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爺爺臨終的囑咐
“天安門事件”之後，“四人幫”藉機大搞鎮壓革命群眾，使國家局勢變得很亂，國民經濟更遭到嚴重破壞。爺爺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他不顧身體虛弱，帶病堅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給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奶奶也多次勸他注意身體，但他每次都說：“毛主席身體不好，周總理也不在了，現在，我要盡最大努力支持華國鋒維持住局面。”
這年6月份，我從部隊回家。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這也是爺爺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早晨，爺爺一起床就覺得身體不舒服。我們都覺得爺爺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參加外事活動了，應該好好休息。但是爺爺不顧我們的勸阻，堅持要去，他說：“這是國家大事，我怎麼能因為身體不舒服，就隨便不去了呢？”
爺爺這次會見的外賓是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弗雷澤1975年競選獲勝出任總理後一次重要的出訪。爺爺按安排的時間提前來到達人民大會堂，在開放著冷氣的休息室等待客人。會見的時間到了，客人還沒有來，不知是什麼原因，也沒有外交部人員來說明情況，爺爺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渾身發冷。過了好一會，爺爺才被告知，會見的時間推遲了。
爺爺帶著病體，堅持到會見活動結束。回到家中，越發感到不舒服。經過醫生診斷，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現了腹瀉。
根據日程安排，26日爺爺還有會見外賓的活動，他還想去，但在奶奶和我們以及醫生的勸說下，爺爺只好住進了北京醫院就醫。
爺爺住院後，尹慶民秘書就和我們商量，想利用這個機會把爺爺的浴室給改一下。
新六所的房子是50年代修建的。20年多年過去了，這房子不但顯得過時，而且多年失修，已經破舊。當初設計時，這些領袖人物們都還在盛年，所有的主臥室都設計在二樓。而現在，他們的年歲都大了，特別是爺爺，都快90歲的人了，上上下下很容易出問題。所以，我們在1970年入住5號樓之後，爺爺便住在了一層。剛來時，因為爺爺的臥室裡沒有衛生間，進進出出地非常不方便，中辦和新六所的領導看在眼裡，便想把這裡給改造一下。而當時任中辦管理局副局長的李維信同志向爺爺彙報了這一想法後，爺爺一口就給回絕了。他說：“我們一進城，蓋了些高大的樓房。現在好多老百姓都沒有房子住，人口發展比房子發展快得多。像我這樣的幹部，你們不能光說照顧我年歲大了不方便，還要看我歲數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但這樣的房子對我來說就不錯了，我們國家還很窮，為我，就不要花過多的錢了！”
李維信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央警衛局專門負責首長們的警衛工作，後來調入中辦管理局負責首長的生活服務，他對我們家非常熟悉，也很善於作首長的“工作”。他見爺爺不同意，就反覆解釋說這只是一次正常的維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時維修，將來壞了，損失可就大了……
聽了李維信這麼一說，爺爺這才勉強同意。
於是，利用爺爺夏天去北戴河的機會，中辦管理局將5號樓給徹底“維修”了一下，將爺爺的辦公室改成了衛生間，並與臥室連成了一體。又將餐廳改成了爺爺的辦公室，又在院子裡擴建了一個新的餐廳和一個理髮室。
那年爺爺從北戴河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徹底變了樣，非常生氣，反覆批評秘書和工作人員：“這是改建麼！？你們這是給我搞策略，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爺爺生氣歸生氣，但看到木已成舟，又不能把新修好的房子改回原樣，在奶奶和我們大家的勸說下，這才勉強住了下來。
但這次維修留下的惟一的遺憾就是衛生間的澡盆是按當時市場的標準尺寸做成的，盆的邊沿比較高，而且地面的磁磚也特別滑，沒有考慮到一個老人使用它的實際。以至於在以後的幾年中，爺爺每天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了，必須在兩三個人的幫助下，爺爺才能順利地完成洗浴……
這一次爺爺住院了，尹秘書抓住了這個時機，趕緊和中辦管理局協商加班加點地將浴室進行了改造。可誰也沒想到，爺爺會這麼快就走了……
澡盆改裝完工後，我歸隊的時間也到了。我本想在家多住幾天，守在爺爺身邊，服侍服侍他老人家。可我知道爺爺的脾氣，他老人家從來不允許我們任何一個人超一天假。想來想去，我還是決定按時歸隊。因為這樣，爺爺才會滿意。
臨走的那天，我去跟爺爺告別，他老人家雖然已住進了醫院，但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學習和工作著。看我來了，爺爺很高興，又聽說我要按時歸隊，他就更高興了，他說：
“軍人嘛！就得這樣才行！”
我坐在爺爺身邊，對他老人家說：
“爺爺您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應該多注意休息。”
這話爺爺有點不大樂意聽，說：
“身體不好不能成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紀大了，為黨工作的機會不多了，要抓緊時間。我的生活組織上會照顧好，你回去以後，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學習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時此刻的心情，輕輕地點點了頭。
於是我告別爺爺，回到部隊。
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剛剛回到部隊，就接到了家裡的電話，讓我馬上回去，說爺爺病情加重了！等我趕到爺爺身邊時，爺爺已經不能說話了。
當時專門為爺爺成立了醫療組，組長是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蘇振華，副組長李素文。成員有姚連蔚、吳桂賢、劉湘屏等。劉湘屏是當時的衛生部部長，謝富治老婆，同江青關係密切。她在三樓住，每天都要來看爺爺一次，奶奶說：“她的態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對朱老總缺少真誠的關心。有一次，我聽見她問負責朱老總醫療的主管醫生：‘還能拖多久？’”
7月初，爺爺的病已報病危，但神志還比較清醒。一天，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來看他，爺爺本來是閉著眼睛，聽說先念來了，立即睜開，兩人緊緊地握手，爺爺輕聲緩緩地說：“生產為什麼不能抓？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這天，李先念、聶榮臻、王震、鄧穎超、蔡暢等來醫院看望爺爺，奶奶貼著爺爺耳邊告訴他，他吃力地睜開雙眼，看著這些幾十年風雨同舟的老同志，嘴煽翕著，想和他們說話，但張了張嘴卻沒有發出聲音，想和他們握手，但胳膊微微動了一下，卻沒有抬起來……
看著當年馳騁疆場、威震敵膽的總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虛弱，在場的人都流下了眼淚，我也哭了。此後，爺爺一直處於昏迷的狀態……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爺爺那顆為真理、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跳動了90年的心，永遠地停止了跳動……
那一刻，巨大的悲痛向我襲來，我情不自禁地哭喊著：
“爺爺，你怎麼這麼快就走了……”
為敬愛的爺爺送行
爺爺去世後，奶奶讓我和爺爺的秘書尹慶民、警衛員李廷良、徐宏、劉炳文以及護士盛菊花給爺爺換衣服。可我們在家裡找來找去，竟沒有找到一件像樣一點的。直到最後實在是找不著了，我們這才想起來，爺爺根本就沒有新衣服。
我們知道，爺爺一生對衣著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他有一身較好的衣服，平時怎麼也捨不得穿，只是在接見外賓或外出時才穿，一回到家裡，馬上就換了。他的內衣就更破了，領口、袖口、肘部磨破了，就請工作人員補一補，繼續穿。他的一件浴衣，穿了近20年沒有換過。一條棉被，蓋了20多年，補了多次，臨終前還用著它。他說：“衣服被子只要乾淨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得穿好多年!”
爺爺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朱德同志的美德之一是崇尚簡樸。他一生和舊勢力、舊觀念作鬥爭，為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大眾謀解放，一生中過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我第一次見總司令時，只見他貼身穿的是一套淺藍色絲綢面的棉衣，補丁挨著補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捨不得丟棄。外邊罩一套制服，照樣年年穿它過冬。一直到1960年以後，這套棉衣實在無法再補了，才換了一套新的。”
1956年的一天，爺爺向警衛員要他那一套灰色嗶嘰料子的中山裝。警衛員說：“那套衣服兩隻袖子已經磨得破爛不堪，不能再穿了。”
爺爺堅持說：“補一補，還可以再穿嘛：”
衣服補好後，爺爺高興地說：“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補上，洗得乾淨，這樣穿起有什麼不好?中國人、外國人看了都好嘛：我們共產黨員就是要帶頭艱苦樸素，做出榜樣。”1976年6月13日，我母親來北京看望爺爺。
一進門，就看見工作人員正在給爺爺補被子。
他們見我母親來了，高興地說：“老趙，快來幫個忙吧!”
我母親走上前一看，就說：“這不是爹爹的那床被子嘛！被裡、被面都縫過好幾次了。”
工作人員說：“這床被子你補過好多次了，這次碰上了，還是由你來補吧!”
我母親拿著這床補丁加補丁的被子仔細看了一番，說：“被面沒辦法縫了，我給買套新的吧。”
警衛員說：“首長不讓買新的，說縫補一下還可以用。”
大家都知道，爺爺不讓買，誰也拿他沒辦法，只能照辦。
於是，大家便一齊縫了起來。
一邊縫，一邊議論說：委員長為人民操勞了一輩子，功勞那麼大，也該享受享受。可他想的不是個人的享受，生活這樣簡樸，老百姓不是親眼見到，還很難相信呢！
爺爺有一把椅子，靠背有些矮，頭靠不上。工作人員見他的年齡大了，怕他坐著不舒服，就徵求他的意見，想給他換一換。
他說：“買個椅子還得花錢，現在國家困難，就別買了，找一塊木板把靠背接高一點就行了。”
工作人員就按他的意思，把椅子的靠背接高了一塊，讓他繼續用。
工作人員見我們家的飯桌用了好多年了，桌子面上坑坑窪窪的也提出要給換換。
爺爺就問：“買一個桌子要多少錢？”
工作人員回答說：“得十幾塊。”
他說：“我給你們提個建議，把桌面平平，油油就行了，不用換了。”想著這一件件往事，看著為人民奉獻了一生的爺爺，走後竟沒有給自己留下一件像樣的衣服，我淚如泉湧，我說：
“爺爺辛勞了一生，一定得讓他穿身新衣服！”
於是我們臨時在紅都服裝店給爺爺做了一身內衣，外衣的中山裝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
1975年9月，有一次，奶奶見爺爺的衣服實在太破了，尤其是在春天換了棉衣之後，就沒有什麼可穿的了，便想著給他做件新衣。
爺爺知道了這件事後，就說：“把舊衣服補補，還可以穿嘛!”
工作人員一旁為奶奶幫腔說：“您老人家的衣服太破了，不能再補了！”
爺爺說：“不能再補?兩件拼一件嘛!”
奶奶見說服不了他，就把王府井百貨大樓的裁縫陸師博請到家裡來，好讓“生米煮成熟飯”。爺爺見陸師博來了，就講起了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道理，並對陸師博說，用不著給他做新衣服，讓人家回去。直弄得陸師傅左右為難，不知該聽誰的好。最後工作人員一起上陣勸說，他這才勉強答應做了件衣服，這也是爺爺生前做的最後的一件新衣服。
爺爺的這件新衣服雖然很好，但卻是件冬裝，不太適合夏天穿。所以奶奶還是決定讓爺爺穿上他穿了多年的那件中山裝。
手捧著爺爺的這件中山裝，奶奶泣不成聲：“老總啊，你一生儉樸，這件中山裝你穿了多年，你就穿著它走吧！”
為爺爺送葬的那天，中山公園的工人們懷著對他老人家崇敬和懷念的心情，用自己培養的鮮花，獻上了一片片敬意。他們精選了鬱鬱蔥蔥的龍柏、米針柏，象徵爺爺的精神似蒼松翠柏，永存於世。他們還用四盆爺爺生前送給他們的蘭花和大量的君子蘭，表達他們對爺爺君子之風的崇敬。以潔白的東洋菊、色彩繽紛的繡球花、洋蝴蝶、扶桑等，環繞在遺體與遺像的四周，表示爺爺永存在群眾之中。
當時，奶奶特意安排，讓我負責抱著爺爺的骨灰盒，當我抱起爺爺的骨灰盒的那一刻，我不相信那裡面能放下偉岸高大的爺爺，我希望能從這裡再次聽到爺爺教誨的聲音……
參加完追悼大會，從大會堂出來後，我手捧爺爺的骨灰盒，走在送喪隊伍的最前列。當時“四人幫”還是很猖狂，他們控制著輿論工具，在宣傳上儘量地降低規格。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仍然充滿著對爺爺深深的懷念和敬意，在大會堂通往八寶山的十里長街，數以萬計的人民群眾和軍政各界人士含著熱淚，自發地趕來為爺爺送行……
完成爺爺的遺願
開完追悼會後，奶奶召集我們全家開了一個家庭會。會上，奶奶說，爺爺生前曾說，他還有兩萬多塊錢存款，想把這筆錢當作他的最後一次黨費，全部交給組織。
爺爺去世後不久的1976年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粉碎了，我也有機會回北京上了大學。在這期間，我協助奶奶整理了爺爺的遺物，按奶奶的意見，幫助她起草了給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汪（東興）主任：
朱德同志逝世已經七個月了，承蒙組織照顧由他身邊工作人員清理了他的文件和遺物。這一工作現已告一段落，那幾位同志也已相繼離開了這裡。此外還有幾件事向您彙報一下。
一、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囑咐，現將他自發工資以來存放於中辦特別會計室的存款（20306.16）全部上交黨組織，另外他一件比較珍貴的白虎皮大衣也一併交上。
二、組織上為了照顧朱德同志為他特製的一張新床和一輛手推車，現均退還給組織。原來朱德同志坐的紅旗轎車，仍存放在六所，如何處理請組織安排。
三、朱德同志生前所發的文件資料等曾由尹慶民秘書整理，其中重要的文件和講話、報告等資料均已上交中辦。另外文字材料中，尚有朱德同志自39年至76年所作詩詞除六十五首出版過，還有六百餘首尚未出版。這些底稿現均存放在我這裡。詩刊編輯部和一些老同志對朱德同志的詩詞彙集表示關心。我考慮這部份遺物尚需找位比較熟悉情況的同志協助整理一下。如果中央決定出版，即可提供。據我瞭解，朱德同志的大部份詩詞是經原秘書沈毓珂同志經手的，他比較瞭解，是否可請沈毓珂同志協助整理朱德同志的這部份詩詞。（沈毓珂同志現在湖北十堰二汽黨委書記）
以上意見，請您審處。（東西上交何處，請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五日
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不久給奶奶寄來收據說：“康克清同志：現送來朱老總存款上交收據，請查收。”就這樣，奶奶完成了爺爺的遺願，把他建國後實行工薪制以來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2萬多元，全部作為黨費交給了黨組織。爺爺沒有給兒女子孫留下什麼財產，但他給我們留下了比什麼都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就是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精神和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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