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新闻午报
核心提示：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这个所的科学家正是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同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过了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也就是说，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
中国原子弹爆炸
1946年，毛泽东语出惊人：“原子弹是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
对于原子弹这样的新东西，中央高层一直十分关注。“纸老虎”这样的说法就是这种关注的最初体现。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即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周年的时候，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关原子弹的提问时，举重若轻地用了“纸老虎”（Paper Tiger）一词，被直译为“Paper Tiger”两个英文词传向全世界。
这个思想在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时，就有了萌发的契机。这一天，《解放日报》在刊登长崎爆炸原子弹的消息时，将原子弹爆炸高度评价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这样的评价颇为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又说了类似意义的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就说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话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西方人可能不理解，你们的最高领导人说它是“纸老虎”，可为什么你们后来又要花大力气搞“纸老虎”呢？
对此，1958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一番话，可以作为回答：“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简单说就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蔑视。
当然，这和美国多次威胁对中国使用“纸老虎”有关，也和苏联无情地撕毁援助协议有关。
1950年，毛泽东访莫斯科归来：“美国、苏联都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其实，早在1946年，康生就曾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回国。中共在没有建立新中国之前，就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二三月间，钱三强准备趁去巴黎出席4月份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留学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有关核物理的仪器和书籍。当然这需要大约20万美元。事情反应上去之后，他就有些后悔，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用钱之处甚多。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即接到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
面谈时，李维汉对他说，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可以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并告知这是经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准的，还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元。但当他拿到潮湿并带有霉味的美钞时，他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核物理研究的重视。
钱三强虽然拿到了钱，却由于法国方面不给签证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了约里奥·居里。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这番话，与毛泽东所说，原子弹有了不一定要用，但它是一种威慑，可以保卫和平，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这个所的科学家正是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
同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过了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也就是说，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
1954年国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现在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
钱三强最初也曾向高岗写过信，建议搞原子能，但没有得到回音。后来，他又向彭德怀建议搞原子能。1954年8月2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把钱三强请到家里，专门听他讲解原子弹的原理和构造等问题。彭德怀问道：中国要研制原子弹应该怎么办？钱三强回答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开展试验研究的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核反应堆，以便为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做技术上的准备。”
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赫鲁晓夫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在会谈之前，彭德怀就提出，要把建造试验性原子堆的问题提请苏联帮助，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堆一定要争取尽早建起来。会谈快结束时，赫鲁晓夫高兴地问：“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也直截了当：“我们现在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
负责口译的费德林译过去之后，赫鲁晓夫愣了一下。但他当然不会一口回绝，于是回答道：“要搞原子武器，恐怕中国目前的条件还不行。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单说电力，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很难保证。我们有义务提供核保护，不需要大家都搞。”最后，为使拒绝显得更委婉一些，他又建议，中国若要培训科研人员，苏联愿意帮助援建一个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
毕竟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赫鲁晓夫答应援建反应堆，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1955年，长达三小时会议通过核武器研制计划 ，毛泽东提议为原子弹干杯
毛泽东之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要搞原子弹，是因为此前中国已找到了铀矿。有一块铀矿标本还被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
毛泽东高兴地拿起这块不普通的石头仔细地看。刘杰说，这块矿石是从广西普查来的，仅仅是个次生铀矿，还不知道有没有开采的价值。毛泽东则很乐观地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告别的时候，毛泽东握着刘杰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
1955年1月15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菊香书屋，当时正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从下午四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大家热烈地讨论了很多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吃饭。平时不喝酒的毛泽东，还拿出葡萄酒提议说，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胜利来干杯！
这是毛泽东就发展原子能事业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于是，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候拍了板。随后，毛泽东便发表了《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讲话。虽然讲的是“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蒋介石，同样我们的小米加步枪也能对付美国的飞机加原子弹”，毛泽东同时已经信心满怀地宣布：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将“在地球上被消灭”。暗示中国要搞原子弹。
在中南海决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55年1月18日，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四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仅仅两天之后，北京和莫斯科就签订了秘密协定，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
受到鼓舞的彭德怀则在2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 “要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
1956年底，中苏达成绝密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
1955年7月，国务院设立了负责核科研基地建设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负责研究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这一堆一器的核科研基地建设工作。同时，还成立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三人领导小组，由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陈云主抓。
在此期间，按照周恩来的批示，12月24日下午在政协礼堂，苏联科学家们给国务院各部部长作了一次科学讲座。周恩来不仅亲自出席，而且要工作人员通知部长们，先把手头的工作都撂下，都来听报告。紧接着在26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苏联代表团会谈。会谈主要解决了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原子能的援助进行谈判的问题。
从1955年12月10日抵京，到1956年1月15日回国，苏联代表团在华的活动超过一个月。仅从活动时间上看，苏方援助中国是有诚意的，成果也是丰硕的。正是这个代表团，打开了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大门。
代表团返回苏联之后的2月8日，赫鲁晓夫即致信毛泽东，表示苏联可以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同中国共享自己的经验，苏联愿意扩大高等学校物理系和化学系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并且可以派遣苏联教学人员到中国高等学校讲授有关原子能生产工艺的专门课程。同时，他还建议中国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具体事宜。
为回应赫鲁晓夫的来信，中方整理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经中央批准，由毛泽东写信送给赫鲁晓夫。同时开始酝酿赴苏谈判代表团的名单。团长是刘杰，据说国务院三办原子能组的人都参加了代表团，只留了一位保密员和两位打字员在家值班。担任顾问的科学家以及有关部委的技术干部有二十多人。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和有计划地领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业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主任为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
就在周恩来致函毛泽东的同一天，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到5月14日回国，为期一个多月。几乎与上一年年底苏联科学家代表团访华的时间相等。最后中苏双方达成了一个绝密的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协议达成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聂荣臻元帅力驳核武器“下马论”
就在核武器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问题了。1956年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援助。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有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就研究和制造导弹问题进行了讨论。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
与此同时，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副总参谋长陈赓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中国要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
5月10日，聂荣臻拿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对此，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并指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要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
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即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五院）成立。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正是原子弹与导弹研究的齐头并进，不仅为后来的两弹结合试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为导弹发射距离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因为原子弹必须由导弹打出去，能打多远也要由导弹的射程决定。
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将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与发展问题，再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原子能工业的建设速度和投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做了详细说明，并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
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之前，就搞管理色彩强些的原子能委员会好些，还是单独成立原子能工业部这样的职能部门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周恩来先后征求了薄一波、刘杰和科学院的张劲夫等多人的意见，最终决定成立原子能工业部。但直接用“原子能工业部”这样的名称太显眼了，苏联保卫专家说，不利于保密，所以就用了个比较模糊的名称，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又改称为二机部（1982年5月国务院机构调整时改为核工业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刘杰为常务副部长，袁成隆、刘伟、雷荣天和钱三强是副部长。这一年的12月，国务院还批准了薄一波起草的《关于1956—196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
光有几个部长还不行啊，要调不少人进来才成。刘少奇说，凡是三机部需要的人、凡是提出来要的人，要无条件地调给三机部。陈毅也讲，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薄一波还就此专门召集会议，要求有关的部长支援原子能工业事业。
选定玉门为原子能联合企业厂址
中苏之间的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达成以后，在继续勘探铀矿的同时，开始考虑建设核工厂。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选厂原则参考苏联的经验，就是“安全、隐蔽，交通方便，水电充足”，并兼顾核工业的未来发展，也就是要有大一些的空间。可在上世纪50年代，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地方确实是凤毛麟角。结果跑了两个多月、好几个省自治区，才在兰州经中央协调后，将一处飞机制造厂改成了铀浓缩厂。选定玉门为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核燃料元件厂则定在了包头。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给予赫鲁晓夫很大支持。于是，赫鲁晓夫“在向中国提供复杂的技术帮助方面再让了一步”。
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3月底，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进行党内斗争中，迫切希望能得到中共的支持。双方商定，中国代表团将在1957年9月赴莫斯科谈判。但赫鲁晓夫十分希望毛泽东能亲自到莫斯科，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提出只有签订了向中国转让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材料和模型的军事技术协议后，他才前往莫斯科。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
之后，三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即九局）。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任九局局长。
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得此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了下面一番话：“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
然而好景不长，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逐渐显露。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致信中方，声称由于正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一年后，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并停止一切设备和资料的供应。
1959年6月，苏联政府正式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协议规定的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即使这样，聂荣臻仍多次和苏方交涉，希望苏方执行援助条款。但这时已不是通过苏联专家组催询，而是通过外交渠道，这也说明两国关系不再顺畅。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并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更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1960年1月，聂荣臻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就发言说：“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近来都卡住不给了。看来，苏联的援助肯定是靠不住了。”
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研上，使中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怎么办？关键要有自己的专家队伍。不管苏联愿不愿意帮助，帮助有多大，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国防尖端事业。为此，聂帅大声疾呼。中共中央于3月初作出如下决定：“技术干部调配应以尖端科研需要为重点，尽量保证，满足需要，其他项目所需如果与此有矛盾，应该让路。”
3月30日，《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委指定组织部长亲自负责，进行挑选审查，按原定数额迅速选齐。这样，数千名大、中专毕业生，先后投身到了导弹研制技术队伍的行列。
“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1960年3月，我国决定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进行苏制尔—2型近程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试验。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因为用的虽然是苏联导弹，但试验人员都是中国自己的专家。聂荣臻特意强调：“要安全稳妥，确保顺利完成任务。宁可慢一些，一定要好一些。”
就在准备试验过程中，苏方提出要用他们提供的导弹试验，必须经过苏联国防部的同意。经过政府间的交涉，苏联勉强同意，却提出导弹所用的燃料中国产的液氧不合格，要向苏联订购。可中国订购后，苏方又以种种借口拖延交货时间，5月拖到6月，6月又拖到7月。最后，苏联国防部电告中国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无法履行合同。中国决定就用自己的液氧发射苏联导弹。此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采用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又完成了三种推进剂的加注工作。其中一种推进剂活性极大，遇到铁、铜等贵金属容易分解，甚至爆炸，遇到棉花、木头等物质即会燃烧。
聂荣臻在1960年7月3日，向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就“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报告说：“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有可能这样一逼，反而成为发展我们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依靠自己，而不是指望外援。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上才能完全主动，而不至于受制于人。”
1960年11月4日，“1059”地对地导弹由技术阵地转运到发射阵地。下午，聂帅在赵尔陆、陈士榘等人陪同下，乘专列到达东风基地。聂荣臻与前来迎接的东风基地司令员孙继先、政委栗在山、副司令员李福泽等握手问好。聂荣臻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技术厂房、发射阵地、飞机场、铁路、电厂和生活设施。在苏联专家撤走不到一个月，就胜利执行了试验任务，要再接再厉，把我们自己制造的导弹打好。”
第二天凌晨6时，聂帅冒着零下20℃的严寒，和随行人员一起赶到发射阵地。执行发射任务的基地一中队列队集合，向聂帅报告。聂荣臻快步走上前，和每位官兵紧紧握手，并叮嘱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8时，孙继先向聂帅报告：导弹发射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紧接着，李福泽向聂帅敬礼，并大声报告：“报告元帅，导弹发射试验工作全部准备完毕，可否进入一小时准备？”
“同意！”聂荣臻大声命令。
上午9时，点火发射。
不久，弹着区就传来报告，弹头命中目标，导弹第一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
当天下午，在东风基地第一招待所简陋的小礼堂，举行了祝捷宴会。聂荣臻高举酒杯，激动地向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官兵祝酒：“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预示着中国的科技队伍是靠得住的，独立自主的路是走得通的。
聂帅力驳“下马论”
不久，“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开始蔓延核基地。库存的食物吃光后，部队开始自救，派出小分队采集树叶、野菜，猎获黄羊。为此，聂帅要求海军、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从他们的食品供应中，挤出25000公斤大豆和罐装食品，运往核基地救急。
之后，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出现的“上马”、“下马”争论，很快反映到了中央高层，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双方互不相让。一开始，聂帅因有公务在身，并没有到会。到7月下旬，聂帅赶到北戴河时，“下马”的观点似已占了上风，聂帅深感不安。于是，就找一些人座谈，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做一做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他的态度很明确，近程地对地导弹已试验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已开始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的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
座谈之后，聂帅又在会上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主要说明为什么不能“下马”的原因。他说：“第一，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第二，针对搞‘两弹’影响了常规武器装备部队，他说，‘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
西部荒原一声爆响，震动世界
陈毅：“即使没有裤子穿，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
争论的意见自然也反映到了毛泽东案头。在去北戴河之前，聂帅就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让秘书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但日本国内有关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值得重视。我们应取什么方针，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1961年8月20日，聂帅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题很明确，就是要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进行重大调整。在导弹方面，以地对地型号为重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的，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的。在此前提下，适当发展地空导弹，推迟发展飞航式导弹。在原子能方面，争取四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报告送上去后，聂帅心里仍不踏实。因为，他在报告里说，各原子能部件或元器件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产，随后即可制造试验用的原子弹。他这个判断是基于核工业的整体状况作出的，这样的判断准不准确，能不能落到实处，尤其是究竟需要多少投入，国家是否承担得起，为此，几个老帅曾认真商议了一番，就派张爱萍带队下去调查摸清情况。
最后，张爱萍在提交的调查报告中说，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行的。
那个时候，为落实这个判断，二机部就提出来要搞一个两年规划。聂帅鼓励说，这样好，这样就有了目标。对实现这个目标，他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当然，他不仅提出任务，而且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支持二机部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在他的主持下，二机部从各部门和地方抽调了一大批科技人员。他曾跟刘杰说，你调人有困难，可以去找我老伴，她叫张瑞华，在中组部工作，就管这个事儿。他还调部队相关人员来保障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
1962年11月，负责“两弹”工程的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聂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聂帅根据中央专委成立时，毛泽东“要大力协同”的批示，结合革命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的基本办法。
聂帅要求，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组成导弹攻关协作组和原子弹攻关协作组。同时，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动员二十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同承担了三百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大力加强“两弹”的攻关力量。连同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在内，在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
这两种意见也反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了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们即使没有裤子穿，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
后来，陈毅每次见到刘杰都要问原子弹。他说：“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都要白了；我这个外交部长，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啊！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其他老帅都采取支持态度。但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双方的争论仍是相持不下。
刘少奇最后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会议情况报到毛泽东处，他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刘少奇：“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
9月11日，二机部提出了《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原子核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大纲》），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同是在9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在1957年的时候，中国曾计划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随着1959年6月苏联援助政策的改变，实现这一计划已无可能。
张爱萍和刘西尧调查回来后，曾去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斩钉截铁地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其决心与陈毅一样坚定。之前，林彪还提出过：“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这之后，刘少奇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由参谋总长罗瑞卿汇报原子弹研制情况。当汇报到1964年实现核爆炸时，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是一种尖端技术，其复杂性和综合性，绝非某个部门能够胜任，必须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省区、各军兵种通力配合，中央应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协调时，刘少奇提出：“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还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原子弹的研制步入快车道。
1962年年底的时候，有人直接给周恩来、罗瑞卿写信说，原子弹两年之内搞不出来。为此，中央责令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组成“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工作。名称叫“联合工作组”而不叫检查组，其中隐含着深意，但这个举动还是引起了二机部的紧张。好在最后的结论是乐观的，两年计划可以完成。
时间进入到1963年，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四、五、六次中央专委会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党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这也是针对两年规划的争论来说的。
在３月21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报了“联合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总体上肯定了二机部此前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揭示了派出“联合工作组”的原因：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宋）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三线），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
张爱萍：“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从中央专委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型会议。每次会议的议题会前都有充分准备，会议开起来内容充实，有议有决，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共有26个部（院）、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核试验攻关。如果没有专委会居中协调，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据专委会办公室的人说，除了前三次会议，一般情况下，专委会会议是三个月开一次，也就是说准备会议的材料和议题就需要三个月。要解决急迫的问题，中间穿插一些小会。会议的议题并不是闭门造车，都是第一线反映上来的情况。大家看到的，是周恩来在作决断，岂不知二机部及相关部门一摞一摞的报告，周恩来都会无一遗漏地看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的办事风格：事必躬亲。会前的议题也要由他来定。且不说国务院千头万绪的其他工作，仅中央专委的工作，要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就不是能用时间概念来衡量的，“鞠躬尽瘁”恐怕都难以尽述，那是在燃烧自己，付出生命。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直至周恩来去世，他又主持召开了若干次中央专委会会议。这期间又有“文革”十年的艰难岁月，再加上专委会的职能、任务和人员都进一步扩大，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张爱萍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钱学森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这些都是当事者的知人之论，绝不是旁观者的想当然之说。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此前的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合格的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最后一道关键性技术试验问题已然解决。周恩来专门写信祝贺。由此，他在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中央常委派骨干到现场，试验时间也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他要求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９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比原订计划提前了9天。随时可以启动试验程序，只待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确定试验时间了。
美国要给中国“外科手术式打击”
尽管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工程是高度保密的，但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并多次派出U2高空侦察机刺探中国核试验的进展情况。8、9月份，美国人根据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大军忽然沉寂下来的现象，判断中国的第一次核爆炸已经准备就绪。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研究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形象的说法是“外科手术式打击”，或“摘除扁桃腺”。
因此，中央专委除了要考虑试验时间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的打击，避免核试验被外力中断。1964年９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相关问题。
9月16日下午3时，中央专委会听取刘西尧依据９月９日由他和张爱萍署名上报的《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的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所作的汇报。
汇报之后，就开始讨论。周恩来说，要做两手准备，今年如果不试验，那原子弹放在哪里，会不会被人炸掉，有没有直接进行空爆试验的可能？要多考虑几个方案。用塔式的，用空投的，还是搞两弹结合，我们不妨都考虑考虑。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周恩来先听取了刘杰和赵尔陆关于核武器近期发展和调整核工业战略布局问题的汇报，然后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时机和近期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设想等问题。会上，对核试验的时机问题存在早试晚试两种意见。
早试是指不管美国要干什么，现在就试。罗瑞卿就说我们今年试也好，明年试也好，后年试也好，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引起一番骚动而已。晚试就是要等到三线建设好以后再试，好处是不仅第二套核方案也准备好了，而且到时候各种试验方式，塔爆、空投、“两弹”结合，都可以集中试一试。
但关键的问题依然是有没有响的把握。周恩来说，假设我们试的时候没有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下一次怎么样搞法。他特别提出，即使敌人要破坏，我们第二套核的东西，能不能直接上。
９月２０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汇报了原子弹、控制和测试、安全防护、气象、指挥保障、生活保障、参试人员思想状况等准备情况，并说可以在10月进行正式试验。21日，周恩来在罗瑞卿的请示报告后，附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上说，周恩来写道，要今年试验的话呢，在国庆节以前可以做好准备。核爆炸“时间以不迟于（10月）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如决定明年4、５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核制造基地的一个秘密工厂里装配出来，并同时制造了一颗备用弹。但如果试验，有可能遭到敌对国家的军事打击，存在着很大风险。因此，中央专委会制订了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爆”！“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要尽早试验”。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西部荒原的一声爆响震动了世界。中国从此跨进有核国家的门槛，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向前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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