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周王朝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而周天子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日益严重。到后来，各诸侯国开始以强凌弱，大国吞并小国，相互之间征战不已。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春秋之中，拭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此时的周王朝已形同虚设，整个社会秩序变得混乱不堪，故被后世称为“礼崩乐坏”。
当时还留下一个问鼎中原的典故：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国(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的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周大夫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庄王的话锋，大谈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还不能过问啊。”于是楚庄王不再强求，继而挥师伐郑，也使周王朝继续得以残喘。由此可见当时“礼崩乐坏”之一斑。
从社会政治经济学角度说，“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各诸侯国等地方势力不断增强，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王朝礼乐制度之间的矛盾变的日益突出。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得政权不断下移，最终促使周代封建社会秩序走向解体。
从伦理关系角度说，周王朝将王室的同姓亲族分封到各地，同时又辅以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本来是想利用各封国与王室的血缘关系保证政治隶属关系的有效性和长久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经过几代后逐渐变的疏远，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私利，已不再顾忌与周王室的宗亲关系，这使周王室逐渐失去了往日对诸侯国的控制力。
然而从中华文化史的角度看，周代商后，虽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王朝统治者用“以德配天”取代了商代的“天授神权”，意在使统治阶级从“鬼神崇拜”转向“崇尚天道”。但是，周公以天道思想实施的社会改革并不彻底。为了继承原有的统治秩序，周公是在吸收前朝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周代礼乐制度，虽然按照天道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新，将人们顶礼膜拜的“天神”改造为使人敬而远之的“天命”，但还是遗留了浓厚的宿命色彩。随着“天神”信仰和“天命”观念的不断淡化，源于“鬼神崇拜”的礼乐制度也必然失去了它对被统治阶级的约束力，最终导致“礼崩乐坏”。
其实，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超越鬼神崇拜的天道思想。虽然当时原始的氏族部落生活还普遍存在着鬼神崇拜，但那时从伏羲氏到黄帝已经通过仰观俯察掌握了阴阳、五行、历法等大量的天地自然之道，对天地自然有了近乎科学的认知，形成了以黄帝思想为代表的天道世界观。只是到了夏商周奴隶社会后，统治阶级自私贪婪的本性决定他们不可能继承天下为公的天道思想，只能打起“天授神权”的幌子去愚弄和统治百姓。
《礼记·表记》借孔子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夏代统治者尊天命，遵的是天道自然之命，还并没有把它当作鬼神来崇拜；而商推翻夏后，为彰显统治的合法性，商代统治者自称是“玄鸟”投胎，是“天授神权”，通过鬼神崇拜维持统治；到了周代，革了商的“天命”后，周代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的统治思想，用经过天道思想改造的礼乐制度实现阶级统治。然而，奴隶社会的贵族统治阶级贪欲难敛，已很难再回到“敬德保民”的天道治世时代。故而，“礼崩乐坏”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圣人贤达以天道思想构建了周王朝的社会结构，他们推天文以人文，建立了以天子为中心，以诸侯、卿、士、庶人、奴隶为环绕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以什么为凝聚力的问题上并没有彻悟，或许是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虽然建立“以德配位”的理论，但却延用了部分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
我们知道，日月星辰的有序运行是以万有引力为向心力的，推及人类社会秩序而言，其向心力序应该人心的凝聚力。在夏朝是对“天命”的敬仰，在商朝是对鬼神的膜拜，到了周朝虽然宣传的是德的感召力，实则是家族的血缘感情和残留的天帝崇拜。虽然辅以礼乐制度，但礼乐毕竟是外部的力量，管住人的行为但管不住人心。一旦人心在欲望的驱使下离心离德，礼乐制度自然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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