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聾啞老紅軍，於1935年在大渡河畔加入中央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他作為一名炊事員，兢兢業業、不辭勞苦，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黨的事業，獻給了人民軍隊，在平凡的崗位上，幾十年如一日，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譜寫出一部無聲的傳奇。
大渡河畔參加紅軍
1935年初夏，紅軍長征到達四川大渡河谷。由於不熟悉當地道路，作戰任務緊急，急需找個帶路的嚮導。紅軍偵察員四處尋找時，政治保衛大隊的戰士肖士傑、馬天皇發現了一個站在路旁並不躲閃的壯年漢子，因為不管問什麼他都不作應答，好像只會“噢噢”地叫。紅軍指戰員認為此人是在裝聾作啞，懷疑他是敵人喬裝的探子在刺探軍情。考慮到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和擔心暴露部隊的行動，紅軍指戰員索性把這個人帶回部隊控制了起來，並強行讓他隨部隊走了一段路程。
經過兩天的觀察和考驗，紅軍指戰員發現此人的確又聾又啞，不是敵特奸細。於是決定讓他離開部隊，返回家鄉。然而，此人卻堅決不離開，堅決要跟著紅軍，並且主動幫助部隊乾重活累活。紅軍指戰員多次勸說，此人大發脾氣，他比劃著告訴紅軍指戰員：紅軍好，不想回去，想跟著紅軍一起走。
紅軍指戰員也觀察到，此人雖然是個聾啞人，但懂得善惡，特別是勤勞能幹，不怕苦，具備了參加紅軍的基本覺悟和條件。紅軍在長征途中減員嚴重，也需要人員補充。再說這位聾啞人已經離開家鄉一二百里了，並且不知道回家的路，更沒有辦法送他回去。於是經領導批准，決定把這位聾啞人留下來，分配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背行軍鍋、擔炊具。
這位聾啞人就這樣戲劇性地走向了長征之路，成為一名紅軍戰士，並跟著紅軍開始走上革命道路。這樣一位在平常社會極為普通、甚至在人群中被邊緣化了的人，匯入了紅軍隊伍的滾滾洪流，從此開始了再也不同於往日砍柴或背貨的生活。聾啞戰士聰明能幹，餵馬、燒火、做飯樣樣都行，他一加入紅軍隊伍，領導就安排他到中央警備團炊事班工作。由此又機緣巧合地成為保衛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的貼身警衛部隊炊事班的一名挑夫，剛入伍就戰鬥、工作、生活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身邊。這位特殊戰士由此也成為人民解放軍歷史上聾啞人參軍的特例。
肩負100多斤的重擔爬雪山、過草地
聾啞人剛加入紅軍隊伍不久，便迎來了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行軍。雪山草地之高寒地區，對於來自南方的紅軍指戰員來說是身體上的極大考驗，然而對生長在此地的聾啞人來說，困難就小得多了。正是這種機遇，使正當壯年的聾啞人初展其吃苦耐勞的能力和潛力，戰友們很快對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認識，徹底打消了原來的顧慮，也使他很快就融入革命大家庭中。
紅軍來到夾金山下，在缺衣少食、不可能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開始翻越“連鳥兒也難以飛過”的大雪山。聾啞戰士身著破爛的單衣，滿是血泡的腳上纏著幹樹皮，艱難地跟著部隊行軍。山頂空氣稀薄，雪光刺眼。行軍中最艱苦的是挑夫和炊事員，沉重的大鐵鍋壓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心臟和肺部承受著比別人更大的壓力。山陡路滑，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
在半山腰，背行軍鍋的戰士小李眼看著就要被狂風吹倒了，走在後面的聾啞戰士立即用身體撐住他，拎過20多斤重的大鍋扣在了自己背上，向山頂爬去。聾啞戰士的背上本來就堆得如一座小山，連隊的瓢盆水桶等炊具都在這裡。大家的目光剎那間都聚焦在他的背上，不約而同地發出讚歎。更讓人讚歎的是，此後長征路上，行軍鍋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背部。
聾啞戰士揹著行軍鍋等炊具，跟隨紅軍翻越白雪皚皚的大雪山後再過茫茫沼澤草地。行軍鍋加上其他炊具，又組成了一副約有100多斤重的擔子，聾啞戰士都搶過來挑在自己的肩膀上。一天到晚都是行軍，有時還急行軍。作為炊事班人員，他肩挑背扛，毫無怨言。
與這位聾啞戰士一同走過長征路的杜澤洲多年後回憶說：“為了減輕戰友的負擔，啞巴又在肩上擔起了100多斤重的擔子，筐裡放滿了炊具和碗筷。他把犧牲了的同志身上的揹包和槍支也統統扛在自己肩上，不論是道路的艱難困苦，還是遇到敵人的猛烈轟擊，他都毫無畏懼。”
在長征途中，有一次敵機突襲扔下炸彈，就在聾啞戰士身旁爆炸了。他揹著行軍鍋，大鍋罩著他的腦袋和背部，但護不著腿。飛濺的彈片劃開了他的右大腿根部，縫了20多針，是背上那口行軍鍋擋住了同樣飛向腦袋的彈片，因為那口銅鍋被彈片砸出了幾個陷窩。
過草地時，班長肖士傑掉入泥潭，他不想連累戰友，示意戰友們離開，自沉泥潭。聾啞戰士見狀，立即卸下行軍鍋，放在泥潭裡，自己站進去，用繩子一頭系在行軍鍋把手上，一頭交給岸上的戰友，劃入靠近肖士傑的泥潭。大家齊心合力終於把肖士傑拖了出來。
長征快結束時，聾啞戰士終於戴上了綴有布質紅五星帽徽的八角帽，穿上了綴有紅領章的灰色粗布軍裝。他激動地左看看右看看，前摸摸後摸摸，感覺特別親切。可以看出他對革命前途充滿了嚮往，並漸漸構築起了堅強的信念。長征路上發給他的這個紅五星帽徽和這對紅領章，後來成為他最寶貴的珍藏。
來自中央領導的關心
1942年，聾啞戰士所在的中央軍委警衛營與中央警衛教導大隊合編為中央警備團（對外稱第十八集團軍司令部警備團），直接隸屬中央軍委建制，吳烈任團長兼政委。開始時，聾啞戰士在中央警備團的連炊事班，幾個月後調到中央警備團團部炊事班。不管調到哪裡，他始終都勤勤懇懇，不辭勞苦，起早睡晚地工作。
1942年7月的一天，聾啞戰士那雙本來就爛得不能再爛的鞋已經不跟腳，鞋底早磨穿了，他索性光著腳挑水。雖然地面溫度很高，甚至有些燙腳板，他依然健步如飛地穿梭于山溝和山上的部隊駐地。突然，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是朱德總司令。聾啞戰士把水桶一放，跑了過去，緊緊地握著朱總司令的手。但朱總司令的目光卻死死地盯著聾啞戰士那光著的腳，他讓警衛員立即通知中央警備團的領導趕過來。
一位負責人急匆匆地跑了過來。朱總司令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批評：“你這個領導到底是怎麼當的？”當朱總司令指著聾啞戰士的雙腳時，這位負責人才知道朱總司令為什麼如此大發脾氣，立即表示說：“首長，我們立即給他發新鞋。”朱總司令的口氣不亞於下達一次重大作戰行動的命令，厲聲說：“趕緊去！要是我下次再看到他光著腳挑水，你這個領導就不要再當了！”
朱總司令從聾啞戰士脖子上拿過那條又黑又破的毛巾，給他擦額頭上的汗，又拍了拍他的肩膀，伸出大拇指。聾啞戰士明白了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也伸出大拇指，激動地高高舉在朱總司令面前。
延安寶塔山下、延河岸邊，人們經常看到一邊走路一邊思考問題的毛澤東同志。當時中央機關有“不成文的紀律”：平時見到毛主席，不要主動上前打招呼，以免打斷他思考問題的思路，但只有這位聾啞戰士是個例外。他一見到毛主席，就會放下手裡的活，一邊飛奔過去，一邊用雙手在衣服上擦去汙漬，然後緊緊握住毛主席的手，使勁地搖，還會嘰哩呱啦地說幾句大家聽不懂的話。毛主席也會高興地向他豎起大拇指，表示敬意。警衛員第一次看見這位聾啞戰士走向毛主席時，要上去攔，毛主席說：“不要擋他。”
聾啞戰士在延安待了整整12年。這12年裡，他用自己的肩膀為中央警衛部隊挑水無數，扁擔磨破了無數個厚厚的墊肩，汗水浸透了件件軍裝。他幹活從來不惜力、不怕苦、不怕累，以頑強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圓滿完成了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他雖然不會說話，聽不到聲音，不能衝殺在第一線，但他為部隊建設、為革命事業做了大量工作，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革命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工作從不打折扣
1949年，聾啞戰士隨中央警衛部隊進入北京後，從團部炊事班調到了師部機關炊事班。大城市有自來水，炊事班也開始燒煤，用不著挑水和燒火了，這一停下來使他極不自在。於是，他整天找活幹，常扛把掃帚，在機關大院裡轉悠，看到哪裡不乾淨就馬上打掃；星期天，澡堂前的人多了，他又主動站在門口收票，維護秩序。
戰友們已經明顯地看出，此時的聾啞戰士，身子骨已經大不如從前。一次體檢，衛生所發現他有冠心病，血壓也明顯偏高。師長劉輝山特別照顧他，給他聯繫了大連一家榮軍院。但他去了不到半個月，就回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師領導考慮到當時營區有一片荒地，準備開發成果園，於是決定讓他來管理果園。
聾啞戰士聽說這一消息，高興地表示接受任務，當即赴任。從此，他把果園當成了極為重要的工作場所，每天勞動在果園，拔草、澆水、剪枝、滅蟲，發現有人損壞果樹就及時制止。不管是風天雨天，還是春夏秋冬，人們總能見到他在果園內勞動，或揹著手，圍著果園轉來轉去，盡職盡責地看護這片果樹。
聾啞戰士在這裡一干就是16年。他一生中沒有擔任過正式職務的“官”，擔任這片果園的管理員，可算是他一生中職務最大的“官”了，那一排排果樹就是他的兵（北京衛戍區部隊至今還保留著這片果園）。劉輝山曾回憶說：“他對工作上的事從不打折扣，歷來都是任勞任怨。”
1955年國慶節前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佩授軍銜，師領導對給聾啞戰士授銜一事進行了專門研究。師領導認為，聾啞戰士從長征一路走來，勞苦功高，決定給他授予公安警衛師少尉軍銜，定為少尉正排級。與此同時，解放軍總政治部又授予他三級八一勳章和八一獎章，這是人民軍隊歷史上授予老紅軍的最高資歷勳章和獎章。聾啞戰士也有了自己的檔案，在中央警衛部隊檔案室裡，就有了這樣一份不可思議的檔案：姓名：啞巴；籍貫：四川大渡河一帶；入伍時間：1935年6月。
1983年6月14日，聾啞戰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管理科的工作人員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看到他的全部家當：一頂紅軍長征時的舊八角帽；一對發黃的紅軍長征時戴的紅領章；四套新軍裝；五雙新膠鞋；六枚勳章和獎章。
其實，這位“啞巴同志”“啞巴紅軍”在參加紅軍之前是有姓名的，在他的家譜中，他被他的長輩和鄉親們呼喚為“熊世皮”，生於1891年，他的家鄉在四川省瀘定縣磨西鎮海螺溝竹麻場下熊家。
(來源：《人民政協報》2018年11月1日10版、2018年11月8日10版、2018年11月29日10版 作者：陳宇 黨建網微平臺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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