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现场宣读100位“改革先锋”名单时，第一位便是——
于敏。
镜头扫过主席台，却没有看到那位顶着光亮的大脑门、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总是笑眯眯的“老顽童”，心下便不由得一惊——即将过去的这个戊戌年，我们已经送别了太多的耆老名宿，千万别再……
不料，16日下午，便得到了于敏先生去世的噩耗。
翻看各类媒体的报道，“氢弹之父”“于敏构型”之类似是而非、于敏先生生前就十分反感的字眼充斥其间，让人觉得还是应该操起键盘，替老先生说些话。
【1】“国产专家”两次改行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于敏先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钱骥先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留洋背景的科学家，又是最早投入到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拓荒者，再加上于敏先生姓氏笔画最少，所以，一般来说，总是把他排在首位。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敏就是代表23位获奖者发言的那位。
那年，新中国50岁，于敏73岁。
1926年，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天津市宁河区），家境艰难。从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前，当小职员的父亲又失业了，家里无力供他继续求学。
幸好得人介绍，由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资助继续完成学业，但条件是，必须投考公司所需的机电专业。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两年后，他怀着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婉言辞谢了洋灰公司的资助，靠着微薄的奖学金，转系到北大理学院物理系继续学习。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于敏继续学习研究提供了条件。他以当时物理学前沿的“量子场论”作为研究方向，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两位导师，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
1950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即401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成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虽然是刚成立的基础研究机构，但钱三强却大胆设想，要将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核物理研究所。
1951年，钱三强亲自点将，25岁的于敏从北京大学调入401所，被分在彭桓武领导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组，从“量子场论”转入“原子核理论”研究。
面对全新的研究领域，于敏心无旁骛、埋头其中，不久，便与同事们办起了原子核理论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基础核理论科技人员。
1年后，于敏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研究》。
他和杨立铭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成为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随后开展的重原子核壳结构理论、粒子能谱研究等均取得突破性成果，钱三强称赞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在谈起那段经历时，于敏说：“青年人选择职业和专业方向，首先要选择国家急需的。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会有所作为，才会是一个无愧于祖国和民族的人。”
转入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10年后，于敏再次面临新的选择。
1961年1月8日，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二机部九局）在北京北太平庄成立，李觉任所长（局长）。
1月12日，一个雪后初霁的冬日，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将于敏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面对爱将，一向直爽的钱三强开门见山，“组织上打算让你参加热核原理研究。”
所谓热核研究，就是研制氢弹。
6年前的那个冬天，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新中国的核事业从此起步。
1956年5月26日，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开工兴建。短短两年多，北京西郊坨里的荒滩野岭间崛起了一座原子科学城，成为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学者代表团来华访问，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朝永振一郎好奇地询问：“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深造的？”
于敏幽默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之外，基本都是国产的。”
日本专家由衷赞叹：“你不愧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1958年6月，401所 的喜报接踵而至：10日，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次得到质子束并且到达内靶；13日18时40分，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首次达临界。
7月1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消息称：“一堆一器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中苏交恶，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596计划”成为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中央决定，原子弹要抓紧，氢弹理论探索也要先行一步。钱三强的任务，就是先把队伍拉起来。
当时，原子弹研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九所的中心任务就是早日炸响原子弹，4位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的全部精力也集中在原子弹上面。
为了不分散九院的人员和精力，钱三强考虑，把氢弹的预先研究任务安排在于敏所在的401所，增设“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
从一个纯理论的、个体性强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转到多学科交叉、应用性很强的群体性大科学领域，对于敏来说，不仅意味着需要重新适应和学习，还将抛弃十年来积累的声望和地位。
望着钱三强灼热的、充满希冀的目光，于敏默默地点了点头。
——从此，35岁的于敏在公开的学术讨论中消失了。
【2】“于敏构型”从何而来？
氢弹原理说起来并不复杂。
早在1941年，美国核物理学家泰勒就提出了可以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从而发生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
用来为自持聚变反应创造条件的起爆核装置，称“甲球”、“初级”或“扳机”；用来为自持聚变反应放出能量和中子，并诱发重核裂变反应放出更多能量的氢弹主体部分，称“乙球”、“次级”或“被扳机”。
然而，落实到具体试验中，则涉及到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炸力学、流体力学、辐射输运、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众多学科领域。
在那几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产生比太阳温度还高的大爆炸，所需要的数学模型和计算量都是天文量级的。
而于敏们的工具，却只有计算尺、计算器，甚至算盘和稿纸，唯一的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要用来保证原子弹计算的急需，每周最多只能让氢弹小组用16个小时。
这个时候，于敏的本事就脱颖而出了。他最擅长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物理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部分，运用逻辑推理和数学敏感形成基本判断，从而少走了不少弯路。
一次，大家从情报资料中了解到国外某新型实验截面获得成功的消息，截面数据非常理想，但可信度却没什么把握。
按照国外数据重复进行实验验证，必将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于敏苦苦思索了两天，向研究组报告了自己的判断——
“任何情况下也达不到情报中提供的截面类型，任何截面反应也得不到情报显示的试验数据。这纯属外方误导！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5年1月，于敏、黄祖洽等31名青年专家从401所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即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1964年3月由九所改建成立），于敏被任命为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
当时，九院生产部、实验部、设计部已全部进入青海“221”基地，组成“312”设计分院，只有理论部暂留北京。
九院的老人们回忆说，那是理论部的黄金时代。4层的灰楼经常彻夜灯火通明，邓稼先发动大家自由讨论，并借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戏称为“大鸣大放”。
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等专家的学术报告一场接着一场，小小的报告厅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比听戏都热闹”。
讨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氢弹原理设想，但最后基本上都被否定了。
1965年9月到当年年底，38岁的于敏带着40多名比他更年轻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小组，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是当时国内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开展增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任务。
经过100天没日没夜的艰苦鏖战，消耗了几十公里长的计算机纸带，于敏带领大家在攻克增强型原子弹模型设计的同时，不断遇到新的物理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设想，不断深化对热核材料燃烧过程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最终发现了自持反应的关键条件，攻下了氢弹原理设计的第一关。
按照于敏的设想，科研小组共计算出两类3个不同模型，又通过系统验算，终于形成了一整套从原理到材料和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一举突破了氢弹理论。
大家欢呼雀跃，于敏也十分激动，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
“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我猜，生性幽默的于敏意思是说——本来是想去打老虎，老虎没打着，打了只小松鼠。
邓稼先一听就明白了，忙问：“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须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一早，邓稼先就乘飞机赶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就直奔机房。
年轻的科技人员围着邓部长，嘻嘻哈哈地叫着：“老邓请客！该老邓请客！”
这位著名的“娃娃博士”高兴地合不拢嘴，又是递烟，又是撒糖，心甘情愿地带着大家到外面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之后，于敏又带着理论部的同志奔赴青海，与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的同志合力攻关，终于在1966年12月28日顺利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新疆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国首次大气层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获得成功，实测数据表明，爆炸威力达到了330万吨梯恩梯当量。
这是中国的第六次核试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中国用了2年8个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从不喝酒的于敏在戈壁滩上醉倒了。
【3】“氢弹之父”可以休矣
从刚才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于敏先生为我国氢弹研制作出的卓越贡献。然而，对于别人送上的“氢弹之父”这顶高帽子，老爷子却向来是坚辞不就。
1985年，“氢弹突破及武器化”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者中名列第一位的彭桓武先生，领奖回来后就把奖牌上交给了研究所，并在日历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1987年五一节前，国务院授予于敏“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这是于敏隐姓埋名27年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有人问他是怎样攻克氢弹原理的，于敏说：“研究氢弹原理的是一批科学工作者，参加设计、实验的人就更多了，要说攻关，是集体攻关，我只是其中一个卒子。”
无独有偶，我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我国首次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先生，都曾被人尊称为“核司令”，张老、程老也都是闻言摆手：
“两弹一星”靠的是中央的坚强领导，周总理、聂帅的组织协调，千千万万人的默默奉献，要说“核司令”，除了周总理，谁敢当此称号？
2014年，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记者采访时又提到了“氢弹之父”这样的说法。于老爷子连连拱手说：
“拜托你们了，千万不要称我为‘氢弹之父’，那样我会很难受的。”
他还解释说，核武器物理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辐射流体力学方程组和材料特性方程组的耦合求解问题。
在这个核心问题的周围，涉及等离子体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加速器物理、凝聚态物理、爆炸力学、热力学、光学（高速摄影及光子学、光谱学、激光物理等）、化学（放射化学、固体化学、核化学等）、计算机科学（巨型计算机、大规模科学计算方法等）等十余个大类上百个小类的学科体系。
这些学科编织成一张互相交叉的学科网络，几乎每一个关键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个学科的协同。一个国家，要建立如此众多的学科门类，在每一个学科都有相应的人才，需要相当强大的基础国力。
正因如此，核武器，只能是大国的专利。
当年，中央专委要求，我国第一颗氢弹要实现两个目标：当量要达到和超过100万吨TNT，重量不得超过1吨，简称“1100”。
半个多世纪以来，参加研制的领导者和科技人员都称这第一颗氢弹为“1100”，却从未有过什么“于敏构型”之类的说法。
突破氢弹原理的辉煌成绩，在于敏先生眼里只是“做了一些有用的工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搞了一辈子核武器，于敏先生却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他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曾经的民族屈辱——在天津上中学时，每次经过日本军营，都要被迫向那面膏药旗鞠躬行礼。
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作为著名的“国产专家”，于敏先生并不以此为荣，甚至有些遗憾。
多年以后，他还曾对人说：“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
他还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多年以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而是希望她出国留学，实现自己的“留学梦”。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敏先生家中的客厅里，长年悬挂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也是于先生一生坚守的座右铭。
他从幼年时期就酷爱古典文学，能整首整首地背诵诗词名篇。在核试验场，他和陈能宽两人，一人一句背诵《前后出师表》，被大家传为佳话。他和邓稼先、何祚庥都是京剧迷，三人还经常跑到戏院门口“钓”退票、饱耳福。
于先生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岳飞和诸葛亮，他教孙子背诵的第一首词便是岳飞的《满江红》：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苏等国的核战斗部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也不会有很大提高。
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他和邓稼先商量后，及时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
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我国签署全面禁核试条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思得说，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用于提高热核武器水平的时间，其意义绝不亚于氢弹原理的突破！
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只担任顾问，但这个“顾问”却从不坐等别人来问。
退休后不久，他就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中央，建议加速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73岁的于敏先生写下一首《七律·抒怀》：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2014年1月9日，89岁的于敏先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奖。这与其说是对老先生的褒奖，不如说是对后来者的激励。
——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已经远去，我们需要更多新时代的于敏。
斯人已逝，功勋不朽，
事业永续，精神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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