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伟大的天才在普林斯顿相遇了。
1933年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聘有六名教授，其中有爱因斯坦，而年仅30岁的冯·诺依曼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在普林斯顿，冯·诺依曼已经快达到学术生涯的顶峰，在数学成就上，甚至已经可以和诺奖得主爱因斯坦分庭抗礼了。但他还是长着一张娃娃脸，很容易被人当成学生，因此他总是每天西装革履以装作成熟。
而爱因斯坦，十几年前，他的相对论已经把光线都“掰弯”了，当时《柏林画报》大幅报道：“世界历史上的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完全颠覆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的发现堪与哥白尼、开普勒、牛顿比肩。”
在普林斯顿，他平时连袜子都懒得穿，总是顶着鸟巢似的发型，披着那一件汗斑油渍隐隐可见的松松大大的破夹克，手里永远少不了一个烟斗，在烟雾缭绕中念叨着：“普林斯顿是一个古怪而死板的山村，住着一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
这两个天才，稍微想象一下能同框，都很有喜感。遗憾的是，天才没有碰撞出火花，到后来，很多见解都在激烈碰撞。
有一次爱因斯坦要去纽约，冯.诺依曼自告奋勇地驾车送他去火车站，却把他送上一辆相反方向的火车。
学霸小冯对学渣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持怀疑态度，而且学渣和学霸想问题的方式大相径庭，据《生活》杂志的说法，爱因斯坦想问题比较慢条斯理，对于一个问题可能会想上几年，而冯·诺依曼却是“快刀斩乱麻型”的，要么能很快就解出来，要么就放在那不管。
事实很残酷，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并不成功，他的后半生逐渐地与物理研究的主流趋势脱节。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直独自尝试着以一己之力建立统一场理论，试图找出量子理论中矛盾的地方，驳斥量子物理的哥本哈根诠释。但在探寻的99种方法之后，他自嘲道：至少我知道这99种方法行不通。他认为，他自己的成功之处是为另外一个傻瓜在同一个问题上节约了六个月的时间。
爱因斯坦一生都喜欢纯理论的研究，对现实应用不感兴趣，爱因斯坦的父亲很希望爱因斯坦能够继承他的电机工程事业，但他拒绝听从，并认为对他而言这是大材小用。
冯•
诺伊曼也能把纯理论的研究做到极致，比如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就很惊人，但是他一生都非常的关注实际应用，他会听从父亲的建议，拿数学博士的同时学习化学专业，他希望科学可以造福人类，甚至可以带来自由。三岁能看老吗? 但是对于很多人，他们童年和少年的生活，就差不多揭示了他们一生后所会选择走的道路和理想。
爱因斯坦支持和平主义，反对美国制造氢弹，爱因斯坦相信，“战争是一种疾病……他呼吁抵抗战争”，但他却支持犹太人应该战斗。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随即爆发了五次持续几十年的中东战争。当时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冯•诺伊曼则坚决地投身到国防和军事科学中，他参加曼哈顿计划， 帮助发明原子弹，后来更大力发展氢弹， 他提出和发展相互毁灭保证的核战略，并领导了携带紧凑型氢弹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研究。他积极地帮助美锅锅防部，解决了一些最困难的锅防技术问题并获得总统自|由勋章，他是二战后，美国许多重要战略的决策者。
而爱因斯坦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爱因斯坦认为战争能爆发的原因是互相之间缺乏文化的尊重，他希望和前苏联一起合作成立闽煮的世界政府，只有世界联盟才能实际地拯救人类的生命与文明。
对于当时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科学家的呼吁，斯大林根本不屑一顾。
冯•诺伊曼则完全相反，他坚定地认为，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前苏这种极权国家，就得全方位的压制摧毁他，可以丢原子弹就绝不手软。从理性出发，冯•诺伊曼坚信和平需要有武力做后盾，弱国无外交，自|由世界要想繁荣，必须要与极权主义做斗争，他是博弈论之父，深信均衡的力量，他认为寄希望于毒財者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良心发现是图样图森破的。
爱因斯坦还留给我们许多私人日记，其中的观点很颠覆我们对这位大科学家的认知。可见当时种族主义在欧洲是如何盛行， 即便伟大人道主义偶像也会深受其害。
他对中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并不理解：“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蹲着吃——就像欧洲人在丛林里解手时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悄无声息且一本正经。”
他对中国的勤劳是这样描述的：“即使那些像马一样辛劳工作的人，也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意识到痛苦。一个像羊群一样的特殊民族，更像是机器而非人类。”
对于中国女人，他写道：“我注意到这里男女的差别微乎其微，我不明白中国女性具有何种魅力吸引男性到这个程度，让他们生下这么多后代。”
他还写道：“就连中国的孩子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呆头呆脑。”
在介绍完中国人子嗣众多和“繁殖力旺盛”后，爱因斯坦这样写：“如果其他种族被中国人取代，那就可惜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凄凉之事。
当然，假设历史，要求战时的道德和理性与和平时期的要一致，是一种对历史的严重误读。今天的政治正确标准不能用来衡量一百年前的言论和思想。
在科学之外，爱因斯坦只是那个时代的孩子，而冯•诺伊曼，是那个时代最有远见卓识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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