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回答，騰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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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駱軼航

0. 二十年未有之變局

騰訊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馬化騰進入了“自問自答”時間。

2018年10月24日，馬化騰在騰訊投資的社交問答平臺“知乎”上發問：“未來十年哪些基礎科學突破會影響互聯網科技產業？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融合創新，會帶來哪些改變？”，收到上萬條回覆。

他並不需要別人的答案：9月30日，騰訊宣佈啟動歷史上“第三次戰略升級”，成立了“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由執行副總裁湯道生掛帥。湯道生曾經負責的社交網絡事業群（SNG）被拆分，其中最核心的產品平臺QQ，合併到了新成立的平臺與內容事業群（PCG）——這是騰訊2012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內部架構調整。官方聲稱：通過這次戰略升級，騰訊將從“消費互聯網”跨向“產業互聯網”。

騰訊第三次組織架構調整示意圖

11月1日，在“騰訊全球合作伙伴大會”上，騰訊展示了在零售、出行、醫療、金融和建築等領域的“產業互聯網”整體規劃。騰訊執行副總裁湯道生在主題演講中稱：“產業互聯網不僅僅是to B、toG的，歸根結底也是to C的，騰訊將利用自己對消費級用戶的理解，更好地為行業夥伴提供產業服務”。

這一詮釋回答了馬化騰在知乎上關於“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融合創新”的發問。

11月7日，馬化騰出現在“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上，再度強調騰訊無意扮演產業互聯網的“賦能”角色，不會吃掉任何傳統產業的玩家，只求做好工具和助手。

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新成立的“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負責人湯道生

11月9日，騰訊以馬化騰的名義發起“科學探索獎”，投入10億元人民幣資助中國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的研究，呼應了在知乎上關於“基礎科學如何影響科技互聯網產業”的發問。11月11日，騰訊成立20週年，馬化騰在與員工的在線對話中，強調了騰訊“希望成為最受尊敬的互聯網企業，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的願景。

這場大型“自問自答”前後持續了一個多月，目的只有一個：騰訊要設置“產業互聯網”的議程。

“產業互聯網”並非橫空出世的新概念、新思潮和新事物。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鳥網絡就是物流的產業互聯網，螞蟻金服就是金融的產業互聯網，阿里雲和釘釘就是企業辦公自動化的產業互聯網，盒馬先生和大潤發就是零售的產業互聯網，小米的電視、空氣淨化器、電飯煲、掃地機器人、攝像頭和飲水器疊加在一起形成的生態系統，就是家居的產業互聯網。而在科技界第一個發出“未來20年是產業互聯網時代”聲音的，是寬帶資本董事長、亞信網絡創始人田溯寧。

但是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密集文宣，“產業互聯網”在公共輿論場幾乎和騰訊劃了等號，這讓騰訊獲得了“產業互聯網”的解釋權。

騰訊定義的產業互聯網，不是阿里的那張“經濟體”的網，不是螞蟻金服的金融網和菜鳥的物流網，也不是小米的家居網。騰訊把自己描摹成一個謙卑而重要的“助手”，一個沉默而敏捷的工具：一家傳統的零售商、地產商或物流商，只要連接了騰訊的“數字化”和“智慧化”解決方案，就像格格巫的水晶球通了電一樣，變成了不一樣的東西。

騰訊希望自己是電，是光，是傳統產業唯一的希望。

它不希望把這個角色交給阿里巴巴。2018年以來，馬化騰在多個公開場合反覆強調：騰訊不會自己進入各個產業，而是要做好助手。這顯然意有所指——阿里巴巴自己做了金融服務、零售和物流，吃掉了大潤發超市，既自己做產業，又自己做互聯網，騰訊和阿里不一樣。

其實不用刻意強調，它們根本就不可能一樣。

阿里巴巴是一家非典型的互聯網公司，它的邏輯起點是生意和商業的，而非產品和技術的（ ），用阿里巴巴自己的話說，它創造的是“經濟體”，這是阿里巴巴一切產品的終極形態。騰訊是一家典型的互聯網公司，它的邏輯起點是工具的。QQ和微信一開始都是通訊工具，後來變成了超級平臺。將它們由工具延伸為超級平臺的脈絡，就是騰訊所謂的“連接”。

一個“超級數字經濟體”和一個“超級數字節點連接器”的世界觀是沒法相同的。前者視零售、金融、地產、物流和教育等為自己“經濟體”的一部分，後者則視它們為缺乏數字和智能連接的割裂的信息孤島。當它們成了中國互聯網世界兩個寡頭，而且都瞄準了國計民生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路線之爭”當然避無可避。

更重要的是，它們體現了作為“國家企業”的兩個中國互聯網巨頭，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阿里巴巴是中國消費趨勢和消費能力變化的風向標；是中國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和升級的催化劑；也是中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名片和民間大使——這是由阿里巴巴“超級數字經濟體”的屬性決定的，也是人們易於理解的。相比之下，騰訊的“社會角色”一直比較模糊，但作為“超級數字節點連接器”，它在當下扮演的角色當真是不可或缺的：它需要為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運轉提供穩定而有序的連接供給；它需要參與中國社會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它需要憑藉特殊的地緣優勢、組織文化特質和業務屬性，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場景落地，加速香港融入祖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

騰訊和馬化騰本人某種程度上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在社會經濟層面的民間代言人

對當下的騰訊來說，這些“社會角色”尤其關鍵，因為騰訊正經歷“二十年未有之變局”。

過去的20年，騰訊一直很幸運。QQ和微信讓騰訊成了中國最有“群眾基礎”的互聯網公司。這一“群眾基礎”也為騰訊建立起了流量獲取成本極低的競爭壁壘，伴隨著互聯網的人口紅利恣意生長，QQ和微信衍生的Q幣、QQ秀、遊戲和網絡廣告等服務，讓騰訊成了中國互聯網界最強悍的印鈔機。2000年代初，騰訊就解決了生存問題，開始了躺著賺錢的10多年。

也正是因為產品力量太強大，印鈔能力太強，故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騰訊一直篤信產品、流量和資本的疊加，可以構建固若金湯的護城河，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自身業務擴張的合理性。但與此同時，騰訊一直忽略了核心業務的“合法性”建構。所謂的“合法性”，就是其核心競爭力投射在社會經濟層面的意義——阿里巴巴“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和“推動實體經濟數字化升級”的願景都具備合法性的基礎。相比之下，直至2018年之前，騰訊都一直缺乏這方面的建構和論述。

以往的騰訊，更習慣用技術和工具理性應對“合法性”危機。《王者榮耀》被社會主流輿論質疑，騰訊加強了和官方媒體的溝通，上線更嚴格的防沉迷系統；騰訊網和微信公眾平臺遭遇嚴格的輿論監管，騰訊升級了信息審核技術，更嚴格地處置違規賬號並控制賬號增量。但這些都是技術手段，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癥結——網絡遊戲成為一個國民級互聯網公司的支柱業務，在任何社會形態下都很難不被苛責和質疑；而在中國的輿論治理體系下最有影響力的內容平臺並非由國有資本控股，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合法性挑戰和前景的不確定性。

“王者榮耀”是騰訊研發的最成功的手機遊戲，它給騰訊帶來了榮耀和財富，也讓它揹負了輿論的嚴苛審視

到了2018年，騰訊面臨的變局是：一方面賴以高速增長的互聯網人口紅利進入了最後的終結期，這導致流量魔法棒的失靈，進而直接影響到包括網絡遊戲在內的騰訊諸多現金流業務，這是上半年騰訊財報和股價雙殺的根本原因，也動搖了騰訊業務擴張“合理性”的基礎。另一方面，監管機構對騰訊核心業務的“合法性”挑戰也步步緊逼：即時通訊和內容監管漸趨嚴厲，網絡遊戲版號收緊也體現了再明確不過的監管意志。這些合法性的焦慮反過來進一步挑戰它的合理性。

因此，無論是對“產業互聯網”毫無保留的擁抱，還是宣示對基礎科學和前沿科學的重視，都是騰訊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轉折點上，尋找新的增長方式，重構業務合理性，同時尋求合法性的一次關鍵變革。它是一個“新騰訊”的起始和出發點。

這個“新騰訊”將直接呼應它“成為一家受人尊敬的互聯網公司”的願景。王者榮耀、“吃雞”和咪蒙公眾號們無法為騰訊贏得真正的尊敬，但騰訊希望通過“產業互聯網”推動中國社會生活基礎設施升級，通過對基礎科學和前沿科學的投注，通過為社會運轉提供更穩定、有序、高效和建設性的連接，通過推動粵港澳經濟一體化，把社會普遍意義上的尊敬贏回來。這關係到騰訊的品牌，更關係到騰訊下一個20年的生意。

“新騰訊”需要如何構建？它將如何創造新的物種，養成新的文化，建構新的連接？請回答，騰訊2018。

1. 新的物種創造

站在騰訊“二十年未有之變局”的新舊交叉點上，可以簡要回顧一下它的歷史。

2018年底正式啟動的騰訊“第三次戰略升級“，意味著騰訊進入了創建以來的第四個歷史時期。

騰訊的“初創期”以1998年11月的創立為起始，以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為終結，這是騰訊的第一個歷史時期。騰訊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它的第一次物種創造——QQ，並且成功地解決了“活下去”的問題。通過與中國移動“移動夢網”的合作，2002年騰訊就具備了規模化盈利的能力，陸續衍生出Q幣、網絡遊戲和門戶網站等賺錢的業務，成了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騰訊創始團隊早期照片，從左至右為陳一丹、許晨曄、馬化騰、張志東和曾李青

騰訊的“平臺擴張期”以上市為起始的標誌，到2010年12月的“3Q大戰”告一段落，這是騰訊的第二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騰訊通過QQ的低成本用戶獲取能力，成了中國首屈一指的流量巨頭。QQ秀、QQ空間和以QQ為基礎的網絡遊戲平臺奠定了騰訊不可撼動的競爭壁壘，QQ成為“一站式生活平臺”；騰訊的業務也橫向擴張到搜索、電子商務和網絡安全產品等領域。這一時期是“桌面互聯網”的黃金時期，騰訊成了桌面互聯網時代最有市場支配能力的巨頭。但正是因為擴張得太快，太激進，沒有邊界，缺乏合作伙伴的支持，用流量優勢碾壓了太多初創公司，也讓騰訊揹負了“壟斷”、“抄襲”和“狗日的騰訊”等諸多罵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騰訊完成了公司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一批有著投資銀行背景和歐美科技公司背景的“港派”職業經理人，和一批華為背景的深圳本土職業經理人陸續加入公司。“港派”和“深圳派”搭配的人才體系，決定了騰訊未來15年的人才架構班底，也奠定了騰訊的組織文化基礎。

2005年加入騰訊的劉熾平日後成為騰訊總裁，成為騰訊“港派職業經理人”的代表人物

騰訊的“開放轉型期”以2011年初啟動“開放”戰略為起始，以2018年9月底的“產業互聯網”戰略升級收尾，這是騰訊的第三個歷史時期。“3Q大戰”作為桌面互聯網時代的“終章之戰”，加速了騰訊確立“開放平臺”的思路。2011年6月，騰訊舉辦第一次“合作伙伴大會”（即日後的“全球合作伙伴大會”），宣佈為所有合作伙伴提供流量開放和平臺基礎建設——在QQ平臺上開發遊戲和應用的初創公司和開發者可以獲得來自QQ用戶的流量導入。而現在被視為“產業互聯網”戰略核心業務的“騰訊雲”，也是在向遊戲開發者開放流量和計算能力的過程中形成的。

圍繞“開放”原則，騰訊內部確立了“資本”和“流量”雙重壁壘——通過輸出流量，可以獲得夥伴和共同收益；通過輸出資本，可以剝離非核心業務，並建立狙擊競爭對手的同盟。

但外界通常忽略了一點：騰訊的“開放”邏輯中間逆轉了。

在2011-2013年，也就是“開放”的前兩年，騰訊的流量輸出以QQ平臺為中心，資本輸出以搜索和移動工具為主要方向，先後扶植了金山網絡（後來的獵豹移動）和搜狗等公司，形成了對抗“3Q大戰”的宿敵——奇虎360的同盟。但事情很快起了變化。

2013年是中國互聯網歷史上的關鍵轉折年：這一年，阿里巴巴和騰訊的寡頭競爭格局基本成型；這一年，網約車戰場硝煙驟起，滴滴和快的分別獲得了騰訊和阿里的投資。這一年，兩年前誕生的微信活躍用戶數超過3億，增長勢頭趕超QQ，微信支付、微信公眾號和朋友圈等功能擴大了微信的應用場景，讓微信在地域、年齡和社會身份上比QQ更具廣泛的代表性，成了一款真正的“國民級”應用——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早期，騰訊通過微信這款國民級移動互聯網工具，完成了歷史上的第二次物種創造。

張小龍帶領團隊一手創造的微信，成了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具支配力的工具，也成了騰訊“開放”戰略的最大變量

這些都導致自2014年開始，騰訊的“開放”戰略轉向：一方面，以戰略投資滴滴、京東和美團為標誌，騰訊資本輸出的“開放”，瞄準的敵人迅速由奇虎360調整為阿里巴巴。以資本為紐帶，騰訊成了“反阿里統一戰線”的盟主。

另一方面，隨著騰訊歷史上第二次物種創造的完成，微信逐漸取代QQ成了“連接一切”的節點——以QQ平臺為中心的“流量開放”在商業和戰略上的價值被削弱了，但是新崛起的微信並沒有承擔“流量開放”的角色，它的流量只在微信內部循環，形成了一個內生的巨型流量孤島。

把微信這張移動互聯網“門票”牢牢地攥在手裡之後，騰訊“流量”和“資本”的二元開放戰略，轉向了以資本為主、流量為輔的開放形態——被騰訊戰略投資的滴滴、美團、京東、58、摩拜和拼多多等企業，可以有限度地使用微信支付“九宮格”界面的推廣渠道，獲取微信帶來的流量支持；而“騰訊系”企業在九宮格上的排序，也象徵著它們在江湖內部的座次——這是一種“計劃經濟”式的開放。

騰訊式“開放”的一個側影：以資本為紐帶的同盟江湖座次

資本壓倒流量的“開放”，使得投資體系在騰訊內部的地位凸顯，通盤影響業務全局，從戰略投資進一步擴張到財務投資，也就是外界所謂的騰訊“投行化”。

“投行化”是騰訊在自己的江湖體系內部進行流量、資源和產業角色分配的制度基礎。它從戰略上設置了產品和業務部門的創新邊界，為騰訊在搜索、電商、本地生活、短視頻和內容等領域的開拓預設了“不與合作伙伴競爭”的前提，這也導致了騰訊近年來在遊戲之外成功的“微創新”幾乎只發生在微信上。隨著2018年移動互聯網的流量銳減，騰訊營收和利潤增長明顯下滑，加上缺乏產品創新，外界開始質疑“騰訊沒有夢想”——其實所謂的“騰訊沒有夢想”，恰恰是對9年前“狗日的騰訊”的一次反動。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18年底，騰訊進入了它的第四個歷史時期，也就是“產業互聯網”的形成期。在前20年的一個流量紅利週期終結之後，騰訊需要通過協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產業數字化升級，

這並非一次倉促而就的調整。2015年騰訊拋出“互聯網+”的概念，就已經在著手“產業互聯網”的部署了，它的基礎是騰訊雲。作為騰訊董事局主席兼CEO，馬化騰連年缺席“騰訊全球合作伙伴大會”，但是一年一度的騰訊“雲+未來”峰會，他從來沒缺席過。2018年5月的騰訊“雲+未來”智慧峰會上，馬化騰提到了騰訊“數字化助手”的角色和“協助產業數字化升級”的願景——這正是4個多月之後“戰略升級”的核心表述。

一年一度的“騰訊雲+未來峰會”，馬化騰從未缺席，這是騰訊“產業互聯網”的基石

不過與之前的兩次戰略調整，特別是7年前的“開放”戰略調整不同的是，這次“產業互聯網”的變革，騰訊需要重新回答它將創造什麼，它將輸出什麼的問題。

7年前3Q大戰結束之後，騰訊明確了“流量”和“資本”是開放的城牆和武器。它的本質是“開倉放糧”——資本是銀行賬戶裡的天文數字，流量是QQ和微信上現成的巨型流量。騰訊通過對外輸出存量優勢，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構建了自己的護城河。

7年後的今天，當騰訊決定繼續高舉“開放”的旗幟，投身產業互聯網領域的當下，“資本”仍是它對外輸出的重要資源（例如對永輝超市的戰略投資），但“流量”的輸出不再那麼重要了，一個產業並不需要全部的天然流量，把微信“跳一跳”小遊戲的用戶都導給“數字廣東”的政府服務平臺是沒有意義的。對企業、政府和公共機構，騰訊要輸出的，是作為“數字化助手”提供的技術能力和解決方案。

但這不是騰訊的存量優勢，而是它的增量資產。騰訊的“開放”邏輯從“開倉放糧”變成了“造輪子”——它需要一邊製造、甚至定製新的輪子，一邊將輪子提供給政府、金融、零售、教育和物流等領域的合作伙伴。

從輸出存量到輸出增量，從提供流量到提供解決方案，從開倉放糧到造輪子，這是騰訊在產品和商業邏輯上最大的一次轉彎，也是二十年來未有之挑戰。面對這個挑戰，騰訊需要完成歷史上的“第三次物種創造”。

第一次物種創造，QQ為騰訊創造了不可撼動的流量壁壘；第二次物種創造，微信給騰訊帶來了難以取代的數字節點連接能力；第三次物種創造，騰訊需要發明一箇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智能操作系統”，實現觸達社會和經濟神經末梢的數字和智能連接。

騰訊的“產業互聯網”物種創造，是要發明一箇中國經濟社會數字化的“智能操作系統”

“智能操作系統”是騰訊新發明的輪子。它不是一款社交工具，不是一款桌面軟件，也不是一個看得見、可下載和安裝的操作系統。它不可能被騰訊的某一個事業部和某一個產品團隊單獨開發出來。它的基石是騰訊雲，承載著視覺識別、語音輸入和輸出處理、海量數據運算和分析、供應鏈智能配置，訂單和金融結算系統，不同行業的定製界面和二次開發的數據接口……創造這樣一個“新物種”，需要人工智能、軟件工程、數據分析、廣告系統和微信小程序等等諸多業務和研發模塊的資源的配合與投入，它需要整個騰訊“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正是騰訊尚未被驗證的能力。

歷史上，騰訊的“產品傳奇”都有著類似的敘事橋段：一個人數不多的團隊，低調潛行，孤軍深入，關起門來幾個月磨一劍，開發出一款產品，迅速獲得海量用戶和爆發式的增長，成為一個現象級傳奇，它的靈魂主創也被封神為一代“產品教父”。馬化騰和QQ、張小龍和微信、姚曉光和《王者榮耀》，都是這樣的橋段、這樣的經歷、這樣的封神，這樣的傳奇。

但這次不一樣。圍繞著產業互聯網的這次“物種創造”，還未誕生就被事先張揚，一開始就高舉高打，是騰訊戰略“頂層設計”的產物，寄託著騰訊下一個20年的最大野望。它沒有幾個團隊並行“賽馬”的空間，它不存在“孤軍奇勝”的可能，它沒法關起門來悶聲搞建設，它也不可能是哪一個“產品教父”創造的，只能是全體“騰訊人”集體智慧的結晶。

它將最大程度挑戰和改變騰訊過往“小團隊顛覆大格局”的成功經驗，實現真正地“清零”，打一場全民戰爭。因為它不是一款消費級互聯網產品的物種創造，而是一個社會經濟生活底層操作系統的物種創造。

騰訊如何用未被驗證過的能力，實現這麼一次“清零”的第三次物種創造，是它需要回答的問題。

2. 新的文化養成

騰訊要完成第三次物種創造，需要文化上新的養成。

必須承認，過去的20年，騰訊是一家在內部文化上頗為外界稱道的中國互聯網公司。與阿里巴巴風格強烈、行之有效、但備受爭議，而且難以習得的文化不同，騰訊的文化是可供絕大多數中國互聯網企業參照學習的範本，更具備操作層面的借鑑性和可執行性。

提到騰訊的文化，很多現在的或曾經的騰訊人會本能地想到“瑞雪”——它涵蓋了道德、禮儀、公司職業規範和高壓線禁區等要素，對如何與同事溝通、維持職業操守和辦公室基本禮儀，甚至食堂需要排隊、電梯禁止逆行、班車禮讓有孕女同事和洗手間禁止吸菸等細節都做出了規範化指引。“瑞雪”是騰訊文化非常核心的部分，瑣碎、細緻而充滿陽光，也形成了騰訊文化內在理性、有序和溫和的底色，與中國互聯網公司普遍倡導的“狼性”充滿了反差。

“瑞雪”是騰訊企業文化非常核心的元素，是騰訊人的行為規範

其實，騰訊的企業文化的本質是中國互聯網公司治理的職業化和現代化。它也來自騰訊獨特的人才背景和文化養成。

騰訊的創始團隊成員——包括馬化騰、張志東、曾李青和許晨曄等人，是一群深圳本土的電信工程師。2005年，上市不久的騰訊進行了第一次“戰略升級”，陸續引入了一大批職業經理人。高盛亞洲投資銀行部出身、曾操盤騰訊香港上市的香港人劉熾平在2005年加入騰訊，出任首席戰略官，後來晉升騰訊總裁；同一年加入的還有前微軟MSN中國開發負責人熊明華，擔任聯席首席技術官；與劉熾平同一時期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曾在甲骨文總部等硅谷企業工作過的香港人湯道生也加入了騰訊，先後擔任系統架構師和QQ平臺的產品負責人，現在是“產業互聯網”的首席操盤者。稍早一些加入的還有曾供職於華為的劉成敏和任宇昕，2005年分別擔任了移動事業部總經理和分管互動娛樂的執行副總裁。

從2005年開始，騰訊逐漸形成了香港職業經理人和深圳職業經理人“平分秋色”的格局。前者共同的標籤是“香港人”和“西方教育”，後者的共同記憶是走向全球的深圳的“土狼”華為。

深圳和香港兩個毗鄰之地的“化學反應”，讓偏安南陲的騰訊和背靠錢塘的阿里巴巴在文化上具備了一個共性，即最大程度擺脫了北京那些互聯網公司普遍依賴的“硅谷崇拜”。騰訊的文化並不硅谷，它的“科學治理”更多折射的是香港的職場文化。“港派經理人文化”和“深圳土狼文化”的共同點是務實、低調和崇尚打拼，這是騰訊文化的根性。但兩者亦有鮮明的不同：“深圳土狼文化”讓騰訊的技術和產品導向非常“接地氣”，摸牌打牌，看上去不太有夢想，但應變能力和執行能力極強。“港派經理人文化”在騰訊的土狼環境紮根，產生了化學反應，使其橘生淮南則為橘，改造成了一種正向的文化，規避了“港派文化”在跨國科技公司的中國分部經常出現的刻板、不諳國情和製造溝通障礙等弱點，發揮了更多制約野蠻生長、科學治理、推動職業化和遵守國際商業倫理的良性作用，也為騰訊贏得了互聯網界的尊敬。

這種文化融合，讓騰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產品和業務低調快速擴張，維繫了內部治理和外部形象的職業化和專業度，也創造了企業文化上的舒適和安全感。

騰訊現總裁辦主要成員與蘋果CEO蒂姆 庫克的合影

另一個典型的“港派經理人文化”在騰訊紮根的現象是高管和員工普遍對內對外使用的“英文名”：馬化騰叫Pony，張志東是Tony，劉熾平是Martin，任宇昕是Mark，湯道生是Dowsen，張小龍是Allen，大多數中層管理者和基層員工的郵箱前綴也都使用的是英文名——幾乎沒有哪個中國互聯網公司對中國籍員工的英文名有這麼普遍和強烈的執念，它也來自香港的職場文化。某種程度上你甚至可以認為騰訊員工的英文名，就是他們的“洋花名”。

2018年以來，隨著外界對騰訊“投行化”的質疑，“港派經理人文化”也成了被批評的靶子。“香港人把騰訊變得像一家投行了”，這種看法很有市場，但忽略了香港背景的職業經理人和“港派經理人文化”在騰訊內部真正扮演的角色。

騰訊內部位置最高的香港人——騰訊總裁劉熾平是主導騰訊資本運作和投資者關係的推手，但他也是騰訊內部運營的負責人，負責對各個業務和產品線運營和數據的研判，是騰訊事實上的首席運營官。“微視為什麼做不起來”的質疑一開始不是來自馬化騰，而是劉熾平。

此外，高級執行副總裁湯道生是香港人，也是劉熾平的斯坦福校友，但自從2005年加入騰訊以來，他先是擔任系統架構師，進而成為負責QQ平臺的產品經理，提出QQ“一站式生活”的願景，橫向擴張QQ的產品線和業務規模。2012年，湯道生組建以QQ平臺為核心的社交網絡事業群（SNG），推動以QQ為核心的流量開放，2014年執掌QQ開放衍生出來的騰訊雲。2018年底，騰訊組建“產業互聯網”的核心部門——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湯道生再度擔任負責人，是“第三次戰略升級”的主要執行者。這是一個標準的業務線進階路徑，與“投行化”並無明顯關聯。

具有類似經歷的還有另一位香港人、劉熾平和湯道生的斯坦福校友賴智明（Jim Lai），他2009年進入騰訊，是QQ空間的產品經理，2012年出任“財付通”總經理，與微信團隊共同推出了“微信支付”這一殺手級應用。2015年之後，賴智明出任金融應用事業線（FIT）負責人，現在是騰訊副總裁。

現任騰訊金融應用事業線負責人、騰訊副總裁賴智明也是香港人

香港人深入的是騰訊的業務肌理，而不侷限在投資。越是偏重產業上下游資源整合和協同的“to B”和“to G”業務，騰訊的香港職業經理人參與得越深入、越廣泛。從騰訊雲到騰訊金融，再到“產業互聯網”的核心雲與智慧產業事業部，都是如此。

在中國互聯網整體告別“流量紅利”和野蠻增長的背景下，“科學治理”正是大多數互聯網公司稀缺的能力。“產業互聯網”的核心是協作與目標管理，而不是流量與黑客增長。某種程度上，協同、資源整合和目標管理正是港派職業經理人擅長的，對騰訊而言，是湯道生而不是其他人負責“產業互聯網”，並非一個偶然的選擇。

“港派經理人文化”在騰訊已經是根深蒂固和持續內生的文化，港派職業經理人更深入地參與“產業互聯網”的業務改造，不會因為“騰訊沒有夢想”和“投行化”的外部質疑而改變。

另一方面，作為事實上的“國家企業”，騰訊也需要港派職業經理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商業上，騰訊需要“港人治港”推動業務在“粵港澳大灣區”版圖上的落地：微信支付落地香港，以及打通深圳與香港邊檢通關、銀行開戶和快遞等事務的“E證通”，都是在騰訊副總裁、港人賴智明領導的金融應用事業線（FIT）下完成的。在社會角色上，騰訊需要進一步體現在香港融入內地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香港職業經理人在騰訊下一個20年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近年來，外界多有傳言稱騰訊總裁劉熾平可能出任港府要職，且不論消息是否空穴來風，就算它是真的，對扮演“粵港澳大灣區”形象代言人的騰訊來說，也是一個加分項。

但是，在“產業互聯網”成為騰訊主旋律的當下，港派文化也存在力有不逮的一面。

首先，“港派經理人文化”能不能支持一次新的物種創造，是個真實的考驗。擁抱產業互聯網，騰訊需要完成歷史上的第三次物種創造，形成一箇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的“智能操作系統”，它不僅是生態和產業的，也是產品的，更多是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的。過去的15年，港派文化在騰訊內部已經證明了它在既有的業務基礎上進行科學管理，創造新的衍生和持續增長的能力，但並沒有真正地證明它創造新物種的能力。

第一次物種創造誕生的QQ，是馬化騰和張志東等幾個深圳電信體制內工程師的發明，彼時還沒有港派文化的影子。第二次物種創造誕生的微信，是在一個相對獨立於騰訊總部的環境下完成的，張小龍帶領的“郵箱團隊”不在深圳而在廣州，散漫自由但專注高效，自成一派科技和人文十足路口的吟遊文化，是騰訊開闢的一片特區，基本不受港派經理人文化的影響和節制。直到今天，微信事業部（WXG）還是一片飛地，酷似2013年之前Google的Android團隊。

這意味著在歷史上，港派文化從未真正地參與騰訊的物種創造。而與QQ和微信被髮明的歷程最大的不同是：圍繞“產業互聯網”的第三次物種創造是一個系統工程，互聯網消費級軟件的開發邏輯不再適用，它需要資源整合，更需要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等前沿技術的投入。作為騰訊“主流文化”的港派經理人文化身在其中，被拋入洪流，扮演物種創造的主角。作為一種側重於治理的文化風格，它“理性有餘，創造性不足”的特點，有可能成為“物種創造”的負累。

可以預見的是，在產業互聯網的征途上，騰訊亟需“科學家文化”的養成。騰訊的開放性讓“港派經理人文化”順利融入併成為它的文化底色，接下來“科學家精神”的融入程度將考驗它在新時期的文化包容性。從馬化騰在不同場合強調對基礎科學和前沿科學的重視來看，騰訊似乎做好了這個準備，但眼下的當務之急可能是，真的需要一個人來填補空缺了4年的首席技術官一職了。

其次，“港派經理人文化”能不能完成“一個騰訊”的價值觀洗禮，更是個現實問題。“港派文化”更多地體現在公司治理的職業化和現代化上，在騰訊內部是一種“術”而非“道”的存在。這與港派文化自身的特點相關——香港本土誕生過成功的傳統企業和以李嘉誠為代表的港式企業家精神，但從未誕生過成型的管理思想。而在深圳本地，除了走向全球的華為，也幾乎從未有公司輸出過完整的企業文化理念和管理哲學。

港派經理人文化和深圳土狼文化在“道統”上的共同缺失，導致騰訊的企業文化操作性強，但理念性不足。儘管騰訊有“做一家受人尊敬的互聯網企業，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的願景，但它缺乏像Facebook“連接整個世界”和阿里巴巴“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那樣的精神穿透力和感召力。

在騰訊內部，“小文化”更為盛行——QQ有QQ的文化，微信有微信的文化，“王者榮耀”所在的“天美工作室”也有自己的工作室文化。但是在“產業互聯網”的協同創造進程中，需要的是“一個騰訊”的整體文化；一種可以統領“小文化”的“大文化”；一種能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可以成為騰訊人共識的“形而上學”的文化。

這是騰訊的組織文化考驗，作為一家誕生了20年，對整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基礎數字連接發揮著不可替代作用的公司，是時候有一個更“宏大敘事”的文化綱領了。

3. 新的連接建構

驅動中國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的“產業互聯網”，對騰訊來說，本質上仍是“連接”的服務。

馬化騰曾這麼解釋騰訊下一個20年要做的事：“專注做好連接、工具和生態這三個角色，騰訊不是進入各行各業取而代之，而是為大家提供最有效的數字接口、最完備的數字工具箱和與大家共建最有創新活力的數字生態。”其中，“數字生態”要靠形形色色的“數字接口”貫通，“數字工具箱”裡的工具要通過不同的“數字接口”實現供給。“連接”仍是“產業互聯網”包括的一切產業、行業和場景的最前臺溝通方式。

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超級數字節點連接器”，連接是騰訊一切商業的基礎，也是騰訊產品和業務的終極屬性，更是騰訊成為各行各業的“數字化助手”的最終落點。

而即將進行“第三次物種創造”，發明一箇中國經濟社會生活“智能操作系統”的騰訊，也正在經歷著“連接”方式的一次重要變革。

QQ創造了中國用戶規模最大的社交連接，即超過10億用戶規模的人與人的連接，人們通過QQ聊天、交友、玩遊戲和進行日常溝通，在2008年QQ開始嘗試與第三方遊戲和應用開發者合作的時候，它是在中國最有創造“Facebook式連接”可能的。但是也必須承認，QQ當初提出的“一站式生活”平臺願景並沒有完全實現——QQ對大多數人仍然是一款溝通和娛樂的工具，而非生活的全部。

微信的出現延伸了騰訊“連接一切”的可能性。它連接了更廣泛的人群，成了真正的全民社交工具；隨著移動支付的興起，以微信支付的大規模普及為標誌，微信實現了與商戶、金融機構、公共服務機構、電商和出行平臺等更廣泛的連接，“微信登錄”成了跨平臺的數字身份證。QQ“一站式生活平臺”未能全部實現的願景，被微信實現了。微信還開啟了“用二維碼打開和連接世界”的時代，通過二維碼“掃一掃”，騰訊的連接從人與人的“社交連接”，延伸到了人與場景，也就是數字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物理連接”。

微信的出現，讓二維碼成為數字世界與物理世界連接最便捷的通道

2017年1月微信推出了“小程序”，它強化了微信的“物理連接”屬性。

小程序的“本體”生長在作為社交工具的微信上，但它不是為了人與人的連接而被髮明的，而是為了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連接而創造的。你不能通過小程序認識身邊的人，不能用小程序聊天，甚至沒法用小程序深度閱讀，但你可以用它掃個二維碼連接網店、查看價籤、搜尋加油站、下單商品、check-in酒店、辦理出境證件；商戶可以用它調配門店資源、查看零售數據、開具電子發票；政府可以用它管理交通動態數據、查看和響應緊急狀況——小程序的發明，是微信從“社交工具”轉變為“社會基礎連接工具”最重要的一步，它未來的演進方向極有可能是迷你機器人（bot），實現連接與溝通響應的自動化。

小程序的發明，是微信從社交工具轉變為社會基礎連接工具最重要的一步

馬化騰說是小程序的初衷是“希望微信用戶能夠和線下越來越多的服務連接。只要能連接起來，用得好，對騰訊就有好處”。而這些“線下服務”的提供者，正是騰訊“產業互聯網”版圖上未被連接的信息孤島。在2018年11月的“騰訊全球合作伙伴大會”上，包括高級執行副總裁湯道生在內的諸多“產業互聯網”操盤人，也都分別在演講中提及了小程序在家樂福門店管理、公交搭乘、旅遊導覽和民生服務等領域的落地場景——與其說小程序是微信的一部分，微信是小程序的母體，倒不如說小程序是騰訊“產業互聯網”的架構中，最前端、與人距離最近的通訊界面。

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粵省事”小程序，是騰訊“產業互聯網”在公共服務領域的重要案例

騰訊正在創造的產業互聯網“智能操作系統”，雲在最底部的基礎設施層，上面是平臺和軟件的數據層，再上面是應用層，而浮在最表面上的，是提供連接功能的數據接口——小程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數據接口。

其實，騰訊的“產業互聯網”，應該由一個被稱作“雲、小程序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MSIG）的業務體系掌控。作為一個“智能操作系統”的最底層和最前端，雲提供智能和計算的基礎，小程序提供應用與操作的表層連接。但事實是“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成立了，小程序仍隸屬微信事業部（WXG），而且是微信的核心資產。小程序並沒有像微信支付剝離給騰訊金融那樣，脫離微信的本體，成為騰訊“產業互聯網”版圖的一部分，但它當真又寄託著整個騰訊對“產業互聯網”場景落地的巨大想象。

小程序甚至微信該如何參與騰訊“產業互聯網”的轉型？這恐怕是個相當敏感的問題。隨著小程序的推出，微信已經從單純的社交工具轉化為社會基礎設施連接工具，那它就應該成為“產業互聯網”核心資源配置的一部分。

在2018年“騰訊全球合作伙伴大會”的微信分論壇上，小程序是當仁不讓的主角，但沒有任何人在演講和發言當中，把小程序和“產業互聯網”的會議大主題聯繫起來。“雲與智慧產業事業部”在其它分會場拋過來的球，微信這邊沒接。

12月12日的“2018年騰訊員工大會”上，馬化騰說產業互聯網不是孤立存在的，“正是因為我們在消費互聯網有廣泛的連接，才能更好地服務to B與to G的客戶”。劉熾平也指出移動互聯網的連接產生的大量數據“被AI分析，為企業提供雲服務，在小程序上接觸用戶的時候，其實各行各業的能力也都提升了”。他們都表達了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的內在關聯，劉熾平還特別把小程序、雲服務與人工智能並列，視作“產業互聯網”能力提升的關鍵。

作為騰訊總辦成員，高級執行副總裁、微信事業群負責人張小龍也在員工大會上講了話。他提到了互聯網從業者的“套路”，擠兌了某家口號為“記錄美好生活”的短視頻公司，甩出了“AI可能比你聰明，但你可能比AI善良”的金句，他還提到了微信小遊戲，再度強調了微信是工具而不是平臺。而對小程序和產業互聯網，他沒說一句話。

微信是不是騰訊“產業互聯網”版圖的一部分？這將決定騰訊能不能實現一次數字基礎設施連接上的飛躍。作為一家以“連接”為起點，也是最終依歸的科技互聯網公司，用什麼樣的工具連接什麼樣的人和什麼樣的場景，是它永恆的探索。

駱軼航

2018年12月16日 初稿

2018年12月17日 修訂

於北京安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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