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簽了《馬關條約》回國的時候，為何還受到熱烈的歡迎？

日堯居k古史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明白出現這樣場景的兩個關鍵人物。

這一場景總導演是慈禧太后，慈禧的先人曾是女真有影響的望族，在與努兒哈赤爭奪族權的鬥爭中敗北，族人被殺達十之六七，與努兒哈赤不共戴天，臨終要求活下來的後人，哪怕只剩一個女人，也必須報仇。慈禧正是肩負這一使命來到人間，走入皇宮，就象當年的九尾孤孤狸精，想盡辦法顛覆商紂一樣顛覆大清，當然最後受到牽連的是中華民族。儘管憑色藝獲得了咸豐皇帝之寵，可咸豐並不糊塗，雖不知她有如此異心，但早以看出不是善良之輩，臨終時太子尚幼，咸豐拖孤肅順等八大臣輔政小皇帝同治（慈禧的兒子），監督慈禧，立慈安為太后執掌後宮，領導慈禧等人。但詭計多端的慈禧豈能甘心，咸豐走後，屍骨未寒，慈禧就勾結恭親王沂訢發動宮庭政變，將肅順等八大臣統統殺之，離真正掌管朝權還有一步之遙，前面拌腳石還有一個，慈安太后，最終被慈禧毒死，終於致高無上，可是皇上是她親兒子，不能殺，虎毒尚不食子，怎麼辦？垂簾聽政！兒皇帝同治只是區區一魁儡，連想戀一愛妃都不能自主，無奈偷去煙花酒巷排洩心中鬱悶，不久染上陰毒，鬱鬱而終，才英年二十有四，皇宮不能無主，又選了一魁儡皇帝，慈禧的親外甥光緒帝，光緒帝不同於八旗紈絝子弟，當看到滿清腐敗不堪，內憂外患如風中飄絮，想重鎮大清，仿日本明治維新，銳意改革，準備戊戌變法，慈禧怎會容忍滿清強大，於是又怒殺變法六君子，雖留下光緒帝，但生不如死（最終被慈禧毒死）。這才有滿清將軍，無論戰敗，割地賠款，慈禧幾乎不作處罰，甚至獎賞，1900年滿清被八國聯軍打敗，鉅額賠款時，慈禧高興的說，量中華之物力，足與國之歡心，賣國之洋奴嘴臉暴露無遺。

第二個人物，李鴻章，慈禧為什麼選李鴻章為北洋大臣，而不是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那三個人雖才能品德遠勝於李，但他們有一共同點，很難見風使舵，更難投敵害國，只有李才能完成慈禧想幹而不能幹的，慈禧的確有識人之明，李鴻章也不辱使命，籌建北洋艦隊之時，由李鴻章的外甥主導彈藥購買事宜，為賺取回扣，高價買進次品彈藥，供應艦隊，以便戰時不炸，為甲午海戰戰敗打下伏筆，李鴻章利用權力之便，私吞軍費達四五百百萬兩白銀，使艦隊資金捉襟見肘，又讓其子利用資金在日本開設洋行，問題為什麼一定要在並不是十分發達日本開設洋行，而不是選擇英法德意等西方發達地區？同時甲午海戰前夕日本利用李鴻章購買軍事物資大米三萬噸，李手下建議扣留，李卻執意照運不誤，甲午海戰已如箭在弦，李鴻章不作戰守準備，暗意投降，慈禧曲意支持，也由於李鴻章自籌建之始，很少作戰守訓練，再加上，軍紀鬆散，抽大煙嫖娼隨便，戰鬥力極差，缺乏管理，船艦多有腐爛，精心打造這樣的艦隊，就是為戰敗投降割地賠款而來，海戰開始，李鴻章兩員愛將飛船逃跑，又創傷自己主力戰艦，由於訓練不夠，四艘魚雷艇所發魚雷，一彈未中，蒼茫間，五艘主力戰艦被擊沉，儘管如此，絕大多數官兵以死大戰日寇，也重創了五艘日艦，日寇自知不能全勝，雙方收兵，之後李鴻章命令艦隊不許出戰，避港保船，最終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艦隊被日寇信手得來，緊接著，籤《馬關條約》，割地賠款，賠款兩億兩白銀，夠日本建十個北洋艦隊，使日寇瞬間與西方列強實力達伯仲之間，為日寇侵華打下堅實基礎，割讓領土成為敵人入侵的基地，將國家置於日寇的炮火之下，隨時都有亡國之危。這就是慈禧想的，李鴻章做的，所謂志同道和。惡耗傳來，從滿清朝野但民間仁人志士，義憤填胸，斬殺李鴻章之聲如雷灌耳，獨慈禧太后喜不自勝，離先人所託一步之遙，由於慈禧致高無上，李鴻章日本歸來，歡迎禮炮響徹雲霄，歡迎的隊伍夾滿道路……。

一探乾坤靜觀萬物

1895年4月20日，經過兩天多的航行，輪船終於停靠在大沽口。到處都是軍樂和禮炮，為的是李鴻章的歸來。

面對一場景，同船的美國前國務卿科士達，深為疑惑和吃驚。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對李鴻章舉行一個大的歡迎，好像他不是簽訂屈辱的合約，而是凱旋歸來。大沽炮臺鳴炮致敬，鐵路沿線排列的軍隊，舉槍敬禮，管理們叩頭致敬，表示完全的順服，似乎整個天津到車站奏軍樂、鳴禮炮來歡迎他。

回想辦理洋務三十年來，雖然“日在謠塚之中”，但並不能影響李鴻章在仕途上的扶搖直上。甲午之前，李鴻章的正式身份是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可以說，他聖眷正隆，達到他一生的頂點，為同僚們望塵莫及。不想中日事起，甲午一敗，赴日乞和，李鴻章成為眾矢之的，尤其為文壇士林所不容。

當時在天津的直隸布政使陳寶蔵，就拒絕拜會李鴻章，一聽聞李可能復任直隸總督，拋下“李公朝抵任，吾夕掛冠去矣”之語，大有不共戴天之勢。

事實上，凡是有點熱血的文人，得知李鴻章赴日議和的消息，筆端不免注滿責罵：據三月間《申報》：

“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出使日本議和，近已得議和確音，謂朝鮮及旅順、威海衛等所失之地，均永歸日人管轄，南省彰湖、臺灣亦永歸日人管轄，並賠日人兵費洋三百兆兩，分作七年交清。國本空虛極矣，為大臣者不能背城借一戰為國雪恥，而始終以一和字為上策，如此割地求成，雖小國尚且恥之，況堂堂中華乎！李合肥誤國之罪，較之秦長腳（檜）殆有甚矣，閱竟為之一嘆。”

寫下這段文字是浙江瑞安的私塾先生張桐，常年待在本鄉。他是從《申報》上得知李鴻章赴日議和的消息。要知道，當時《申報》對和議的態度尚平實，大體表示理解，查閱此期的《新聞報》、《字林滬報》、《直報》，無一不是猛烈抨擊。李鴻章尤對《新聞報》的攻擊耿耿於懷。

這是李鴻章這代人越不過的道德包揪，在重義輕勢的天朝國度，求和等同於賣國，簽下賠款割地的條約猶如漢奸。幸有慈禧太后的眷顧，才略受“薄懲”。但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淮系一派的人物於半年內一一去職，對李鴻章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他的女婿張佩絕，就很為其處境感到憂慮，致信給當時的總理衙門大臣李鴻藻，希望幫忙保全。他的兄長李激章，也連忙來信提醒，建議他在此危難之際，尋機告老還鄉。也有幕僚建議李鴻章即刻進京，為自己分辨並說服光緒帝及群臣批准合約。

但經過一番考慮，李鴻章決定先避居天津，靜觀其變。到達天津當日，他便上了《中日會議合約已成折》。為了草擬出一份可以交代並不卑不允的奏摺，李鴻章應該思慮了很久。在簡述談判經過後，他引咎自責，他強調了自己的努力挽回，但也深知條約內容之奇刻而感“愧悚交集”，一向以“挺經”自持的他，不免沮喪地稱自己“無能為力”，期盼內外臣工齊心協力、變法自強。

在無所籌謀的情況下，李鴻章派科士達進京，遊說批准條約。選擇科士達，大概是看中其美國的中立身份。臨行前，李鴻章為科士達詳細解釋每一位軍機處大臣的性格和政治背景，並派自己的幕僚伍廷芳做他的幫手兼翻譯。

到了北京，他又擔心伍廷芳的出現會讓軍機處反感，臨時替以美國公使的翻譯。李鴻章如此小心翼翼，是因為整個中樞政局在甲午戰爭期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