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上的倫敦
看到倫敦二字，人們會條件反射般地將其與 高貴典雅聯繫起來，會聯想到風度翩翩的紳士和姿態優雅的淑女，因為那裡是大英帝國的首都，雲集著全世界的金融財富和文化精英，代表著時尚和尊貴。可是把這個城市的名字在漢語中翻譯成倫敦的原因，卻十分酸楚，這其中既有中國人的無奈和不甘，也有滿清的自大和猥瑣。
鴉片戰爭爆發前，大清帝國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享受著四夷賓服、八方來朝的尊崇和榮耀。可是由於滿清兩百多年的閉關鎖國，使文化和科技發展陷於停滯甚至倒退，國人處於愚昧之中，對世界上發生的事幾乎一無所知。
終於，一夥鴉片販子為了維護他們的販毒暴利，明火執仗地打上門來，把大清揍得鼻青臉腫、暈頭轉向。更可悲的是，這夥毒販甚至都沒有帶來幾個正規軍，只是僱了幾千名東印度公司的印度保安，就把擁有百萬常備軍的大清帝國打得落花流水，連號稱大清精銳中精銳的“虎衣滕牌兵”都被這群保安打得滿地找牙，以至於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印度人面對中國時仍然有著謎一樣的自信，把中國完全不放在眼裡。
慘敗的虎衣滕牌兵
捱了揍的道光皇帝豈能幹休，天朝上國的臉面何在？誓言要舉傾國之力剿平這夥蠻夷。可是下面的官員知道這仗實在不能再打了，不是不想打，而是毫無勝算。因為“該夷船堅炮猛……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幾仗打下來，他們早已心膽具裂，鬥志全無了。於是他們連騙帶哄地忽悠道光皇帝改“剿”為“撫”，簽下喪權辱國、失地賠款的《南京條約》。道光皇帝也不是傻子，卻只能順驢下坡，因為洋人大有“殺進東京，奪了鳥位”之勢，不服又能怎樣。 他說：“覽奏憤懣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於此，於萬物可奈之中，不能不勉允所請者，成以數百萬民命所關，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顧強為遏抑，照議辦理。”
南京條約
直到此時，堂堂大清只知道這夥兇猛的毒販來自英吉利國，而英吉利在哪裡，沒人說得清楚，更遑論其首都在哪兒，國君是誰。連林則徐這樣“睜眼看世界”的能臣都以為洋人只吃肉喝奶，如果沒有中國茶葉就會被屎憋死，洋人走路膝蓋不會彎曲，只要把他鉤倒就爬不起來了。
所幸在戰爭中還抓了幾個英國俘虜，道光皇帝喜出望外，連忙審問，當他知道英國國主是個22歲的女人時大為驚訝。他於是又問了大臣們幾個問題，“該女主年甫22歲，何以被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結果又是滿朝文武無人能答。
也許就是在這次審問中，道光和他的大臣們知道了英國首都的名字，可是如何翻譯這個名字，他們應該是動足了腦筋，將中國式高級黑的智慧發揚到了極致。
中國數千年來，文化先進、經濟發達，在東亞處於絕對中心位置。中國人一向視周邊國家和民族為蠻夷，為了表示對他們的不屑，也為了凸現自身在尊貴，對夷人的稱呼總是充滿了貶義，比如“犬絨”、“匈奴”等等。到了王莽時，他還嫌“匈奴”不夠貶義，非得改成“恭奴”，就是要讓他們做恭恭敬敬的奴才，至於“高句麗”，則必須改成“下句麗”。鄭成功收復臺灣時，與荷蘭人談判，在翻譯荷蘭人的名字時，也是極盡貶低。比如有一位荷蘭官員的名字叫莫什南丁，結果被翻譯成貓屎難聽。可見中國一向有這種在稱呼上貶低外國的傳統，這次又是捱打又是割地賠款，實在是心有不甘，自然更是要在洋人首都名稱的翻譯上宣洩情緒了。
中國人素有“精神勝利法”，擅長尋求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打不過人家，就當被兒子打了，一切也就釋然；如果正面硬剛打不過，那使個陰招捉弄膈應對方一下，也能有所找補，這就是“精神勝利法”的精神內核。
南京條約簽訂後，在中英雙方慶祝和平的宴會上，大清代表耆英就祭出精神勝利大法，狠狠地戲弄了英國代表噗查鼎一番。
席間耆英對噗查鼎說，根據滿人的禮儀，必須在最尊貴的客人嘴裡塞滿糖果，以示尊重。不知就裡的噗查鼎就張開了大嘴，耆英 把一粒粒糖果準確地扔進了他的嘴裡，直到塞滿，活像動物園裡餵食河馬，這一幕被在場的英國官員真實地記錄了下來。
這種所謂的滿族禮儀完全是耆英杜撰，在戰場上屢戰屢敗的大清總算在酒桌上贏了一回。英國人雖是兇悍的強盜，但到底還是胸毛長見識短，一旦離開了戰場，真玩不過這幫提籠架鳥的京油子，噗查鼎事後如果知道了被戲弄和羞辱的真相，其憤怒可想而知。
滿清權貴打仗不行，操弄“精神勝利法”卻是絕頂高手，在英國首都名字的翻譯上，他們把這種能力運用到了極致。
周公在制定周禮時，把男女婚配分為七個環節，分別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敦倫，每個環節都有具體細緻的規定，合稱“士婚義七禮”，為讓“士”人理解如何執行“七禮”，周公與妻子一起到國家的最高學府“辟雍”去演禮，就是現身說法。可演到“敦倫”一節時，周公的妻子拒絕了，因為“敦倫”就是夫妻房事，就是make love，在眾目睽睽之下敦倫實在不堪，周公雖有以身殉禮之志，夫人卻無當眾表演之心，雖說本應夫唱婦隨，奈何周夫人卻還沒到這個境界。
大清在領教了英國人的大炮和刺刀後，對英夷的悍勇應該是有深刻印象的，道光皇帝甚至疑惑地問大臣，英國人打仗為什麼不怕死。因此在翻譯英國首都名字時，應該用“掄盾”比較貼切，因為這符合英國人勇武剛猛的形象；那時倫敦氣候寒冷、濃霧瀰漫，時常亮著街燈，譯成“冷燈”也不錯，但他們不用，以漢字之豐富，還有其他許多近音字可用，然而他們偏偏用了“倫敦”二字。雖然“倫敦”和“敦倫”詞序相反，但舊時讀過書的人一望便知其意，完全可以想象當年的人們在聽說那個國家的首都叫這麼個名字時，會笑得多麼猥瑣。這個譯名完全迎合了當時人們對洋夷野蠻無知，不守綱常倫理的認知，何況他們的國主還是個年輕女人，對於“看見胳膊就想到大腿”的國人來說，更能引起很汙的聯想。這種譯法既體現了文明古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又狠狠地噁心了英國人，實在是妙不可言。用這麼個名字來羞辱英國人，可謂“精神勝利法”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勝利。
“倫敦”一詞最早什麼時候出現的，已不可考，但一定是在鴉片戰爭後，因為之前人們連英吉利在哪兒都不知道，更別說倫敦了。至少在咸豐十年同文館使用的英語教材中，已經將英國首都稱為倫敦了，此後至今一直沒變，而其他譯名卻變了很多。比如法國在那本教材裡譯為勿濫死，後來改成了法蘭西，美國譯成美立根，後來改成美利堅，可見“倫敦”這一譯法，深受當時中國人的歡迎。
英國京城譯成倫敦
同文館英語教材
隨著中國教育方式的改變，中國人不再學習周禮了，“敦倫”一詞也逐漸被遺忘，“倫敦”已成了高貴的象徵，但在鴉片戰爭時代的人看來，這就像在古墓中挖出一隻夜壺，卻當成了宣德爐那樣的寶貝。如今隨著中國的復興，中國文化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外國學習國學的人也越來越多，以後要是英國人普遍瞭解了“敦倫”的原意，不知他們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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