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如
吳小如（1922-2014），原名吳同寶，曾用筆名少若，安徽人，著名書法家、詩人吳玉如先生的長子，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劇評論家、戲劇史家，著有《古典小說漫稿》、《京劇老生流派綜說》、《吳小如戲曲文錄》等。
偶從2008年第4期《書屋》雜誌上讀到一篇署名蔣藍的隨筆，題為《從霓虹關到斯德哥爾摩》。其中談到梅蘭芳主演的京劇《虹霓關》。我從文章內容發現作者大約根本沒有在京劇舞臺上看過這出戏，因此對劇情和劇中人的敘述分析都有錯誤。本文不想對蔣文論點有所評述，只想談談京劇《虹霓關》的劇本和演出情況，屬於考證性質。
蔣文是從《黃裳散文選集》中《芥川的話》一文引發的，所談主要針對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看了梅蘭芳演出《虹霓關》後對此戲的評價，並涉及黃裳先生本人的觀點。由於蔣藍對劇情及劇本淵源引述有誤，所以他批評黃裳先生的論點完全無法令人同意。我以為這樣的做法是很不慎重的。
梅蘭芳、路三寶之《虹霓關》
首先，這出戏的劇目是《虹霓關》，不像作者題目和文中所稱的《霓虹關》。“虹”是早晨或黃昏雨後初晴日光通過水氣折射出的七色彩帶光圈，古人誤認為是動物，故寫作從“蟲”、“工”聲的“虹”。“霓”是在“虹”的外圍有時出現的另一光圈（七色彩帶排列順序與“虹”相反，顏色比“虹”暗淡），古人也寫作“蜺”，並認為雄的是“虹”，雌的是“霓（蜺）”。蔣文說此戲原名“紅泥關”（這是由於從前藝人文化水平關係訛寫而成），並說有鈔本又名“黃土關”（此鈔本我未見過，不敢置評。但蔣文所說的內容均見於陶君起先生的《京劇劇目初探》中，可見也是從第二手資料鈔來的）。既然訛作“紅泥”，則必非“霓虹”可知。現在城市中的“霓虹燈”或作“霓紅燈”，乃是根據英文neon音譯而成，與古漢語中的“虹”、“霓”完全是兩碼事。
其次，蔣文認為京戲《虹霓關》源出今人陳蔭榮講述的評書《興唐傳》和單田芳講述的評書《隋唐演義》，因果似亦倒置。蓋明末清初出現的《隋唐演義》和清代前期出現的《說唐全傳》兩種文本，其中並無“虹霓關”故事，顯見戲曲另有所本。陳、單二位的評書文本是當代產物，我懷疑其中有關《虹霓關》的故事乃是根據戲曲情節後加上去的。至於京劇中女主角只標“東方氏”（故劇名又名《東方夫人》），無名字；其夫為鎮守虹霓關的主將，由武二花扮演，在劇中是被王伯當射死的，名“
辛文禮”，不姓“新”。 梅蘭芳、王蕙芳之《虹霓關》（梅反串王伯當）
然後再談京劇頭二本《虹霓關》舞臺演出實況。姑以梅派演出本為依據（其實此戲淵源甚早，並非梅派獨有，今不詳論），頭本以東方氏為主角，由刀馬旦應工，梅先生演出即自扮東方氏。頭本演到東方氏生擒王伯當為止，中間有秦瓊等人過場戲，還有一場由虹霓關一個小武官（小花臉扮演）穿白孝服手拿哭喪棒出來插科打諢，目的在於給旦角留出換裝的時間，然後進入二本。
二本的主角由東方氏改為丫環。這個丫環在頭本中本由花旦應工，是配角；及王瑤卿、梅蘭芳等創造出花衫這一中間性質的行當，又給丫環加上了一段二六轉流水唱段，於是變成主角。梅先生在二本中即改演丫環，東方氏由二旦（亦稱貼旦）扮演，過去歸姚玉芙配演，梅氏晚年改由張蝶芬配演。一般只演到王伯當假意許婚，不帶洞房，全劇即結束。丫環在唱詞中說明她明知東方氏不該戀色忘仇，且認為主婦居心狠毒，但還是順水推舟，向王伯當勸降。可見劇作者封建意識還是很濃厚的。
二本《虹霓關》梅蘭芳飾丫鬟
毛世來從富連成出科後，自挑大樑以旦角掛頭牌演主角，曾演過頭二本《虹霓關》，有“洞房”一場，毛世來扮東方氏一人到底。這裡有個重要情節，即王伯當許婚為虛情假意，併發誓言，說自己如有二心，將來被亂箭射死（後來王伯當保李密降唐，李密復叛，王與李果然在“斷密澗”被唐軍亂箭射死，應了誓言）。“洞房”一場，東方氏亡夫辛文禮顯魂，王伯當大義凜然，譴責東方氏不報夫仇，反與己成婚，終於將東方氏殺死。東方氏見到亡夫，有攛帳子、翻搶背等撲跌功夫，一般沒有武功的旦角是無法表演的。如觀眾看過“洞房”一場，只會感到驚險恐怖，絕無蔣文所說“飄飄欲仙”的感受。後來毛世來找到一出更冷的傳統戲《十二紅》，此戲既有色情表演，同樣有攛帳子、摔錁子等撲跌功夫，便把《虹霓關》擱置起來了。
此戲二本的東方氏並無大段唱工。陳德霖曾由文士孫某撰詞，陳自編唱腔，於東方氏出場時加唱八句西皮慢板，並由高亭公司錄有兩張唱片（事在1925年，由孫佐臣操琴）。但並未在舞臺上正式演出過。據《京劇劇目初探》，不少地方劇種均有《虹霓關》這一劇目，看來京劇也是從地方戲的老劇種移植過來的。
最後我想說，如果一位作者沒有見過實況演出或原始文獻，便對一齣戲大發議論，我以為是十分欠妥的。
2009年春寫於北京
（《文匯報》2009年6月9日）
附：《從霓虹關到斯德哥爾摩》
蔣藍
讀《黃裳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4年9月2版），書末有《芥川的話》一篇，講述芥川龍之介觀看梅蘭芳主演京劇《霓虹關》的感想。黃裳說芥川此文出自《侏儒的話》一章，我手頭恰好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芥川散文集《侏儒的話》，實出自《批評學——致佐佐木茂索君》一章。芥川的文章很短，卻大有深意。
戲劇有所本，是根據長篇評書《興唐傳》（據清乾隆年間話本小說《說唐》改編，又名《大隋唐》）而來的。20世紀30年代，北京評書藝人品正三在家傳《隋唐》的基礎上，覓得雙厚坪《隋唐》的書道兒，熔煮一爐，在北京書壇上頗有代表性。陳蔭榮得其師品正三所傳此書，再予加工，詳細講述了《隋唐》全本，經人整理得140萬字，取名《興唐傳》，於1984年由中國曲藝出版社出版。隋唐英雄——程咬金、秦瓊、羅成、裴元慶、楊林、單雄信、李元霸、王伯當等等，每人的形象都鮮明而挺立。尤其是程咬金，雖然也被塑造成一個莽夫，但是他又不同於殺性十足的李逵，他粗中有細，宛如清泉瀉石，堪稱《興唐傳》裡塑造得十分完美的英雄。但是賈家樓聚義時排名第六的王伯當呢？就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
《說唐》中，王伯當具有“一踩幾頭翹”的機滑，兼有神射絕技，屬於瓦崗寨一員不可或缺的勇將，最後跟李密叛唐，被萬箭穿心，應了“馬上摔死英雄漢，河中淹死會水人”的慣例。但在評書中，王伯當被賦予了過多的粉墨，面目十分模糊。沒有什麼神箭，王伯當只是有萬福不當之勇，號稱“拼命勇三郎”。王伯當超越武功的神來之筆，是霓紅關收妻一役。陳蔭榮的《興唐傳》和單田芳的《隋唐演義》對這一倫理矛盾處理得大不相同。《興唐傳》中的霓虹關的女將是新文禮的妹妹新月娥，向王伯當求親。其間，新文禮夫婦自刎身亡。王伯當覺得新月娥是以一己之私而忘了手足親情，狠毒婦人心，因此在取關時，新月娥為了愛情，飛奔上馬連武器都沒帶就開城門去迎接他的單方情人，可是王伯當一槍就將新月娥刺於馬下，展現了鐵血英雄的血性一面。但在《隋唐演義》裡，女將的名字改成了東方玉梅，成為了新文禮的妻子。因為新文禮為人殘忍，平時總是虐待東方氏，所以新文禮戰死後，東方夫人報仇之心並不太重。經程咬金輟合，王伯當娶東方氏，最終以大團圓而告終。
但戲劇裡的求愛與求歡，就複雜多了。“虹霓”原作“紅泥”，清抄本有《黃土關》，東方氏名賽金，為東方煌之妹。東方氏美豔逼人，她蠻靴窄袖，槍馬絕倫，誓欲為夫報仇，血刃王伯黨，以洩此恨。始與瓦崗諸將遇戰，不數合瓦崗將皆敗北而退，繼而見王伯黨至，其部下偏裨牙卒，無不咬牙切齒，格外奮勇，以助夫人威。鹹以為夫人此際，一見仇人之面，“夫人甫啟齒問罪，即一陣眼花繚亂，手震顏溈頳，嬌軀險些從馬上墜下，繼而復四目向觀：我這裡覷個出神，他那裡也瞧個飽，按兵不動，弄得兩下里的兵丁都驚詫不定，並且驚詫了一陣，也都個個看呆。”東方氏的凜冽殺氣立刻化為一見鍾情，表示只要對方願意投降，就以身相許，並把虹霓關拱手交給瓦崗寨。這是一個愛情高於一切的選擇。洞房花燭夜的那晚，東方氏的前夫顯靈，大紅的喜帳變成了哀悼的白幕。但經過東方氏一番奇怪而堅貞的言辭，陰魂退卻，東方氏與王伯當於燭影搖紅中飄飄欲仙。據說，劇情引人之處，是在於東方氏勇於衝破禮教的行為。問題是，如此愛上殺夫仇敵的極端女權的美滿愛情，體現了怎樣的人性呢？
荀慧生《虹霓關》分身照
芥川龍之介迴避了這個人性之問，而著迷於“不是男人獵獲了女人，而是女人獵獲了男人”的中國道德譜系，並例舉出了除《霓虹關》以外的《董家山》《轅門斬子》《雙鎖山》《馬上緣》等等，烈女們對自己婚姻的“霸王硬上弓”，也展現了巾幗倫理的另一面。對此，芥川沒有下任何結論，他只是引了一句胡適對他講的話：“除了《四進士》之外，我否定整個京劇的價值。”可是芥川認為：“這些京劇很有哲學，哲學家胡適面對這個價值，是否多少能夠緩解他的雷霆之怒呢？”這個反問寒光一閃，立即隱沒在自由主義的和煦春風裡了。倒是黃裳先生直接談出了自己的觀點：“《霓虹關》觸犯的封建規條是雙重的，不僅表現在‘女人捉男人’上，這女人還是個身穿熱孝的寡婦，她一下子就‘背叛’了親夫，投入‘敵人’的懷抱裡去了。這樣的作品在過去京戲舞臺上可以倖存，並能盛行，想想也是有點稀奇的。”黃裳先生此文寫於1982年，二十多年來似乎並未引起人們的追問。
東方氏沒有走上潘金蓮的自救之路，丈夫殞命於戰事，但殺死丈夫的仇敵卻亮出了更為犀利的武器：美姿容、好風儀，不但立即讓復仇的血液平息，而且在平息的波濤上翻卷起愛意的漣漪。這就意味著，王伯當具有“沉默的塞壬”一般的威力——比歌聲更為可怕的，是她們的沉默。如果說這一切變化都可以在傳統人性裡找到解釋，那麼，當亡夫顯靈破壞婚慶場面時，容光煥發的東方氏那一番奇怪而堅貞的言辭，卻是最大的亮點。據說，解放後，此戲多不演《洞房》一場。因為在邏輯上實在找不到自洽的辦法。
這個邏輯如果有的話，就是所謂的愛情。問題是，東方氏的一見鍾情，就必定能產生了愛情嗎？王伯當乃手下敗將，順其虎鬚，保全小命，但老天還追加了一個金元寶，獲得了女人的滿腔痴情，併為組織上奪得了久攻不破的霓虹關。一場身體革命的戲劇，就這樣熱烈上演了。
如果所謂的愛情至上論可以成立，證據倒是可以聯想的。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與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與警方僵持130個小時之後，以歹徒放棄而結束。幾個月後，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匪顯露出連綿的憐憫，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心理學者想要了解這份感情的成分，是否是一種普遍的心理機制。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經驗。
學者指出，以人質為例，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斯德哥爾摩情結”——
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是毫不猶豫。
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
但是，作為東方氏人質的王伯當，徹底顛覆了這個紙上算式。他才是真正的勝券在握者，他的大本營——瓦崗寨卻並未受到劫持人質者的任何要挾。反過來看，東方氏無疑已經成為了情慾的人質，她依次交出了復仇之火、身體、情慾和地盤，併成功抵擋住了亡夫陰魂的威脅；王伯當虛擬出來的強硬，一點一滴（絕對不能一口應允）地鬆軟，處於對方思想工作的不懈蠶食，並在女方一步一步交出所有底牌後，昔日的英雄鐵血，終於以聯姻的名義而土崩瓦解。無情未必真豪傑，在這一強弱聯合的組合當中，強者東方氏是以弱者的嫋娜身影進入歷史敘事的，敗者王伯當卻昂首挺胸地步入了色、智、勇三位一體的殿堂，成為了男人們的樣板工程。
葉盛蘭之《虹霓關》
這就意味著，傳統男權文化哺育出來的情（性）妄想，偏偏要加諸於貌美如花的女性，讓她揹負起簡直不堪負載的道德重量，來匡扶男權秩序的建築大梁，使得廟堂中人以及大量的觀眾，獲得了空前的新倫理快感。這樣的心態，在《聊齋志異》裡同樣大量存在，那些自薦枕蓆、出錢置地、委曲求全、親自灑掃、不圖回報、只求真情交流的狐媚女子，不但成為了小男人們仇恨社會、圖謀不軌的安撫劑，而且也讓他們的形而下之慾得到了合理排洩。這樣的男權版神話，以女性櫻桃之口來娓娓道來，既獲得了更廣大人民的首肯，又暗合了男權情慾邏輯，更推卸掉了不是自己喊出“萬‘善’淫為首”的責任。然後，他們對著孔廟，隔著袞袞華服打了一串響屁……把《霓虹關》的主角與“斯德哥爾摩情結”比較一番，還可以發現，西方人忒老實，只知道就事論事，全不如浸在傳統文化裡的文化人，可以讓女人鐵肩擔道義，委以重任，去實現自己的宏偉理想。這種虛構出來的感情交易，無以名之，姑且叫“男權文化的意淫情結”，實為國粹之主力軍。
我寫此文，絲毫沒有鄙視梅蘭芳先生的意思。早年，魯迅先生話中帶刺地說：“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1934年11月，魯迅化名“張沛”在《中華時報·動向》上又發表了《略論梅蘭芳及其他》。文章說，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為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就跟著他們滅亡……在魯迅此文寫作前後，《虹霓關》上演率較高，以至於次年梅赴蘇聯演出，愛森斯坦邀請他拍攝一段有聲電影，選定就是《虹霓關》裡東方氏和王伯黨對槍那一場。從這些情況分析起來，魯迅、胡適反感京劇，似乎也可以從《霓虹關》之類題材裡，聯想出一些緣由。
黃裳先生以為，“指導著《霓虹關》裡東方氏行動的思想，就決不是當時居於統治地位的封建道德，而是當時的一種‘異端’。”黃先生真是老先生啊，當真是異端麼？異端就是危險思想。再看看芥川是怎麼說的：“所謂危險思想，就是把常識付諸實踐的思想。”真是妙哉。想當年，詩人布羅茨基以帶血的流亡之路，為我們勾勒出了“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的天塹小道，再看看近年中國作家們急吼吼地進軍斯德哥爾摩的踉蹌步伐吧，也許啊，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把自己整容成三位一體的王伯當，就不愁前路無知己了。
（《書屋》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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