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游鸟飞龙乘云上，万物相合相背无常。
皇室九变武家五变，多少旧事难以尽言。
日本虽与中国同样受到佛教的滋润，但是从平安时代末期到安土桃山时代却活跃着僧兵这样一群骁悍不驯的寺院武装，这是亚洲佛教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僧兵随历史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并衍生了不同类型，还留下不少旧闻轶事等人们去评议。
一、“下克上”是僧兵发展的大环境
日本的封建制就像湿原河流、云洋树海环绕的富士山一样复杂多变，难观全貌。
日本最初实行班田制，与律令制国家呼应，都是学习中国集权制的产物。但是当时日本政治中部落贵族的气氛很浓厚，而且生产力和观念的落后还不允许日本人充分吸收领会大陆的先进经验；于是班田制和律令制国家逐渐瓦解，庄园开始出现，并向封建制过渡。对于封建制，可以从土地所有权和对土地劳动者（农民）的行政管理权，即“地”的制度和“人”的制度两方面去考察。
在日本的庄园里，上层是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领主，中层是庄官或其他有实力的人，下层是租种土地或专属的农民。而平安时代庄园内存在多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关系。地的制度对应人的制度，于是在庄园内部、庄园与领主之间就存在不同的人事支配关系。这样的一种复杂混乱的人事支配关系存在，会为庄园内的中间阶层力量的兴起提供温床。于是出现了庄官成为庄园实际领主的情况。
庄园的发生，就是对律令制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意味日本的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否定，这算是最初的“下克上”。之后庄园领主的更替，又是“下克上”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的领主势力在占有庄园后，一方面对庄园原有的土地所有关系继续采取默认态度，以换取支持。一方面进行土地分封，培养一批新的中间阶层。结果这样没有消除“下克上”的基础。中间阶层会从复杂的土地所有关系中获利，再去进行“下克上”活动。终整个中世时代，武士始终没有完全消灭朝廷的力量，这便是某种妥协。（现在非洲国家的骚乱和内战实际也是一种对现代化“下克上”的现象。）
平安时代之后的“下克上”的事情不断发生，直至战国时代。这时武士内部的阶层也已经换了好几次血。日本没有改朝换代，但是社会的统治者实际上换了好几茬。日本的中世历史就是在由复杂的封建制造成“下克上”的循环中前进。僧兵也是“下克上”土壤中生出的产物。
二、寺院堕落是僧兵出现的重要因素
-“亡山门者，非信长也，山门也。”这是新井白石对织田信长火烧比睿山一事的看法。暗示僧兵出现的原因在于寺院堕落。
僧兵的形成时间、背景与武士大抵相同。但是形成的原因上，僧兵出现却是由寺院的堕落引起。佛教虽然注重尘世以外的东西，但是和尚们究竟还是肉体凡胎，也会有七情六欲。本朝古代中央集权强大，能够用比较充足的财力供养僧人。同时国家也会制定法规，组建机构管理或约束僧人的活动。除此以外，我国的十方寺院会公开选聘高僧大德，不论宗派，继任住持。这样对于净化寺院，更新血液是有帮助的。
日本的古代中央集权自庄园制兴起后就一蹶不振，逐渐失去了对寺院的约束能力。日本寺院的住持通常由前任住持的徒弟继任。而且自废止遣唐使后，有大陆文化背景的僧人对日本佛教界的净化作用在减少。宋元时期入宋僧虽然不少，但是归国后大多另建禅宗（曹洞、临济二宗）寺院。对以平安、奈良各宗派为代表的旧佛教没有什么触动。所以日本旧佛教的寺院开始堕落。有些寺院，还出现了寺院学侣行人互相攻杀的情况。寺院的堕落为僧兵出现提供了机会。
三、前期僧兵的江湖历程
依靠土地耕种维持寺院经济的作法在中土很流行，日本佛教也把这个传统保留下来，所以寺院通过皇室转让，主动抢占等方法获取土地。寺院和尚有进行修行的学侣和管理杂务的“行人”的区别。行人在我国就是行者，负责的杂务也包括安保工作。孙猴子、武松都是暴能打的行者，武藏坊弁庆、安国寺惠琼之流都应该来拜一拜。行者做到一定程度，可以升为学侣。日本的寺院占有大量庄园，行人责无旁贷地负责庄园管理，所以职权很大；而且很多行人是由出家贵族组成，继而形成固定的行人阶层，并且逐渐掌握了领地上的农民的生杀大权。如东大寺就有对庄民进行管制的寺院规矩。因为“下克上”，各地的庄园主都想抢夺其他庄园的土地，或者加强自保，同时镇压庄园内的农民暴动，所以纷纷组建或召集自己武装。世俗庄园出现了武士，寺院庄园就开始出现僧兵。那时的僧兵，基本就是行人在寺领内召集壮丁组成的。
佛教自圣德太子以后就拥有“国教”的地位，受到皇室、朝廷的敬畏。东大寺由圣武天皇发愿而建，在旧佛教寺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有几天几夜走不出去的庞大地产，拥有众多的庄民。朝廷皇权威力下降后，寺院里不良住持们对分享权力特别有兴趣，动辄指使僧兵抬着神木、神轿上京闹事。因为有神仏护佑，官府只能眼睁睁看着抓耳挠腮。僧兵作乱只有僧兵压得住，于是乎东大寺（华严宗）、圆城寺（天台宗）、兴福寺（法相宗）等大寺院的僧兵团互相结了梁子，一有机会就开始火并。
平安时代那时候皇室成员大多喜好出家，法亲王、法皇会躲在寺院里继续操纵政治。这样就有部分的皇权转移到了有力的大寺院手里。这一时期的僧兵力量非常强大，与武士旗鼓相当，从分布上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号称“南都北岭”。平安时代后期甚至南北朝期间，天皇和法皇们会借助僧兵的力量来对抗武士，这样的描述，在《平家物语》里面非常多。
这样归结一下前期僧兵的特点，他们主要由下级僧侣和寺领农民构成。而且由于佛教传播的深度问题，这时的僧兵也只限于单独的寺院。东大寺貌似华严宗的本山，但是不能指挥、组织其他的华严宗寺庙力量；圆城寺、延历寺都是天台宗的寺庙，但是互相不统属，也不能指挥其他的天台宗寺庙。再就是跟天皇、朝廷紧密勾结，必要时会充当打手鹰犬。
平治之乱后，平家靠充当朝廷鹰犬，镇压了源义朝，独揽大权。于是与朝廷的另一个打手，大寺院及僧兵团发生矛盾。入道相国平清盛甚至一度为避开“南都北岭”而迁都福原，结果朝廷和寺院都表示反对，平清盛只能作罢。因而对寺院及僧兵更加反感。终于找碴纵火烧了东大寺、兴福寺等南都（奈良）寺院，僧众无论良萎，一概屠灭。前期僧兵的兴盛期自此告一段落。
话说平清盛点了南都的大小寺院，不少宝物化为灰烬。朝廷都埋怨他说：“恶僧杀了便是，把寺院烧了岂不太可惜了。”足见当时佛教传播有限，“佛敌”看法还没被当时日本人接受。
四、新佛教普及到“法华之乱”
日本古代史论坛平安时代末期开始，天皇制中央集权虽然大大衰退，但是天皇、朝廷贵族却扩充各自的私产、庄园，所以从总体上讲，朝廷依然是有实力的。前期僧兵依附朝廷得以发展。后期僧兵的出现大概是在镰仓时代。因为这个时期，世俗大权逐渐在向武士手中集中，天皇及朝廷的能量在退却。幕府需要新的佛教为他们服务，而且又因为镰仓在关东地方，远离京都。政治中心的迁移，对于佛教向地方深入传播有帮助。适合“下克上”时代人们思想口味的新佛教禅宗、日莲宗、时宗、净土宗及净土真宗得到普及。僧兵团也开始从这广泛的佛教信众中征集力量。
由于日本人的智力普遍没有达到琢磨出“八十亿皇胎儿女尽返真空家乡”（白莲教）的水平，所以只好借佛教的外皮来弄一些民间信仰。日莲宗就是典型。实际上日莲宗的僧兵更像靠宗教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我国东汉末的黄巾军靠道教，南宋洞庭湖起义靠明教（日月神教？）元末红巾军靠明教，清朝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等。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如果单单因为受了压迫就走到一起搞起义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而有相同信仰以后，以心传心的人们战斗力和组织性会得到很大提高。
I日莲宗就是这样一种佛教宗派。它的创始人日莲和尚据西洋历史书称是一个好战的关东人。日莲宗本身就是日本特有，而且专为日本服务，离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有差距。日莲鼓吹“立正安国论”，认为镰仓时代的社会治安混乱是因为大家都不信《法华经》所致；而《法华经》之外的佛经都是错误的，当时的佛教宗派都是谤法者。所以不用几世积德，高呼“南无妙法莲花经”就能解脱尘世痛苦，日本成为地上佛国，即“日本莲花”。日莲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明显的是对现世的政治更有兴趣，这些都和佛教思想有距离。所以日莲和尚一开始传教就受到武士政权和佛教各宗的打击和阻挠。日莲本人路经某地还叫当地土豪抽了一顿，叫什么“法难”来着（注）。但是因为日莲宗带有“现世”性和“民族”性，对当时憧憬美好生活的中下层日本人特别有感召力。传播很快。
有的下级武士信仰日莲宗，向有关寺庙转让土地。日莲宗有一派号召“不受不施”：即日莲宗信徒，不向其他佛教宗派施舍，也不接受其他宗派的施舍。有的信徒的老公老婆要是信了别的宗派，就会强制他们离婚。结果形成了很多村村都是日莲信徒的情况，这是重要的僧兵来源。因为逐渐成长的町人阶层也有信仰日莲宗的，于是财力也在扩充。土地、人员、财力都具备了，再加上激进教义，和极端主义的处境，于是日莲宗也出现了僧兵，当时称作“法华兵”。
应仁之乱后，法华兵为“自卫”四处大搞“法华一揆”。曾经在幕府管领细川晴元的支持下烧毁了山科本愿寺（当时一向宗的本山），并大肆抢掠，形同土匪。后来又多次与大名联手，组织“法华暴动”镇压农民起义，屡屡获胜。这样的势头叫新旧几大宗派的寺院心惊胆战，于是纷纷联合起来。1563年，法华兵攻打比睿山延历寺未果，反被比睿山延历寺僧兵和一向宗信徒杀得片甲不留；其后在京都的圆城寺、东寺、兴福寺、本愿寺等也结成同盟，集结5万僧众，对京都日莲宗的21座寺庙进行了大规模围剿。结果21座寺庙全部化为灰烬，僧徒落荒逃窜。在武斗正酣之际，寺庙，幕府也趁机鼓动朝廷下旨禁教。朝廷遂颁下谕旨，禁止日莲宗在京都传教；其后幕府也下文通知各地驻军和公安部门禁止日莲宗。这样日莲宗一时遭灭顶之灾，法华兵杀死逃亡殆尽。是为“法华之乱”
法华兵的构造符合后期僧兵。首先人员组成上突破了领地的限制，包括了僧侣、领民、教徒、武士等社会阶层。其中来源于中下层民众的教徒占主体。法华兵的力量也突破了单一寺庙的限制，是很多寺庙的协同作战。而且法华兵不同旧佛教宗派的寺院，完全植根于中下层民众，根本就是在跟高层统治者对抗，这一点和前期僧兵区别很大。
在日本佛教各宗派都在培植僧兵的浪潮中，唯有曹洞临济二禅宗尽量保持了山门本色。大概是禅宗得到了武士阶级的保护和平民的欢迎的缘故吧。这样禅宗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去发展僧兵。而且禅宗寺院的相对清净，也成为战乱中一心求学的人们的避难所，既保障了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也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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