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怎麼滅亡的，這是一切發生的起點。北宋雖然也時刻面臨著來自北方遼國的威脅，但是還不至於對帝國的統治造成根本打擊。公元1125年，金國滅掉了遼國，開始了征服大宋的戰爭。他們一路南下，終於在1127年把大宋的兩位皇帝，徽宗和欽宗，跟一大批皇室成員劫掠到北方。
這個事件就是有名的“靖康之恥”，北宋王朝從此滅亡。在這場鉅變中，宋欽宗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幸運地逃了出來，他在南京登基稱帝，繼承了大宋政權，開啟了南宋王朝。
你看，南宋王朝一開始就是在屈辱中誕生的。建立之後，軍事上也節節敗退。高宗剛剛建立的小朝廷在戰火中四處逃亡，最危險的時候，甚至只能逃到海上避難。南宋朝廷建立不久，高宗皇帝就不顧身邊大臣的反對，開始一次次派遣使臣向金國求和，把父母的奇恥大辱完全拋到腦後了。
在1129年的求和文書中，他甚至非常謙卑地寫到：目前的狀況是，我們想要防禦，卻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卻又無處可藏，所以，只能乞求達成和解。高宗這樣說，可以說是完全不顧廉恥了。
在這場鉅變面前，一些士大夫也表現得非常卑劣可恥。這些人原本標榜忠誠和節操，結果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開封的時候，他們居然主動投降，甚至逼皇帝出城，讓皇帝成了俘虜。
皇帝昏庸懦弱，同僚毫無節操，這都讓那些希望重振國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沖擊，他們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國家的強大不能只靠軍事力量，拯救社會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所以，那些有責任感的士大夫，就開始認同北宋時道德保守主義者的看法，反對改革和變法。他們認為，北宋滅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制度變革。
宋神宗時，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開始變法，希望通過制度改革增強國家力量，當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就激烈地反對他。神宗去世以後，哲宗即位，司馬光重新執政，廢除了新法。因為哲宗的第一個年號是元祐，保守派就被稱為元祐黨人。
我們可以說，在那之後宋代的歷史，幾乎就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也就是元祐黨人，輪流主政的歷史。
1093年至1125年，北宋覆滅前夕，元祐黨人失勢，改革派重新執掌朝政。只不過，這個時候的改革派，已經徹底失去了王安石變法的理想主義色彩，對制度改革毫不用心，道德上也無所顧忌，只關心黨派鬥爭，關心怎麼打壓對手。
特別是徽宗時期，蔡京專權，他藉機極力打擊保守派力量，把元祐、元符時期反對變法的司馬光、蘇軾等一共309人都定為奸黨，甚至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想讓元祐黨人永遠不能洗脫罪名，他們的子孫也永遠不能在京城做官。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元祐黨籍碑”。
所以，南宋的士大夫一致認為，是改革派執政最終斷送了國家的命運。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那些原本支持變法的官員一個個都噤若寒蟬，不敢出聲，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談，批評變法。他們先是批評蔡京，後來，高宗皇帝直接越過蔡京，把矛頭指向王安石，說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實不知國家的危機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就已經開啟了。
有保守派官員甚至說，王安石的學術不滅，國家就永遠不會復興。朝廷首先把王安石的牌位從神宗的宗廟裡請了出去，這就意味著不再承認他曾經享有的地位。接著又撤銷了曾經封給他的爵位，並且把任命狀從歷史記錄中刪除，好像這件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從此以後，所有士大夫都對“變法改革”這個詞避之唯恐不及，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議都成了離經叛道的言論。雖然南宋周圍有很多強敵，急需做出一些積極有為的改變，但是，改革的大門還是徹底關閉了。保守主義者掌握了話語權，他們真誠地認為，制度上的變革不會帶來什麼好的結果，國家最需要的還是道德重建。
這符合傳統儒家的看法，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得有道德的時候，國家自然就會強盛起來。為了重建道德，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道學傳統，回到人的內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
士大夫把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結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王安石變法為代表的改革，所以南宋初期就開始不斷試圖清除掉王安石變法的影響，所有人都不敢再提出改革的建議，改革的大門徹底關閉了；另一個原因是道德墮落，所以士大夫開始強調道德建設對於國家復興的意義，開啟了重回道學的大門。一道門關上，另一道門開啟，這就是轉向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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