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在國盛證券2019資本市場年會主題發言，原標題為《理解中國經濟：上一程的終結與下一程的挑戰》
張軍：
很高興第一次在國盛證券的年會上做分享，今天我要分享一些個人對發展經濟和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心得，我會把這個問題放到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背景下。我希望能夠告訴大家，經過四十年的追趕，我們的經濟現在大概進入到什麼樣的階段，未來的空間、前景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我在分享中想特別強調的是，經濟的發展過程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成功模式，一個在過去很成功的追趕模式並不是未來可以持續發展的保障。當然，最困難的問題其實是識別改變發展模式的必要性，就是我們怎麼知道經濟已在面臨已有的發展模式失效的制約，怎麼知道我們應該去尋找何種不同的增長方式，這個是最難的，東亞經濟在成長曆史上曾經有經驗，也有教訓和挑戰。
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三個簡單的問題，第一個是，我們經濟的上一程將如何結束，其次是下一程會有什麼不同，最後簡單討論一下如何走進下一程。我認為所有高成長的經濟體都有上一程和下一程之分別。他們都經歷過超常的增長，但是也都會進入到中低速增長階段。經驗上看，有些國家或地區從超常增長到中低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比較劇烈，有的轉換相對比較平穩。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GDP增速高達兩位數，而在上世紀70年代受到外部衝擊之後，GDP增速一路下滑至4%左右，這個降速的過程非常劇烈。8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又是劇烈的硬著陸。所以日本是一個典型的轉換過程不順暢的案例。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情形要比日本好，他們的經濟增速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震盪下滑，這種下滑不像日本那麼痛苦。而中國呢？在抵抗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兩三年之後也還是下來了。大家一定想知道中國會是像日本還是像韓國，下一程是否會走得更平滑一點，而不是更慘烈，我想今天可以簡單地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和中國臺灣，其實從告別上一程到進入下一程的過渡期，似乎都跟遭遇的外部衝擊有關係。這一點也許多半是巧合，畢竟經濟告別上一程跟外部危機沒有因果關係，但外部衝擊有可能使得一個努力維護正在失效的發展模式的經濟徹底告別上一程。
那麼我們怎麼識別一個經濟的發展模式將進入尾聲呢？經濟告別上一程，走進到下一程，其實跟增長模式的變化是有關係的。高成長經濟的上一程通常都是追趕模式，追趕模式有什麼特點？追趕模式，也就是超常增長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出口驅動的工業化模式，所有的東亞經濟都是這樣的。我們過去40年其實沒有發揮大國市場的紅利，它走的是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如果我們不用出口導向、出口驅動的工業化模式，中國勞動生產率不可能增長那麼快，資本不可能積累這麼快。如果讓我給出一個關鍵詞來刻畫“追趕模式”，這個關鍵詞一定是投資，或者叫資本形成。這當中，各地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共資本的積累，包括基礎設施的改進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增長原因；同時，又有國內競爭性的產業政策，包括不同的所有制企業在這個過程當中都積極的參與到工業化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點，從東亞先行工業化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追趕模式裡面，金融沒有開放，金融開放後就會變成擾動，這個時候金融要保持相對扭曲或者抑制，日本也是這樣，四小龍也是這樣；另外，非貿易部門總體上受到政府的保護，沒有向外部資本開放。當前所有經濟學家在任何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上討論中國經濟最常用的詞是“資源錯配”，這就提醒大家，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所有政策都要針對怎麼樣校正在追趕階段人為造成的那些扭曲，其中包括金融的抑制，非貿易部門的保護。那個時候是用可貿易部門的開放，外資的流入，參與全球的供應鏈等來加速本土工業化，這是追趕模式裡東亞的經驗。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增長模式並沒有什麼特色，跟我們早期看到的東亞經濟體非常類似，這體現不出中國的“固定效應”。所以下一程，我們所有的發展政策都要去考慮怎麼樣發揮中國作為大國這一巨大經濟體的空間優勢，這個優勢在過去40年還沒有機會被利用起來。
而下一程最大的特點就是開始朝前沿的國家或地區收斂，增長進入收斂的模式。這是兩程的最大不同點。增長進入收斂的模式，也就是說與發達經濟體的距離已經變小了，這個時候潛在的增長率下降了，而且此時人均資本存量已經積累到不低的水平，比如說現在我國人均資本存量已經接近OECD國家的一半，傳統投資領域的回報率開始急速下降，這種情況應該是對你正在進入收斂模式的提醒。在這種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不可能像之前那樣增長那麼快。需要說一下的是，中國現在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都已經從之前的3-4%的增長降到了1%甚至更低。
正因為微觀上的這些變化，當遭遇外部衝擊的時候，經濟就遇到麻煩。面對外部衝擊，國內的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一定會像過去那樣發力，用寬鬆的政策去維持之前的總需求，但是發現效果遠遠不如之前，這就是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所以這個就提醒政府，經濟很可能已經在向下一程過渡了，原有的增長方式其實在逐漸失去之前的效果。前面我說一個經濟從上一程到下一程的轉變，雖說跟外部危機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是恰好都是發生在外部衝擊的時候，原因就在這。
我個人認為，中國現在已經進入到追趕模式的尾聲，接下來我給出幾個主要的指標。第一，我們主要製造品的貿易份額現在基本上都處在歷史高位，而且跟東亞小型開放經濟體去比，遠遠超過他們曾經達到的最高比例。現在看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額，也已經超過了日本最高的時候。第二個就是勞動力供給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真實工資在持續上升，勞動力的供給條件的轉變其實是識別追趕模式走向終結過程的非常重要的指標。第三個就是投資的回報率，大量的文獻都發現一個問題，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在持續惡化。最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全要素生產率從我們在追趕階段的每年平均實際增長3%—4%，下降到現在的1%甚至更低。
在追趕的階段，由於GDP增速接近兩位數，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在最好的年份是大約4%。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為GDP的增長即實際產出的增長貢獻了1/3的份額，其他的就是資本形成的貢獻，這方面我們已經做到最好。看向未來，生產率的增長不可能快於過去40年的平均水平。即使未來花不菲代價去做研發，去推動技術的創新，TFP的增長也不可能超過之前3%、4%。但是，因為產出的增長率也快速下降，所以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雖然不會超過之前的水平，其在GDP增長中貢獻的份額則會持續提升。以美國為例，假如美國GDP增長2%，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約為70%，那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增長百分之一點多，可以看到美國作為科技最發達、研發投入總量巨大的國家，可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也只有百分之一點幾。
所以我覺得這是追趕模式和收斂模式最大的差別，追趕模式的時候，因為可學習的東西很多，所以技術進步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要靠研發才能推動一個點的經濟增長，可是中國作為後進的國家，可以引進技術，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學習，可以模仿，當你有巨大的模仿空間、可以引進學習別人技術的時候，你的技術進步率就是3%、4%。但是你在GDP當中的貢獻並不高，我們最好的時候也只有30%。進入收斂模式之後，我們要清醒，技術進步只會更慢而不是更快，因為只有你是後進國家可以學習和模仿先行者的時候，我們的技術進步才會更快。所以中國如果一旦告別上一程，我們的技術進步率只會更慢，不會更快。在收斂的階段，不再有足夠大的模仿空間，如果不做研發、不做驅動，你的技術進步會更差，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除此之外，我們一旦進入增長的收斂模式，我們的資本積累的速度也會大幅度放慢，例如今天資本形成已經不再是中國沿海地區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人均資本存量不斷積累，到了一定高度之後，會導致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下降。
另外，在收斂模式下，相對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會顯著提高。還有，在收斂階段上，人均收入的增長雖然會放慢，但是社會的福利水平會顯著提高。在追趕階段時，影響福利的最大因素是收入，但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開始緩慢增長，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享受的其他東西變得越來越重要。比如生活節奏慢一點，環境好一點，人和人之間更友善一點，更文明一點，這些東西開始影響我們大家的福利。
最後要強調的是，在經濟增長進入收斂模式之後，開放國內服務業和非貿易部門變得非常重要。這點日本做的不好，所以日本的經濟轉換就不是很順暢，最後美國要推動它開放。現在中國也要開放非貿易部門，要開放服務業，比如我們的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金融保險等服務業和非貿易部門都面臨開放的選擇。但是我們要想清楚為什麼要開放。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業創造會快速從製造業開始轉移到服務業或非貿易部門。市場開放之後，我們的貿易餘額會惡化，而且作為大國市場，會永久惡化，但我們的貿易條件會顯著改善。出口品的價格會上漲，而我們會因為市場規模優勢而享受廉價的進口。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談談我們怎麼樣走進下一程。我並不是說中國已經進入下一程，而是說，我們正接近上一程的尾聲。一旦進入這個階段，其中最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過渡期風險的識別問題。很多國家和地區在這個問題上都非常不從容，通常這種轉換會面臨巨大的宏觀波動風險。日本就是這樣，它第一次面對70年代石油危機沒醒過來，到了8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給他們製造難題，也是從貿易戰開始，日本做出反應，但當時因沒有意識到本國經濟早已告別上一程而仍然沿用上一程的政策，結果製造了國內巨大的資產泡沫和持久的需求緊縮。
所以我個人覺得過渡期最大的風險，其實是來自於對宏觀經濟的管理。中國也面臨整個體制適應的問題，所有支持追趕模式的那種體制，包括政府的治理，未來都面臨根本性改變。要去迎接、要走進收斂階段，第一要容忍GDP的增速下降這一事實，必須要容忍降速。第二要非常小心宏觀管理，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我們做出了反應，有了“四萬億”貨幣擴張的政策。而我們發現，似乎已經沒辦法再用之前的政策去對沖它帶來的後果，我把這種現象叫“貨幣陷阱”。所以這是一個提醒，即經濟很可能是已經走到了追趕階段的尾聲。
階段變了，治理思路也要轉變。我們講“擴內需”講了很久，其實擴內需並不是真正靠信貸，要擴內需，是要開放那些在追趕階段受到保護的行業，這才是擴內需真正的途徑。在追趕階段，擴內需主要是擴大投資的需求，而今天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下降，靠大規模的資本形成已經不適合了。因此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擴內需是要通過開放大多數服務業和受到保護的非貿易部門，這樣才有可能形成內部需求的釋放。
另外，我個人也認為應對收斂階段的到來，需要推進體制的改革。比如我們現在風險控制的模式，是我們在追趕階段行之有效的一套辦法，但是未來在中低速增長的階段，更多需要市場主體去創新，資源配置會越來越變得分散化，這種情況下控制風險的模式就要發生改變，此時沿用自上而下的統治辦法去控制風險就未必再有效。同樣的，官員治理的模式也會發生變化，政商關係也要發生變化等。
最後我要簡單提及中國的規模優勢。首先，中國在告別原有的追趕模式之後，在制定未來經濟發展政策時都要把一個參數放進去，這個參數就是中國市場的規模。如果政策不去考慮這個因素，依然用小型開放經濟的那些政策的話，會給中國經濟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中國是個大國，根據發展經濟學裡非常重要的理論“萬有引力”，即兩個經濟體要做貿易，貿易的流量跟兩個經濟體各自的規模成正比，跟這兩個經濟體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這意味著，中國是個大國，最終應該更多地跟自己做貿易，因為它太大，中國跟美國的貿易離的太遠，所以中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將來也會下降。中國在亞洲的貿易重要性會顯著提升。
第二，中國自己的貿易規模巨大，但過去是由一致對外的三千個縣來推動的，未來經濟的發展，高質量的發展，顯然離不開地區之間更加緊密的“貿易”。要做地區之間的貿易，有些地方就不需要自己生產它所需要的東西，地區之間的貿易很重要。“內向貿易”，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區域一體化，對未來經濟發展格外重要。在下一程，中國的發展戰略必須轉向，發展政策和貿易戰略必須從讓每一個獨立的小塊變成獨立的小型經濟彼此競爭，轉換成充分發揮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的貿易政策。所以未來一體化就變得非常重要，例如長三角如果不走一體化，它未來的重要性就會受到削弱。
第三，服務業和非貿易部門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很多小型經濟體的服務業和受保護的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力很低，所以他就不開放，越不開放，勞動生產力就更低。中國有巨大的市場規模，我們開放這些部門，比如說醫療、健康保健、教育，甚至於娛樂文化，他們的勞動生產力依然會很高，因為市場太大了，可以容納足夠的競爭容量。
第四，中國有完備的供應鏈和城市群，這些都是未來在新的發展階段上要充分用起來的固定效應，即大國效應。現在我們所有的政策依然是沿著過去追趕經濟的政策理念在做，未來必須要有巨大的轉變。
因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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