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最需要的不是優惠、補貼，他們需要公平競爭的環境，需要政府提供的信息等公共服務。
目前中國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其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可見一斑。不過金融去槓桿、經濟調速換擋大環境下，去年民營企業發展也遭遇了融資難以及負擔重等困境。
民營企業發展同樣成為今年兩會期間的一個熱點話題。
3月8日新京報舉辦兩會經濟策沙龍之“問道民營經濟”。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下一步，應該如何為民企減負？如何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3月8日新京報舉辦的兩會經濟策沙龍之“問道民營經濟”上，來自學界、金融界的代表圍繞這兩大主題進行了探討，“市場”和“技術”是兩大關鍵詞，政府需要為民企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企業減少負擔，金融機構則需要通過技術解決民企的融資難題。
本次沙龍的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佔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聶輝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華夏銀行北京分行行長李大營，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黃新斌，網商銀行擬任副行長馮亮，工行北京市分行公司金融業務部（普惠金融事業部）總經理韓宇。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佔斌。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張佔斌：民營企業的負擔，經濟負擔只是一方面。首先，要更多地關心、關懷、支持、引導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現在講“兩個毫不動搖”，要旗幟鮮明地講明白、講透。第二，要在所有制理論上有一些進展、有一些突破，來逐步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理論。第三，要給過去遭受錯誤對待的民營企業家“平反”，恢復名譽，有些要提供適當的補償。第四，要研究如何建立一個新型親清政商關係，要求各級黨政幹部學會在新的環境下更好跟企業家交朋友，幫助企業家、尤其是幫民營企業家更好解決困難。我接觸到的很多企業家反映說，現在清是清了，就是不太親了，怎麼能夠既清又親，需要進一步研究。
我去年提了一個提案，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家納入黨和國家的培訓體系，這個事現在也在做，但不是大規模，下一步還要繼續努力完善。培訓可以幫民營企業解決一些問題，也許不一定學習了很多，但是政治上覺得平等，這個價值也是很大的。
另外，“放管服”還有大量工作可以做。行政方面，政府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為市場經濟發展開闢道路。這些年政府在推動這件事，但還有很大空間，因為有的企業感覺受益不太明顯，希望還有更大的“放管服”舉措。法治方面，市場經濟應該是法治的市場經濟，政府、企業家哪些事情能幹或者不能幹，都有一條底線或者天花板，讓大家在平等的遊戲規則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肯定是透明的、公平的、一視同仁的。如何通過法治真正保護好產權，包括私有財產、知識產權，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從經濟上為民營企業減負，有很多措施能夠在更短時間內有效。第一個措施就是減稅降費。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相當大的篇幅講這件事，決心很大，力度很大，措施也很實在，看得出政府在這方面下了更大的決心，要給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包括交通運輸收費、電力收費、中介服務收費等，都有降低的空間。
第二，要想辦法解決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很難、很複雜，很多國家在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但是我國走到今天，民營企業已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融資問題上還是要找到更有效、更有針對性的辦法。困難有，但是辦法更多。有些地方服務民營經濟、小微企業有一些創新的辦法，例如藉助於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介入金融部門的創新。另外還有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科創板馬上要出來，這些將來都會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起到減負的作用。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但是我們重視它，想辦法去做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第三，推進“放管服”，也就是降低制度性的成本。剛開始更多強調“放”，能放的交給市場、交給企業，但是光放也不行，不監管會出問題，還得管好，要有溫度地監管，把服務和熱情融進去。這裡就涉及很多問題，比如儘量減少各種各樣的審批，政府應該做很多信息服務方面的工作，給更多中小民營企業提供最準確、及時、有用的信息。
第四，要貫徹競爭中性的原則，對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我們在對企業進行評估的時候，很多民營企業家說不需要優惠，不需要補貼，就希望在平等機制下大家來競爭。國家有一些補貼，但民營企業拿不到，所以民營企業家建議取消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張燕生：“放管服”講的是哪些事要由政府親自做，哪些可以委託獨立機構做，還有一些可以給商業機構做。有立法、有執法，而且有專業人員操盤，讓獨立機構每年向政府述職，達到比較高的透明度，讓全社會知道這些獨立機構做得怎麼樣。
行政化的“放管服”和法治化的“放管服”，核心的區別還是治理革命，就是怎麼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講到，凡是市場可以做的交給市場，凡是企業可以做的交給企業，其實後面兩句話應該補齊，凡是政府應當做的事情政府應當擔當起來，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民營企業發展，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務，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進步是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形成的。
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編輯 嶽彩周 徐超 校對 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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