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致力仿效西方国家，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发展国力，对外侵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员。在 1894 年的甲午战争，日本胜、清朝败，也因此决定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是日本霸凌中国的局面。所以在 1914 年，日本趁着西方列强深陷一战插手不了东方战场的时候，由驻华公使向当时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投递《二十一条要求》，总计有关于山东省、南满和东蒙租借、汉冶萍公司矿山开采权还有我国沿海港口等总计 5 大项无理条款，企图以此来控制中国。当时驻华公使还威胁：“你们不可以泄漏这个机密，不然定招致严重后果！”
当袁世凯召集外交部人员商议，看完文件的次长──曹汝霖气炸了：“势力由北到南，铁路、矿业甚至开商埠都要干涉，还想设立日本顾问、由日人管理，日本的这些无理要求，是想要亡我国啊！”袁世凯岂能不知，然而国力羸弱，实力悬殊，袁世凯也只能是苦苦挣扎。如果你注定要打一场败仗，那你所能做的也就只有尽量减少损失了。于是，面对亡国的危机一场以弱搏强的外交攻防战上演了。
当时日本驻华大使的谈判方式非常奇怪，因为在一战以前的外交规则：任何外交事务应该经由“外交部”进行处理，而不能直接透过一国元首进行转达。从日本人不管外交规则，甚至还严重警告“不得泄露机密”，这代表日本人不想，也认为不可以让《二十一条要求》曝光。既然你不想将事情曝光，袁世凯就偏让这事见光死！于是他告诉日本大使：“你直接找我谈外交事务不合规矩，请你找外交部商谈此事。”这样一来谈判对象就从一个人扩及一个部门，以此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之后，袁世凯更将《二十一条要求》的事情透露给报社，这下子中国老百姓知道了，很激动，外国列强也知道了，他们也激动，毕竟这涉及到在中国的利用。于是众多仇日言论弥漫中国民间，这就增加了中国官员谈判的底气。
之后采取了拖延时间战术，以时间换空间，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袁世凯还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对当时主张对中国实行《二十一条》的日本内阁进行谍报工作。花重金悄悄支持 4 个日本议员，让他们在议会中弹劾大隈内阁。面临国内外强大压力的大隈内阁这下没辙了，为了赶快结束这场外交烂仗，日本大使在谈判中对中国提出的条件愿意妥协，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改为“十二条”。
可是在 5 月 7 日下午 3 时，日方向中国提出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限于 5 月 9 日午后 6 时前答复，不然日政府将采必要措施！”所谓必要措施，其实就是不惜开战了，当时日本海军已经巡弋于渤海一带，而陆军则是开往东北三省。这是现实中的硬碰硬，没有丝毫的取巧空间，面对日本的胁迫，袁世凯也只能无奈的表示：“我怎么会愿意屈辱苟同？可是中日国力差距摆在这里，也只能是含垢忍辱。”
显然，袁世凯已经将《二十一条要求》的伤害性降到了最低，而且在《二十一条要求》签订后，袁世凯深刻认识到国力不足就只能被欺凌的痛，他还下令将 5 月 9 日列为国耻纪念日。当我们再回首此事时，如果只是一味指责他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而对他付出的一切外交努力都视而不见，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重新检视历史，如果大家能明白断章取义会多么容易扭曲原本的事实，那么对于诸多对事物是不是保有辩证思考会更好一些，这样对人对事都能保有一丝弹性而不至于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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