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过程中，曾为苏联浴血奋战的苏联红军，在这场事关重大的生死斗争中选择了靠边站，对苏共的命令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作为苏共政权的支柱，苏联红军这样的表现显然不正常。不过，如果了解了那段时期的历史，你就会觉得一切很正常。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当时，苏美正在进行军备竞赛。为了不落下风，苏联将超过GDP的五分之一用于国防。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结构很不健康，是苏联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于是他开始削减军费，并伺机对军队领导进行调整。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他提供了实锤。
1987年5月28日，西德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在莫斯科红场降落。此举在苏联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苏联民众对军队防空能力产生强烈质疑。戈尔巴乔夫借此撤了索科罗夫元帅的国防部长职务，约150名军官受到军法审判并被撤职。
而这，只是戈氏对军队改革的一个开始。此后到1988年底，苏联军队的高级军官，包括国防部长、几乎所有副部长、总参谋部所有的第一副总参谋长、华约部队司令和参谋长、所有部队集群司令和舰队司令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全部被撤换。
有人评价认为，此举比1937-1938年斯大林对红军的大清洗更甚。国防经费少了，高级军官大范围调整，如果说，改革只是触及到了军队少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苏共对军队情感上的缺失，更是伤了军队的心。及部分苏共领导人刻意与军队保持距离。这种由距离而产生的疏远感，直接决定了苏联解体过程中军队的表现。1985年初，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但是，苏军回国时，没有一名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防部的领导人前来迎接。
在军方人士看来，由于当初入侵阿富汗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此举明显是在甩锅，也就是把当年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推到入侵部队的身上。
克里姆林宫
驻阿苏军作战指挥组副组长利亚霍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高层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欢迎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多年的军人归来，再次暴露了对军队的冷漠和毫不关心，军队执行了他们下达的命令，而现在他们已不再需要军队。
而这仅仅是他们背锅的开始。
1986-91年，苏联国内先后发生多起民族主义分离事件。军队参与了其中的平乱工作。然而，每当部队与分离或民族主义运动分子发生冲突时，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政治局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指责军队。
1989年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示威活动，人数达十多万。莫斯科派出空降兵部队和内卫部队前往镇压。
事件平息之后，面对舆论曝光的军队镇压民众画面，戈尔巴乔夫公开指责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维护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内务部队。这种背黑锅你来、送死也是你去的「卸磨杀驴」式处理方式，让部队官兵寒心。
时任图拉106空降师师长列别德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事件使得军官对党领导的态度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随后作战师、团拖延或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不断发生」。最初，裁军规模为50万，主要包括东欧和蒙古驻军12.5万，其余为国内部队。
不料，到了1990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海外驻军陆续全部撤回。当时一位分析家指出：「约有65万名苏联公民被困在四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中，包括约35万名士兵、15万名军官和大约15万名家属」。
于是，原来的裁军数字被远远突破。如此大规模的裁军，苏联政府无论在哪方面都缺少准备。比如，撤回国内的部队要找到营房和训练场地，建制撤销的部队需要找场所来存贮武器装备。
许多缺乏一技之长的军官不想退役。无奈退役的军官在家庭住房、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也面临严重紧缺的局面。1989年4月，苏军一位将军承认，共有4.5万名军人及其家属没有住房。一年后，这一数字变成17.3万。
地方政府对安置复员军人持抵制态度。莫斯科作为首都，带头不讲政治，不愿给复员军人发放居住许可证。
海军上将伊万诺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要求当局想办法解决。苏联从东欧撤军后，地方政府的抵触情绪更加严重和普遍。莫斯科政府高官公开表示，不能再接受军队人员。
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加上撤军时的混乱，许多军官趁机采取「自救」措施，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被私吞，通过黑市交易流失。将军们带头进行武器交易，将整船的武器装备运到国际军火商手中，将大把的外币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内外交困、腐败盛行，让苏联老百姓对军队失去了信心。他们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军营。在苏联国内兴起了抵制征兵运动。1989-91年，苏联的征兵工作连续惨淡，逃避服兵役成为普遍现象，很多地方只完成了计划的10%-20%。
当一国军队连兵都征不起来，不仅意味着军队后继乏力，背后更透露着民众对军队的失望情绪。
以上种种，导致苏军走向混乱、衰败和崩溃。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其推行的「新思维」改革，造成了苏军在思想上的混乱。
在体制编制改革中，苏军撤销了总政治部，削减各级政治机关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从而削弱了对军队的控制。全苏第三次人大会更是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的权力。此后，苏军内部刮起「退党风」。
其次，苏共高层的离心离德。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因为没在军队呆过，对军队不了解，还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的话，那么苏共高层包括军方高层在内的许多官员，明知道戈氏政策可能在军队水土不服，不但不想办法解决，还以旁观者的心态看热闹。
戈尔巴乔夫
这样做的后果，他们既失去了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也失去了军队的信任。1991年的「8•19」事件中，以格拉乔夫司令为首的空降兵进入莫斯科，执行控制俄罗斯共和国办公大楼的任务，格拉乔夫阳奉阴违，以执行国防部命令为名，行支持民主及分裂势力之实，阵前调转了枪口。苏共高层可谓自食其果。
第三，反对派、民主派的拉拢。当苏共疏远军队时，叶利钦等反对派开始在军队中拉拢和扶持自己的势力。
1991年2月，叶利钦专程到图拉空降师观看演习和慰问时发表讲话：「一旦我当选俄罗斯总统，将给图拉空降团军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这个许诺，对于当时苦于住房短缺的军人来说，诱惑力太大了。
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看，如果没有「新思维」改革，苏联或许还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而军队的崩溃，起到了加速解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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