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点在于集权与制衡，目的是保障皇权的实施。
汉初丞相有很大权力，不仅是“百官之长，”而且“无所不统，”文景两帝对这种情况亦惧亦忧。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入朝奏事，文帝宠臣邓通“怠慢”之，下朝后申屠嘉将邓通叫至相府训斥，若非文帝营救及时，邓通可能会被申屠嘉杀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也屡屡干涉景帝行事，最终被罢官杀害。
武帝即位后一改“祖宗之法”，设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从制度上削弱相权，这样一来相权移入中朝，所谓“中书政本，国家枢机，”武帝削弱相权，政令由宫廷直达郡县，使得汉代中央集权具有皇帝专制特色，尚书有任命郡守的权力，尚书的任命则在皇帝本人，如此一来郡县成为皇权在地方的延伸，武帝通过这种措施打造了一种宫廷政治。宫廷官员的任命去留全在人主一念之间，阿谀奉承之辈趋之若鹜，贤与不肖混为一谈，地方郡守多出此辈，皇权越专制，郡守益骄横。
武帝为抑制这种局面，广用酷吏，然酷吏多卑躬屈膝，与宫帏无关系者，权势压人；有靠山在内廷者，秋毫不犯。地方上，郡守与豪族狼狈为奸，贪腐丛生，百姓日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越发薄弱，武帝用酷吏为监察之刺史，以抑制这种情况，使得监察酷吏化，酷吏制度化。在中央，武帝雄伟，尚能控制中朝，武帝之后，权力逐渐为内廷小臣所有，内廷小臣不外乎外戚与阉宦，外戚和阉宦是专制皇权的化身和表现，汉朝最后被外戚王莽取代；在地方，豪族做大，中央无力驾驭，王莽改制受到地方抵抗，几乎没有成效，偏巧天灾不断，起义四起，南阳豪族最终逐鹿中原。
东汉继承了西汉的内廷与豪族遗产，在中央虽设三公，却为虚职，职权全在内廷，在地方不得不与豪族妥协，及至黄巾起义，豪族再次做大，大一统之割据基础始得形成，期间虽有西晋短暂统一，不久，鼎祚南移。
至唐朝，吸取前代教训，意识到外朝不能虚置，将相权一分为三，名为制衡，实乃保君主之权，比如唐制规定内下省有驳议和签署的权力，但决策权却在皇帝手中，中书省不过奉旨拟召而已，之所以内下驳议是因为皇帝不能犯错，如果政策出了问题，自然罪在丞相。分地方的事权收归中央，又因地方事权分的太细，不宜处理边疆事务，于是设立节度使，集军政财三权于一身，安史之乱后，广设节度使，中央对地方控制不复存在，唐朝之亡实起于此。
宋朝建立以后，制度设计依然着眼于集权与制衡，广泛吸取前代教训，在政治结构自身演进的基础上，加之防五代武人弄权的弊端，进一步分化丞相权力，分化官员事权，在地方继续分事权收归中央，经汉魏晋唐五代至于宋，豪族势力受到极大打击，科举兴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豪族存在的基础被瓦解，地方割据潜力不复存在，此后，中央王朝要么亡于异族入侵，要么亡于农民起义。
从汉朝开始，政治制度的趋势就是在中央不断分割丞相的权力，分割百官的事权，在地方亦分割官员的事权归于中央，这样做的制度目的是保证权在人主。常人以为有制约即非专制，觉得专制一定无法无天，其实不存在无法无天的专制，盖因无法无天专制反而难以运转，汉唐之际，专制制度设置“非理性”化，人主随意将权力赋予别人却无法收回，权力经常旁落外戚与阉宦，宋朝专制制度的设置非常理性化，对皇权有所制约的目的在于保障皇权不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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