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革”后，又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美誉。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然而，人们从胡乔木这位大文人身上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胸怀和境界，他与田家英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向毛泽东举荐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后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1935年，只有13岁的田家英开始向报刊投稿，发表一些散文、诗歌及小说等，得到了一些稿费。他14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继续求学，一边读书，一边发表文章。年少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也显露出超人的意志。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在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选了40余人，其中就有19岁的田家英。
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时与胡乔木相识。胡乔木年长田家英10岁，此后几十年间，他始终像兄长似的关心田家英。田家英几次工作岗位的变动都与胡乔木有关。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明显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胡乔木读后，颇为赞赏。当时，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又受中央委托代替生病休养的凯丰领导中宣部工作。为了让田家英充分发挥文字上的才能，胡乔木把他调入中宣部。从此，两人的革命生涯就联系在一起。1948年毛泽东到西柏坡后，由于工作繁忙需要增加秘书时，胡乔木又向毛泽东推荐了田家英。胡乔木待人谦和真诚。1944年6月，田家英夫人董边因生孩子受了凉，引发了哮喘病。为了便于田家英照料夫人，在胡乔木的请求下，组织上把董边调到中宣部养病。
志同道合
毛泽东身边的人中，田家英和胡乔木政见相同，品格性情也相投。胡乔木在一封写给董边的信中称田家英是自己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因此，用志同道合这一词语概括他们的关系，最为确切。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承担。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但没有参与第四卷的工作；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和标点等方面的工作；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出版及外文翻译组织工作。经过认真而紧张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顺利出版。第四卷是在胡乔木主持之下进行的，田家英负责编辑和注释工作。与前三卷不同，该卷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1960年9月，第四卷也顺利出版发行。胡乔木、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了大力。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曾考订历史事实，对《毛选》一至三卷的注释提出修改意见。不料，原注释主持者陈伯达却大发“一言堂”的威风，说谁提出修改意见谁就是反对他陈伯达。
回忆这段历史，胡乔木无不感慨地说：“我既听见过陈的胡说，又听见过家英的井井有条的说理。但是由于陈当时大权在握，无可奈何。陈对未能参加《毛选》第四卷的编辑也耿耿于怀，因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他只是借此对家英发泄不满而已。田家英编辑过毛泽东的散文著作，也编辑过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诗词选，这些书都凝聚着家英的心血。”
两人都累倒了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初稿起草八人小组。实际上，真正动笔起草的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起草工作非常慎重。陈伯达在1953年11~12月写出了一份宪法草稿。胡乔木看了觉得问题太多，田家英也有同感。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上，胡乔木对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稿提了许多修改意见。陈伯达很不高兴，会后把气出到田家英身上，对田家英发火。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陈伯达的草稿也很不满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当面提出种种修改意见。几次讨论下来，陈伯达垂头丧气。后来，因陈伯达消极怠工，胡乔木和田家英就把起草宪法的责任担当起来。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从1954年2月中旬到3月8日，四易其稿。在紧张地完成了“四读稿”之后，胡乔木因操劳过度，右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紧急住院治疗。于是，宪法草案的修改重担压到了田家英肩上。不久，田家英也累倒了。胡乔木和田家英等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起草宪法忙了两三个月，虽然辛苦，但精神上得到很大满足。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为起草中共八大文件，胡乔木和田家英又处于高度忙碌之中。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毛泽东的开幕词是由田家英起草的。当时田家英写了一个通宵，赶出稿子。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开幕词中许多话语，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据《燕赵老人报》 宗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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