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在聖誕節，中餐館幾乎從不關門。早期中國移民不是基督徒，並且為了一個他們無法理解的節日而失去一整天的營業額在經濟角度上說不過去，尤其是當時中餐館的勢力在美國還很微弱。如今很難想象了，美國現有超過40000家中餐館（相比之下，全美的麥當勞餐廳數量是14000家多一點），但在湧進中餐館吃聖誕大餐之前，美國人更感興趣的是把這些餐廳擠出去。
在《吃的歷史：美國烹飪的30個轉折點》中，安德魯解釋說，為了服務於華人礦工和鐵路工人，中餐館的數量在橫貫大陸鐵路建設期間激增。由於擔心華人移民會從白人那裡竊取工作，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後，工會盯上了中餐館。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塞繆爾·戈普斯於1902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標題是《肉對米飯：美國男子氣概對抗亞洲苦力》
根據加布裡埃爾·J·錢 和約翰·奧蒙德 的研究，工會甚至組織抵制中餐館。這些抵制很少能實現逼得餐館停業的目標。正如一名工會組織者所哀嘆的那樣，“我很遺憾地說，許多工會的人似乎對雜碎情有獨鍾。”
工會接下來試圖利用華人是一種“道德傳染病”的公眾擔憂，來通過一項禁止白人女性進入中餐館的法律。白人女性紛紛前往這些所謂的邪惡窩點，部分是因為這樣可以避開刻板的種族和性別期待。中餐館也許會縱容白人女性吸食鴉片，但同時它們也在僱傭她們，在當時，只有約15％的女性在外工作。
猶太人和非裔美國人也大量光顧這些早期的中餐館。1892年一份報紙做出了恰當的描述，“白人、黑人和蒙古人融合在一起，不帶任何偏見。”
根據陳勇《美國雜碎：美國中餐的故事》一書，中餐館曾是少數幾個歡迎非裔美國食客的公共場所之一。在《潔食聖誕》中，約書亞·普拉特拉比寫道，猶太客人受到中餐館的歡迎，因為“華人老闆和服務員對猶太人不存在偏見的歷史”。中餐館在聖誕節期間成為猶太家庭的首選地是有道理的——他們是唯一開放的餐館，無論是字面意思上還是隱喻上。
去讀研前的那個夏天，我在一家忙碌的中餐館得到了一份跑堂的工作。隊伍有時都排到了店外，10到15名食客擠在我服務的桌子邊。這家餐館出名的是北京烤鴨，服務生在桌邊為你片好鴨肉，用麵餅把鴨肉卷好。我上班的第一週是在一個悶熱的七月，一個同事看著我被嚇得一臉苦相說，“你以為這很糟糕嗎，等到聖誕節再說吧。”
我沒能堅持到聖誕節。撐到七月底已經很不容易了。把名牌交回去後，我有近一年都不願意去中餐館。作為中餐館服務生的短暫經歷，顯示出我作為一名華裔美國人永遠都能感受到的那種陌生感，我在我作為移民的父母身上看到過這種陌生感，即使在他們獲得公民身份後，他們依然在與這種陌生感作鬥爭。
在我服務的客人眼中，我和我的同事不算是人類，更像是餐館的擺設，他們談到我們的時候，就好像我們聽不到或是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似的。我作為服務生的經歷就是另一個明顯的提醒：在美國，身為華裔就是永遠都在從外往裡看。
但聖誕節的人群如今讓我想起了別的事。根據普勞特拉比的說法，聖誕節的中餐，已經成了不打算參與常規節日慶祝的人的替代選擇。谷歌趨勢發現，一年中在聖誕節那一週搜索“營業的中餐館”的人最多。
這似乎證明中國菜和中國文化終於成為了美國主流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中餐館已經變成和給聖誕老人留的牛奶和曲奇一樣的美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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