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似乎一语道出了婚姻的真相，然而不同时代人们对幸福的期望和标准不同。回首百年，中国女性有两次“遭遇解放”，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在男性先驱者们的疾呼呐喊中被“启蒙”、被“解放”；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法律制度保障中被“解救”、被“解放”。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之间横亘着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但这距离似乎又在“五四”的“精神解放”中一夜跨过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身解放”中一夕消弭了。辜鸿铭曾在面对学生嘲笑时说出“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的名言，制度可以提供保障，观念的进步却不可一蹴而就，浮出历史地表不过百余年的中国女性走过的是一条更为崎岖、艰险的道路，她们既要与男性共同承载民族家国的命运，又要独自探索女性心灵的成长。
20世纪初，11名女孩在上海王家堂圣母院女塾中接受教育
著名学者、翻译家杨绛出身于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两位姑母都是包办婚姻，后来又双双仳离，其中三姑母的故事更为传奇。这位姑母是三个女儿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但却不是“谢家最小偏怜女”，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美貌的大女儿，对其他两位女儿都不甚疼爱。杨绛的祖母曾当着女儿的面评价她长得丑，皮肤黝黑，还“鼻子向着天”。与现在“一切为了孩子”的亲子关系不同，那时不受疼爱的女儿在婚姻大事上也不受重视，可能被父母随意地“打包处理”。三姑母十六七岁的时候被母亲许配给无锡的一位大少爷，家境倒是殷实，但这位蒋少爷本人却并不适合结婚。杨绛的母亲曾为小姑反对这门亲事，却被看重门第的婆婆训斥。三姑母嫁了之后才发现她的丈夫老是张着嘴流哈喇子，“露出一颗颗紫色的牙肉”，原来是个有智力缺陷的“低能儿”！这简直比张爱玲《金锁记》里那位孱弱病态的少爷还要可怕！我们无从知晓这位三姑母是如何度过她的新婚之夜的，也无法想象这个花季少女是如何度过在婆家的每一天的。据杨家人回忆，三姑母为了自卫抓花了蒋少爷的脸，一次次躲回娘家省亲，又一次次被婆婆接回去。直到有一回婆婆将她从嫂子的床后抓出来，她才鼓起勇气撕破脸皮，从此与丈夫恩断义绝了。放在当代，这简直是一出狗血剧，坑害孩子的父母，涉嫌强奸的丈夫，禁锢人身自由的婆婆……然而在当时舆论谴责的却是三姑母，说她是不肯为丈夫生儿育女的“灭门妇”！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离婚之后的三姑母人生一路开挂，走上了“自我奋斗”的道路。刚刚18岁的她由哥哥资助上了中学，一双小脚却坚持走路上学，在务本女中与章太炎夫人做同学，中学毕业之后她考取奖学金留学日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回国任教几年后她又获得教育部公费赴美留学，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回国后一度做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成为当时少有的一位大学女校长！三姑母的奋斗史可以说是正面回答了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样”，原来女性也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认同。有趣的是，这位三姑母叫作杨荫榆，正是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反对许广平等人发起的学生运动，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在教科书中一向以反面人物出现的杨荫榆在抗战中因保护贫苦百姓、护卫周边女性而被日本兵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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