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領銜的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課題團隊，近日發佈了30多萬字的重磅報告——《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引發巨大爭議。
為了幫助大家更順暢地閱讀這篇推送，此處先概述一下這份《吉林報告》的主要觀點，尤其是引發爭議的相關觀點——
《吉林報告》依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認為解決東北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從“違背比較優勢型趕超戰略”轉軌到“遵循比較優勢型發展戰略”。報告強調，只有在輕紡行業得到充分發展之後——即輕工業的比重要超過重工業之後，重工業才能具備自生能力地快速健康壯大，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在國際上也是沒有競爭力的。並得出結論，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短”板是以紡織服裝、家電與消費電子為龍頭的輕工業集群和相應商業網絡嚴重缺失。
《吉林報告》提出，過去振興東北的戰略思路是側重“加長避短”（提升重工業忽略輕工業），然而在當今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東北與吉林如何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戰略進行“揚長補短”是其轉型升級的根本。在具體的轉型升級政策方法上，報告建議吉林發展五大萬億級產業集群——大農業產業集群、大健康產業集群、現代輕紡產業集群、現代裝備產業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融合型產業集群。報告稱，“這五大五萬億量級的產業集群將成為未來培育吉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關注此事件的各位朋友想必已經很清楚爭議的來龍去脈了。最為激烈的批評聲音來自前銀河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孫建波，針對“吉林報告”提出的吉林應“發展大農業、大健康、現代輕紡、現代裝備等產業集群”的建議，他認為這是要“把吉林帶到坑裡”。
隨後，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在其官網上發佈了報告原文，《吉林報告》的核心團隊成員，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付才輝也回應了孫建波的批評。付才輝稱，孫建波提出吉林省要發揮醫藥健康、旅遊運動、農業食品等比較優勢，並以此來批評《吉林報告》沒有指出來這些比較優勢。事實上，這些內容正是《吉林報告》提出吉林省可以疊加大農業、大健康、現代輕紡、現代裝備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融合型產業集群等五大萬億量級的符合其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的內容之一，而且有更加系統和詳細的分析。
不過，這一輪爭議並沒有因為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的回應而平息。今天，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雲在其個人公眾號上發表長文《新結構經濟學適用於分析老工業基地問題嗎？兼就與林毅夫教授商榷》，將此前大家主要關注的吉林該不該發展輕紡工業等問題，上升到了“分析老工業基地問題究竟適用何種理論框架”的高度。
張可雲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是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的一種改進，但比較優勢理論適用於分析發達區域與落後區域的分工與發展問題，而不適用於分析膨脹區域與蕭條區域。老工業基地屬於蕭條區域，其與落後區域雖然都是問題區域，但有本質區別。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老工業基地曾經高度輝煌過，只不過是由於“路徑依賴”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後區域從來就沒有步入現代化的軌道，因此二者的發展條件、起點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完全是不一樣的。
曾在去年下半年和林毅夫展開產業政策爭論的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田國強也於今天就《吉林報告》發聲。秉承其堅定的“有限政府”論，田國強就《吉林報告》中“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外商投資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營商環境差而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導致的投資回報率低”的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儘快形成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於激發人們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體的指導，對東北的情況更是如此。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員張躍文的觀點與田國強類似。在他看來，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讓關鍵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並且發揮效益的土壤和環境，“吉林經濟問題源於非經濟因素”。因此他提出，政府作為積極行動的主體，在吉林經濟振興中需要發揮更主動的作用。這種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錢來辦企業，也不是僅僅讓政府出臺多少政策減稅降費。而是請政府加快“自我改革”，為企業和創業者鬆綁，為社會保障兜底，主動減政放權，裁減機構和冗員。
《吉林報告》對吉林地區經濟和產業結構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現實意義毋庸置疑。不過當前版本的《吉林報告》本就是徵求意見稿，有價值的學術爭議越多，就越有可能幫助報告改進與完善，更深一步說，甚至會推進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本身的發展。對於這類有見地、有現實意義的學術討論，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樂見其成的。以下摘取張可雲、田國強以及張躍文三位學者有關《吉林報告》的最新觀點供各位參考。
張可雲：適用於分析老工業基地問題的是何種理論框架？
《吉林報告》第1章用較長的篇幅介紹了新結構經濟學，並明確了東北發展問題的分析框架是新結構經濟學。實事求是地說，這一章對新結構經濟學的介紹很難讓人看出清晰的理論脈絡與線索。報告正文第2頁的一段話似乎是對這個分析框架的定義，即“2012 年林毅夫從世界銀行工作回來後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作為分析的切入點，來研究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作為經濟基礎決定生產力水平的產業和技術的決定因素，以及作為上層建築影響交易費用的各種制度安排如何決定於作為經濟基礎的產業和技術。”這個表述不簡潔，也不通俗。如果按此說法，這裡定義的新結構經濟學頂多算是一種分析現實問題的套路，稱不上是一種理論流派。而且，其分析的空間單元是國家而不是國家內的區域。而國家內部的不同區域的發展階段與面臨的問題並不完全一致，幾乎不可能用一套理論去回答不同類型區域的“如何確定本地區的發展思路與方向”之類的問題。或者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能解決所有不同類型區域發展問題的唯一理論分析框架。
林毅夫教授在《新結構經濟學》（2013年7月2日發表於“愛思想”網）一文中指出：“要素稟賦與其結構同時決定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總預算跟它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就決定其經濟的比較優勢。”據此可以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是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的一種改進。那麼，比較優勢理論到底是否適合用來分析老工業基地問題呢？
應該承認，區域經濟學中所運用的區域分工理論大多數來自一般經濟學。這些理論可分為古典、新古典與現代三類。古典分工理論有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與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新古典分工理論有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與薩繆爾森提出的要素均等化理論等，現代分工理論較多，主要有技術差距理論、需求相似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競爭優勢理論、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等。事實上，眾多分工理論的基本假設、問題提出的背景、側重的角度與政策含義都是不盡一致的，在被用作區域經濟分析時，必須甄別理論的適用性，否則有可能出現張冠李戴的錯誤。
理論經濟學要求解釋統一，因而只能求助於不符合現實的假設；而區域經濟學在研究具體區域發展問題時，往往運用的是適用於本類區域分析的理論與地理學的歸納方法。
根據區域病理分析，區域可分為四類，即發達區域、落後區域、膨脹區域（即患城市病的區域）與蕭條區域（即老工業基地），關於這些區域的突出特點，可參見本人今年8月4日發送的《中國區域經濟新常態的新表述》一文，此文中的現代化前區域相當於落後區域，年青區域相當於發達區域，成熟區域相當於膨脹區域，老年區域相當於蕭條區域。將不同類型區域的特點與不同的區域分工理論進行對照，便會發現比較優勢理論不適用於分析老工業基地問題。
比較優勢理論適用於分析發達區域與落後區域的分工與發展問題。相對於參照區域而言，發達地區幾乎在各個領域都領先於對方，而落後區域幾乎在各個領域都落後於對方，因此只能按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分工並在此基礎上確定各自的主要發展方向。雖然比較優勢理論是大衛·李嘉圖提出的，但早在公元前的戰國時期中國大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比較優勢思想，後來人們用“兩害相較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來概括這一思想。那麼為何比較優勢理論不適用於分析膨脹區域與蕭條區域呢？
膨脹區域與蕭條區域是目前與曾經的發達地區，其與典型的發達地區存在的區別在於前者患有城市病，後者患有蕭條病。老工業基地之所以得蕭條病，是由於其比較優勢已經喪失殆盡，或許更準確地說就是其過去對其他區域所佔有的領先優勢由於各種原因已經一去不返了。例如，新中國初期，吉林的長春在汽車製造、電影等領域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但目前已很難再現往日的風光了。或許有人會說，那可以將蕭條區域與落後區域同等看待，不也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分析老工業基地的問題嗎？這是不正確的！老工業基地與落後區域雖然都是問題區域，但有本質區別。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老工業基地曾經高度輝煌過，只不過是由於“路徑依賴”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後區域從來就沒有步入現代化的軌道，因此二者的發展條件、起點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完全是不一樣的。
蕭條區域的衰落需要從內外兩個方面找原因。從內部來看，路徑依賴、制度剛性等是主要原因；從外部來看，外來的競爭壓力與衝擊增大、其他區域的區位條件改善以及其他區域的重大技術創新等是主要原因。從區域生命週期的角度分析，老工業基地問題的出現有一定的必然性。老工業基地的固步自封或倒退的內部與外部原因都源於一個字，即“老”。所謂“老”，是指老工業基地的工業化起步時間相對較早，其在輝煌時期感受不到外部的競爭壓力與內部路徑問題，但隨著外部環境的變遷，其曾經所擁有的地位被其他區域所取代，並陷入一個主要產業衰退—人口特別是技術人員大量外流的惡性循環之中。破解老工業基地振興難題，關鍵不在於尋找區域內的比較優勢和識別區域內的要素稟賦優勢，而在於從大範圍區域乃至於全國或全球的環境變遷中發現有利於自身的發展機會並重新規劃自身的發展定位。囿於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很難找到治療老工業基地蕭條病的良方的。如果非得套用一個理論，競爭優勢理論和絕對優勢理論比比較優勢理論更適合用於分析吉林這種老工業基地集中地區的發展。
與其他非老工業基地區域相比較，老工業基地區域的基本特點是長短互見。一方面，其輝煌時期對其他區域的壓倒性優勢已經喪失，已經不存在發達區域對落後區域那種全面領先的優勢，因而不存在運用比較優勢理論去確定其發展定位的可能；另一方面，雖然老工業基地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榮耀，但長期工業化所積累的底蘊猶存，而且老化是點的問題，而不是面的問題，或者說並不是整個吉林省或東北地區都是老工業基地，其不像落後區域，在產業發展領域並非一無是處，區際比較存在短板與長處，因而宜用絕對優勢理論分析其發展方向與定位；另外，老工業基地普遍衰退並不否定其在少數領域還存在一定的競爭優勢，這是其振興的火種，因而宜用競爭優勢理論分析其重新崛起的發力點與行動路線圖。分析至此，何種理論適用於分析老工業基地這一問題的答案已經清楚了。
《吉林報告》的《報告概要》第2頁明確說，“按照林毅夫教授開創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解決東北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從“違背比較優勢型趕超戰略”轉軌到“遵循比較優勢型發展戰略”。”事實上，吉林等老工業基地在輝煌時期不可能提趕超戰略，其衰退後更談不上趕超。而且從理論上說，比較優勢理論不適用於老工業基地。因此，運用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吉林的發展方向、思路與政策是值得商榷的。
田國強：學者沒有實際工作者瞭解具體情況，因此更應進行理論和原則性指導，而非給出具體建議
既然是產業政策方面的建議，那應該是在說要由政府來主導，我對這個輕工業產業政策的看法，無論是從信息、外部性、激勵、效率、公平、風險，還是從改革及其治理的任何一個方面來看都有問題，大致看法如下。
1）信息。到底是學者更瞭解發展哪個具體產業更可發展，還是市場、大眾及其企業家更瞭解？之所以要分散決策，讓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由於市場信息難以被少數人掌握。
2）外部性。輕工業行業有外部性？需要政府去幹預？？如果市場會失靈，許多經濟學，包括我本人，認為政府需要規制（間接而不是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但輕工業行業基本上是一個競爭性的行業，應該是讓市場發揮作用，需要政府去扶持？
3）激勵。企業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發展，東北在輕工業行業方面有競爭優勢？企業家會跑到東北去投資設廠？
4）效率。既然信息和激勵都有問題，效率能高到哪裡去？民企不願意去做，國企去做會有效率？況且對一個正外部性不大的行業進行扶持，效果會大嗎？
5）公平。給予政策的優惠，扶持一個企業，而不扶持另外一個企業，怎麼決定？即使能決定，為什麼給他不給我，公平嗎？
6）風險。當然，我們可以等到一定時間讓事實說話，誰對誰非，但問題是風險誰來承擔？不像個人和民企決策，風險和收益都是你自己的，一般不會影響大局，而給政府做具體建議，提出具體產業政策，不像理論探討，是要具體實施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政府政策一旦出錯，其影響是全面和長遠的。所以，應該有風險意識和防火牆意識，讓政府儘量減少在經濟活動中的風險。
作為學者，更應該是進行理論和原則性方面的指導，並且這種指導要充分考慮國情，而不是具體的建議，因為我們沒有市場、大眾、具體政策部門，實際工作者更瞭解具體情況。這是我一直的看法，並且落實到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去。比如，對我們上海財大高等研究原的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項目，我們定的一個準則就是，原則上不給出具體政策建議，只是進行風險評估的情景分析，反事實分析、政策模擬分析，為政府決策作出理論、量化和歷史三位一體的科學分析，而不是給具體建議。所以，我們報告每期的副標題都是風險評估。政策模擬及其治理。
7）改革和治理。在林毅夫領銜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中，基本沒有強調改革，體制機制的問題。他們提供了打造五大具體產業集群的建議，並認為：“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外商投資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營商環境差而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導致的投資回報率低。”
而我對投資回報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談發展，只談政策，不談改革和治理，是很難讓經濟得到可持續發展的；不解決和有一個基本、基礎的元制度環境，是很難產生出工業革命、企業家精神和毀滅式創新的。
中國經濟近些年的下滑，關鍵是改革不到位。我們的理論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改革與不改革、改革到位與不到位，經濟增長相差好幾個百分點。其實，經濟失衡是表象，體制失衡才是深層次原因，治理失衡才是根源。否則，就會出現過去那種隨著政策的鬆緊和上下波動，反覆出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
所以，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儘快形成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於激發人們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體的指導，對東北的情況更是如此。
這就需要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發揮好的恰當的而不是多的作用，從而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政府要大大有能、有為，而在具體經濟活動方面，特別競爭性行業方面，要大大地無為，要無為而治。
所以，政府的基本定位就只能是有能的有限政府，而不是事事有為的有為政府。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之間一直以來最大的爭論焦點。
張躍文：吉林經濟問題源於非經濟因素
《吉林報告》對於吉林省產業結構的現狀進行了全面的縱向和橫向比較，並從中發掘吉林省傳統產業特別是重工業漸趨落後，輕紡工業迎來機會窗口等產業結構變化的新趨勢，但是對吉林重化工業為什麼會落後，輕紡工業何以能做強，缺乏更有邏輯性的深入分析。這使得僅從數據得出的結論略顯單薄。
關於形成吉林經濟當前局面的原因，有關專家學者已經分析較多，其中比較常見的是體制機制因素，中央政策因素，文化因素和歷史因素。但是關於這些因素是如何綜合發揮作用，導致地區經濟明顯落後於其他地區，尚缺乏綜合性的理論解釋，這也使得很多研究吉林經濟的研究報告浮於表面，難治根本。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應勢應時，緊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主張更好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受到中央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特別是相對落後省份政府的青睞，並非偶然。這是林教授理論的一次嘗試，相信林教授團隊會根據嘗試的結果以及各方面的反應持續豐富理論架構，這也是學者的份內之事。
只不過吉林乃至東北經濟的問題仍然擺在那裡，時不我待，如何解決，必須儘快拿出辦法。從經濟角度看，吉林經濟發展不缺資金，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市場，目前都是資金過剩狀態，大量資金由於找不到適宜的投資項目而在金融體系內打轉，還造出了一堆的問題；不缺技術，依照吉林目前的產業結構形態，國內外都有大量的成型先進技術可以學習借鑑和引用；不缺人力資源，林教授團隊已經分析了有關情況，而且即使是稀缺的高精類人才，也完全可以通過築巢引鳳的方式吸引過來；不缺市場，龐大的國內市場和“一帶一路”國際市場，有著巨量的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需求。在國家長期推動“雙創”戰略的背景下，國內的創業氛圍已經初步形成，資本、技術、人才正在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結合。但這在吉林似乎是最困難的事情。因此，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讓關鍵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並且發揮效益的土壤和環境。
辦法在哪裡？我們學金融的一句口頭禪是“金融問題往往源於非金融因素”，這裡我也模仿一句，“吉林經濟問題源於非經濟因素”。前面講過，吉林經濟落後似乎都可以在政治、文化、歷史等方面找到原因，從《吉林報告》所散發出的濃厚官方味道可以預料，即便報告中的建議真的轉化為政府政策，那也只是原有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的延續，除了強化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干預，對於改善吉林經濟發展環境的作用不會太大。有一位《吉林報告》的評論者認為東北缺乏“經濟自由”，創業和投資的成本太高，對此我很贊同。政府管的事情多了，企業和民眾的依賴性會變強，其結果是市場主體自我生長和抗風險的積極性和能力都下降，甚至形成“肌無力症”。當政府無力負擔更多的時候，患有這種“肌無力症”的市場主體依然躺在政府身上不能起身，導致政府、企業和個人利益困綁在一起，但誰也沒有能力率領大家擺脫困境。因此，我認為政府作為積極行動的主體，在吉林經濟振興中需要發揮更主動的作用。這種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錢來辦企業，也不是僅僅讓政府出臺多少政策減稅降費。而是請政府加快“自我改革”，為企業和創業者鬆綁，為社會保障兜底，主動減政放權，裁減機構和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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