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虎嘯龍吟》等影視,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假的魏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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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師聯盟2虎嘯龍吟》曹叡劇照

若論中國古代皇帝,三國曹魏的第二位皇帝魏明帝曹叡,若列入悲催皇帝行列中,估計應無異議。且不說他身世撲朔迷離:你究竟是袁家的孩子呢?還是曹家的孩子呢?如果你是曹家的孩子,你究竟是曹操or曹丕or曹植誰的孩子?也不說他少年時代就因母親被父親賜死,母親死後也未遵循禮制安葬;自己在殺母仇人的“撫養”下,忍辱偷生,賠盡了多少小心和委屈?單單就祖父曹操、父親曹丕、叔叔曹植,建安年間或有赫赫武功,或有璀璨文采,或二者兼備,被後人譽為“三曹”,估計就使魏明帝倍感“亞歷山大”,心理陰影面積會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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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曹叡,時人及後人評價褒貶不一。如曹叡即位伊始,曹魏侍中劉曄就有“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的評價。後來,王沈《魏書》則有“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鹹服帝之大略”的評價,孫吳陸遜則有“(叡)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曹)操時”的評價。總體來看,古代史家對曹叡多有褒崇。近代史家呂思勉則有“明帝繼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壞”,蔡東藩則有“奢淫無度,違理蔑倫”等“差評”。2017年熱播歷史大劇《軍師聯盟2虎嘯龍吟》,更是將他塑造成只知道吃喝玩樂、嗜殺成性的紈絝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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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曹叡一生,就文治武功而言,他雖較祖父曹操、父親曹丕、叔叔曹植遜色,卻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他雖貴為一國之君,卻也有人的七情六慾,也有複雜多變喜怒無常的人性。下面,我們就結合史書的相關記載,儘量真實地復原歷史上的魏明帝。

一、撲朔迷離的身世

曹操究竟是曹操or曹丕or曹植誰的孩子?這個問題,因當時沒有DNA鑑定,估計要永久成為歷史謎案了。他是曹家的孩子,還是袁家的孩子?這個問題,卻在史書中,留下了蛛絲馬跡,也引起了後世史家的諸多爭辯。

陳壽《三國志》主“建安九年”說。他在《明帝紀》中記載,曹叡於公元239年正月去世時,“時年三十六”。依此計算,曹叡當出生於204年(建安九年)。關鍵問題來了:眾所周知,曹操於建安九年八月才攻克袁氏的老巢—鄴城(今河北臨漳)。甄氏原是袁紹之子袁熙的妻子。鄴城陷落,袁熙、袁尚等逃亡,袁紹妻劉氏、袁熙妻甄氏則被曹軍俘獲。曹丕垂涎甄氏美貌,遂娶其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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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曹叡生於建安九年,則曹叡究竟誰之子,已不言而喻。

很多史家或許難以接受此說法,因而紛紛對陳壽的記載提出異議。南朝劉宋史家裴松之說:“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 明代學者周嬰則說:“《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盧弼據《三國志·常林傳》裴《注》引《魏略》“吉茂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三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的記載提出,建安二十三年,曹叡被封為武德侯,其時

曹叡15歲。則曹叡之出生年,當在建安八年。盧弼據此提出:“竊謂承祚此文,實為曲筆,讀史者逆推年月,證以甄夫人之賜死,魏明之久不得立為嗣,則元仲究為誰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曹叡生於建安九年,其為袁熙之子已可為定論,況且其生於建安八年呢?

二、魏明帝施政能力與評價

古往今來的人,對魏明帝的評價,可謂冰火兩重天。愛之者捧其上天,惡之者摁之入地。如果說前引曹魏劉曄、王沈對曹叡的評價,有對本國皇帝溢美吹捧之嫌。那麼,作為敵國的孫吳名將陸遜的評價,應具有較大的客觀性。因而,呂思勉、蔡東藩對曹叡的評價,可謂激切且失之偏頗。那麼,曹叡的執政能力究竟如何呢?

(一)強化皇權,生殺賞罰操於己手

曹叡即位初,孫權曾對此乳臭小兒不屑一顧。認為陸遜對曹叡的褒獎之言,言過其實。他還樂觀地預言:陳群、司馬懿、曹真等在曹操、曹丕時代被壓抑,且又被曹丕遺命輔政的元老重臣,必會利用新君幼弱時機,“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專擅朝權。可後來的結果,卻大大出乎一世梟雄孫權意料之外:他所鄙視的曹叡,竟能不動聲色的攬權於己手,保證了曹魏的穩定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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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即位初,就大力強化皇權:“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曹真、曹休、司馬懿,多因與蜀漢、孫吳戰事而被明帝差遣,馳騁邊疆,無法有效的干預朝政,所謂輔政,形同虛設。因而,自魏明帝即位伊始,就將人事、軍權、國家各項政務的處置等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

(二)崇儒重教

魏明帝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儒家經典教育。他於太和二年(228年)六月頒詔:“尊儒貴學,王敎之本也。……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鑑於高堂隆等名儒年邁,後繼乏人,故於景初年間頒詔,揀選資質聰穎者,跟高堂隆等學習儒家經學。

(三)重視禮、刑治國,禮主刑輔

魏明帝深諳禮樂制度在治理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致力於曹魏郊祀、宗廟、正朔、為人後、宗廟演奏樂舞諸禮制的制定和完善。他借鑑歷史教訓,於太和三年七月頒佈的《禁外藩入嗣復顧私親詔》,頻頻為後世所稱引,影響巨大。

魏明帝重視刑法對統治國家的重要性。他於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他既重視刑法的制定與完善,於太和三年詔令陳群、劉邵等“刪約舊科,傍採漢律,定為魏法”;也重視刑罰在治國理政領域的重要性,強調刑罰務必以寬大簡化為要務。

(四)優禮元老重臣和賢士

魏明帝優禮大臣,對年紀老邁、行動不便的鐘繇、華歆等重臣,他特意下詔規定:“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他重視賢能之士,多次下詔徵賢士管寧入朝。並對地方官吏的接送,做出明確規定:“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

(五)鼓勵進諫,虛心納諫

曹叡鼓勵臣民上書,對皇帝的過失進行勸諫:“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對吏民的勸諫,魏明帝大多親自認真審閱,“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

(六)外交、軍事處置得當

對外,魏明帝在綜合考慮蜀漢、曹魏國力後,用曹真、司馬懿等,對蜀、吳的侵擾,制定以防禦為主的戰略。使中原地區基本再未遭兵燹之禍。

魏明帝雖確定防禦蜀、吳進犯的基本國策,但這種防禦並非消極防禦,被動應付。他試圖通過輿論造勢,扭轉戰事不利局面。如在太和二年正月詔書中,魏明帝極盡挑唆、離間之能事,試圖挑起蜀漢統治集團內部及吏民衝突和矛盾:“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

若有有利時機,曹叡也積極、主動對蜀、吳、遼東發起進攻。如太和二年秋,他詔命曹休、司馬懿、賈逵等伐吳;太和四年七月,詔使曹真、司馬懿伐蜀;太和六年詔田豫等伐遼東等。其中,戰績最顯赫,影響最深遠的一次征伐,是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命司馬懿、毌丘儉等率軍征伐公孫淵。該年八月,公孫淵集團即宣告覆滅。自東漢末年盤踞遼東,曹操、曹丕無力征討,只得羈縻籠絡的公孫氏集團,至此徹底滅亡。遼東地區也重新納入中原王朝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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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時期曹魏國力的積聚、發展,也為後來曹魏滅蜀、西晉滅吳,結束東漢末年以來軍閥割據混戰、三國鼎峙的分裂狀態,重新實現國家的統一,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史君曰

馬植傑先生如此評價曹叡:綜觀叡之行事,優缺點各佔一半。其優點是善為軍計、明察斷獄、比較能容人直諫。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殺諫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見的,這算是他的特色。曹叡的最大缺點是奢淫過度,還有一個重要的失誤,則在確定繼承人和輔政大臣方面。這一評價,較之以往或多褒崇溢美,或激切貶斥,可謂客觀、公允之論。

參考文獻

1.(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2.盧弼:《三國志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年。

3.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4. 馬植傑:《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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