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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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家對改革開放作了許多貢獻，還要繼續發揮作用
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我國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年前，我國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還是低收入國家。去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亮麗的成績，主要是靠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推動改革開放，靠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結果。但在此過程中，經濟學家也貢獻了智慧。
過去40年的成績很亮麗，不過當前經濟運行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收入分配的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等等。在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的過程當中，怎樣克服體制性問題，抓住時代提供的機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這還需要經濟學家深入研究問題、出謀劃策。
中國經濟學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進行理論創新
在我們的改革過程當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即有些出發點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從理論上講也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結果卻常常跟原來的願望相左，甚至把問題還搞得更復雜了一點。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不可否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我們總是以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跟現有的經驗來看問題，希望用那些理論跟經驗來作為本國改革發展的參照。
但是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是有前提條件的，經驗的適用性也是有前提條件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前提條件當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論模型不一樣。以那樣的理論作參照，就可能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經濟學家需要深入瞭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中國的經濟現象中瞭解問題存在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可以動員的資源，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何在等等，提出新的理論。這樣的理論能夠更好地讓我們瞭解，過去40年的轉型為什麼在取得這些成績的同時還存在這麼多問題，怎麼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使我們的理論能夠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中得到統一。
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運用普遍出現的現象是，在認識世界方面好像很有力量，但在改造世界方面蒼白無力。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我們所經歷的這場改革開放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難得的社會實驗，從這場實驗當中，我們要自己來總結經驗、提出新的理論。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講到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中國經濟學家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在政策研究的過程中，也要進行理論創新。
中國經濟學家要有更大的格局，不僅要關心中國自己的事，而且要關心世界的事
中國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做，也要會說，要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到2025年左右將成為高收入國家，那時，我們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就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根據我的統計，二戰以來，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超過了三萬億美元，但是這些被援助的國家真正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的非常少，能夠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就更少。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因為發達國家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時候，通常是根據他們的理論、他們的思路、他們的經驗來做的，儘管出發點可能非常好，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中國成為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後，就要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我認為應該提出自己的理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農業到製造業到服務業，從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從二戰以來的經驗來看，少數幾個發展成功的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抓住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從農業社會變成現代工業社會。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多年來的中非合作發展，強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強調產能合作，這確實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帶來一個歷史上難得的機遇期。但是，他們要怎麼抓住這個機遇期，我們的經濟學家可以提供一些理論指導，改變他們的發展思路。
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應開展“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研究，一方面，我們要繼續貢獻自己的智慧，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持續深化，讓我國經濟能夠繼續乘風破浪往前進；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提出新的理論，讓改革發展更順利地進行，並且以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思路以及我們的發展來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後，也同樣能為發達國家創造機會，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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