一大难题，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前期的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就该动兵马了。左宗棠在肃州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在扫清敌方外为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西征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在新疆各族农牧民的配合下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承认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
此时新疆尚未完全收复——尽管阿古柏政权已然覆灭，然而沙俄仍占据着伊犁。显然沙俄的实力是远远强于阿古柏政权的，仅靠以刘锦棠部为核心的入疆作战的三万军队（算上战损应当已不足三万）是不足以驱逐俄军的，于是左宗棠一方面命入疆清军向伊犁靠近以对盘局于此的俄军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留守在甘肃境内的西征军进行整编调动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沙俄在占领伊犁之初就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派出谈判的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 清政府面对这样一份令国内民怨沸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到底不敢认账，于是又改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曾纪泽初到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受到冷遇，甚至被质问谈判资格。曾纪泽一方面援引国际法据理力争，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倘若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左宗棠为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工作而特意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并将自己的驻地由肃州迁往哈密，以示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的曾纪泽在经过半年的努力后最终达成如下协议：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予收回，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相传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命入疆作战的湘军各部沿途遍植柳树，其用意在于：一则巩固路基，二则防风固沙，三则限戎马之足，四则利行人遮凉。后世称这些当年西征入疆的湘军将士所钟之树为”左公柳“，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曾就此事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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