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有人统计1939到1945年，国民政府伪化投敌的99名高级将领：其中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川军和其他派系杂牌军、地方保安部队出身的多达78人，占伪化将领总数的78. 7 %。仅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就达57人，占到了57. 6%。而尤以西北军将领为多，达46人，占46. 5 %。
于是有人痛骂冯玉祥和张学良，说他们教育无方、管教不严，才造成如此结果。
而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十四年抗战史，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战报，不难看出这一论断太过武断，不但对早被蒋介石削夺兵权的冯、张不公平，也对曾经浴血奋战，却被蒋介石无情淘汰的杂牌军将士不公平。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板子还是应该打在蒋介石消除异己的私心上。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正式发表抗日宣言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有个非常燃情的讲话：“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从红军到各种杂牌军，不管他们曾和蒋介石集团有如何的积怨，面临倭寇入侵，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杂牌军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服从中央政府领导，毅然走上抗日前线。
比如41军122师364旅，一支西北军改编的川军部队，脚踏草鞋，身穿单衣，装备窳陋，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杂牌中的杂牌，连后娘养的都不如，却逆着当年他们参与中原大战的旧路，出潼关，过黄河，到山西战场，再打到台儿庄，无役不予，不但打出了威名，也让四川父老和老长官冯玉祥都觉得扬眉吐气（这篇后面会写，因为这支部队的主官是我们河南大学的老学长，还是学法语的）。
可以说，这是全国各部队积蓄已久的斗争精神，被激发出来的代表。只要蒋介石稍有公心，对杂牌军和他的嫡系中央军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大家谁不愿意为国死战呢？而且从蒋政权的长远利益来看，这是多好的一个统一军令、融合山头的机会？
川军死字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令人遗憾的是，蒋介石还是多年不变的老章程：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人除内乱。而且还因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由你不从。作为杂牌军重要将领的李宗仁，对此有切肤之痛：“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作战时，更变本加厉。”
前面写军械库那篇，讲过川军、晋绥军和中央军的不同待遇，这里再说说西北军的待遇。血战台儿庄的时候，冯治安的部队没有鞋袜，士兵在水里泡着，老长官冯玉祥看不下去，作为军委会唯一的副委员长，名义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打电话给军政部长何应钦，请紧急调拨鞋袜各四万双，何根本不尿他这壶，说：“国家的章程上没有说发这个东西。”后经冯玉祥据理力争，何才答应“一样买一万双”，即四个人才分一套鞋袜。
同样是曾经的冯军大将，以骁勇善战著称，抗战初期血战河北，后来降日的孙良诚部，此时也惨不忍睹，以致连蒋介石的亲信唐纵都看不下去，在日记里写到：“孙部给养困难万分，伤病者无药医治，死亡者无棺殓埋，官兵相见大哭。”
对此，我党我军作为蒋介石的“老伙计”，被蒋坑多了，三折肱成良医，看得最清楚：“非嫡系部队，经常布置在前线，不给必要的补给，迫其逐渐衰耗溃散，最后竟至取消番号；对嫡系部队，待遇却完全相反，装备给养，兵员补充，无不特别从优。”
张自忠（左）和冯治安（右），西北军著名的抗日英雄
李宗仁更有深刻吐槽：“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CP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
自救自存的方法很多，原先我们都知道中央军如何坑杂牌，其实杂牌也没少坑中央军，瞅冷子捅你一刀，这叫一报还一报。你老蒋总坑我，我再老实巴交，也有了小算盘。
1938年的台儿庄之战中，冯军底子的31师（师长池峰城）已把鬼子主力，诱至台儿庄西北地区。当时担任包围任务的是中央军汤恩伯部队，汤军与鬼子发生遭遇，双方互相冲杀，争夺据点，战斗非常激烈。战斗进行了三四天，鬼子以飞机配合炮兵，向汤部猛烈轰炸，后者伤亡惨重。这时，李宗仁命令孙连仲派黄樵松指挥27师附30师的一个团，从台儿庄右翼绕到敌后，侧击敌军，援助汤部。
然而关键时刻，孙连仲和黄樵松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觉得汤恩伯向来欺人太甚，瞧不起杂牌，对老冯军的兄弟们下过手，而且属于多次下狠手，出手阴毒，何况这次共同对敌作战，又与友军协调不够紧密，骄傲自大，动辄搬出中央军的牌子窝里横，完全是包打天下的天子门生范儿，所以这次得教训下！
1938年3月号135期《良友画报》，李宗仁
别说西北军旧将对汤恩伯有意见了，即便是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也一肚子怨气。
在整个台儿庄会战期间，汤恩伯违抗军令、保存实力，几乎是家常便饭。开赴鲁南后，汤恩伯先是拒不增援滕县，导致滕县失守，王铭章牺牲；又按兵不动，致使五战区“枣峰计划”夭折；其后再拒不执行南下命令，使台儿庄守军徒增重大伤亡；到了发起总攻的关键节点，却拖延避战，直到蒋介石来电督促，才有所改观。几十年后，李宗仁还咬牙切齿：“由于汤恩伯的一再拖延和敷衍，台儿庄战役的进程至少被延误一周之久。”
于是你有初一，我有十五。等西北军系统的27师和30师的一个团，接到援助汤军的命令时，人家也来个关键时刻掉链子，未能及时增援，结果汤恩伯的部队被鬼子的猛烈炮火所击溃。
无独有偶，这种内耗和互相坑的情况，在浙东战场同样存在。
作为浙东战场的主战部队，49军的三个师都堪称能征惯战。105师来自东北军系统，是九一八事变以后, 由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卫队旅改编而成，前身是奉军第3、第4方面军的警卫部队和张作霖的卫队团, 张学良、刘多荃曾在初编时亲任正副师长，既参加过西安事变，也是国民党军最早投入抗战的军队之一。
另两个师都是中央系部队，准确的说是杂牌军中央化的部队。
淞沪会战大场战斗后一片废墟中的大场镇
26师的前身是川军杨森部队分化出来的，郭汝栋（郭汝瑰的堂兄）的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一战扬名，仅大场战斗就打得“仅剩团长二、战斗兵百余名。”该师领导自诩是淞沪战场“评价最好的十个师之一”，可您千万别问另外九个师是谁？原文根本没接这茬儿，此说法后来被到处引用，就传开了，其实并无原始档案，可以佐证。
还有个79师，前身有人说是鄂军，有人说是浙军，但抗战爆发，已是陈安宝的基本部队，先是参与淞沪、武汉会战，陈宝安牺牲在南昌会战后，该师在皖南事变中，对我作战也表现积极。
但把这三个师拧到一起，49军的团结问题，就捅出来大篓子了。我党我军常说“团结就是力量”，抗战岁月我抗战军民也动辄要讲“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可国民党军内部，显然最缺乏这个基本要素。
49军军部是东北军班底，时任军长王铁汉，曾长期在105师任职，自然把后者当作基本部队。同时49军成军之初，即以105师为基干扩编而成，此外还曾有个109师。淞沪会战，109师拼光老本，蒋介石李代桃僵，49军被肢解，只剩下一个105师。然后又挤走刘多荃，换上王铁汉，把中央化的两个师硬塞进来，分明是要彻底搞掉你的节奏。后来到了解放战争，也的确这么干了。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部下
你说东北军将士会怎么看蒋介石？怎么看被蒋介石硬塞进来的这两个师？
晚年的刘多荃还对此愤愤不平：“老蒋抗日没勇气，缩头缩脑，玩计谋害人，却是第一流。打仗，他打不过我们；玩计谋，我们干不过他。他小九九太多！”
于是，49军军部出于求生本能，可着劲地祸害26师，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中央化师中，26师编入本军最早；师长曹天戈是黄埔、陆大双料毕业生，浙江人（还是镇海的，跟蒋介石同属宁波老乡）、黄马褂和绿头巾，一样不落。而此前的26师主官多是杂牌，折腾几个回合，副师长曹天戈扶正，这里面的“含赵量”，你懂的。
所以49军内部，军部在师与师之间的对待上，特别在任务分配上是一贯偏颇不公的。简单说就是特别针对26师，永远让你进攻在前，防御在前，撤退断后。
其实换位思考，也好理解，反正不管怎么说，淞沪会战前后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谁再拼死拼活，为你伤筋动骨，谁就是傻子。我前面替你卖命，你事后不但不为我疗伤补疮，还趁机搞我！三折肱为良医，你搞我那么多次，我就是傻子，也明白过味儿了。那就别怪我耍滑头，不做蚀老本儿的买卖了，谁让你26师是老蒋的御儿干殿下，准亲儿子待遇，人枪损失都有军政部及时补充，你亏得起，我们可亏不起。
1950年1月滇南战役中，曹天戈（左）被俘
解放后，改造结束，到政协写文史资料的曹天戈还怨气冲天：“在二十六师划入第四十九军建制后的几年中，所经历的大小五次战役，无一役不是以第二十六师当作马前卒，首先渡河迎敌保驾的。”
曹天戈认为，最危险的当属1944年6月的第二次衢州保卫战，26师差点没被人家玩死。
当时，金华的鬼子蠢蠢欲动，衢州危如累卵，两军相距不足百公里，还没等打起来，担任防御任务的49军，自己就乱了套。军部朝令夕改，突然把担任城防的105师调走，让26师接替防务，接着又让105师开回，让79师接替26师防务。曹天戈正有气没处发泄，79师师长段霖茂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段和曹都是黄埔四期的，所以段不跟曹见外：“有个难题请你帮个忙，要求你师架设的电话线路不忙拆收，借用一下，行不行？”
曹天戈直接回绝：“电话线不拆，留下来，那我们怎么办？从来没有过类此交接先例！”
段霖茂也怒了:“你既然无法通融，我们也无法如期接防，再看吧？”话不投机半句多，扔下话筒，再不接曹天戈的电话了。
1942年的浙赣会战中，日军曾攻取过衢州
请示军部，军部乐得看两位天子门生搓火，告诉曹天戈：“你们扯皮，我不管，但防务79师必须接，通信线路26师必须拆。”
就在49军内部为防务到底谁该接，怎么接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鬼子来了！军部要求26师前线各团就地配置警戒，说白了，我们没想到鬼子来得这么快，既然狼来了，那么你继续顶缸吧？反正你习惯我甩锅，你顶缸！
自认是军部“螟蛉子”的曹天戈，那一刻的心情，绝对是一万匹马奔腾咆哮的节奏，四十多年后，他还记得：“经过这一天不应有的捉弄，导致了全师官兵情绪恶劣。”所以，本军105师的同僚痛斥26师战斗力低下，因士气低落而导致战斗失败，也并非空穴来风，反正一地鸡毛。
可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日后曹天戈的回忆录里，给自己的26师争功，替本部牺牲的78团团长、官校师弟于丕富（十期生）洗地，说本军向三战区长官部承递的战报中，将衢州陷落的责任，归罪于26师于丕富团是无理的。然后痛骂东北军是害人专家，是软蛋混球，真正守城不利，有巨大责任的是你们105师。
鬼子一占衢州时，宣抚班在墙壁上书写标语：抗战者尽杀
可衢州保卫战的实际情况，却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本该参战的相关部队，从上到下，消极避战，明哲保身。26师也别骂军部和105师、79师。的确，105师只派了少数部队助战，主力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军部更出省到了江西，可26师师部也率主力，躲到40公里外的江山。原本奉命担任守城最高指挥官的副师长李佛态，转手就把烫山芋给了于丕富。
其次，曹天戈吐槽本军军部替105师抢他们26师的功劳，可他自己也照方抓药，压根没提赶上来增援的21军145师的434、435团。要论主力，显然145师的这两个团才是。而被胜绩自揽，败绩外推的“回忆”蒙蔽，很多人还在大吹特吹于团如何骁勇，独守衢州，最终还多少将士跳江，简直是笑话！
而且大战在即，国民党军不团结的老毛病又犯了。
按理说，26师跟145师都是川军出身，人家此时来援，更是义薄云天。可78团团长于丕富为保存实力，把两个匆匆赶来的川军团顶在前面，自己躲在后面。直到435团官兵全部战死，434团伤亡五分之一的时候，于丕富团还没有与日军进行过正面交锋，任由435团团长刘一战死而不救。
真正应该被铭记的衢州保卫战头号英雄，应该是川军团长刘一
你中央系部队坑队友这种根深蒂固的毛病，不顾场合，随时发作，还久治不愈，愈演愈烈，也难怪人家杂牌耍滑头。
更为荒唐的是衢州保卫战激战正酣，关键阵地一处丢失，刘一团长阵亡，于丕富不去反攻，也不增兵防守东门阵地，反而要大操大办过端午节了。衢州城内的主干道上，差不多五六百米的距离，从孔府到南街，于团座一声令下，摆下28桌流水席，大家一直喝到半夜12点多，仍意犹未尽。仅坊门街“鼎新”醋坊，就被搬空了八十多坛酒。第二天凌晨日军攻城时，国军将士多是醉酒参战，结果可想而知。
行文至此，我实在无力吐槽了，读者朋友们，爱咋说咋说吧？！
顺便说句，国民党军不团结的老毛病，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呢？面对我军，打了几十年，都被揍到台湾岛上去了，他们仍以此心度人，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没有私心？谁不懂得保存实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953年的东山岛之战，国民党军在制定夺岛计划时，还断定“汕头的41军虽然靠的比较近，但属于中南军区系统，增援的可能性不大！”四野的部队怎么会积极救援三野部队呢？你看我们，向来不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吗？
可结果呢？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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