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康有為及其黨徒積極推動光緒搞“中日合邦”
如第209期所述，甲午之敗將“康（有為）黨”推上了改革前臺。“康黨”名義上雖高舉“維新”旗幟，但其政治傾向“反滿反清”，其具體政治行為，更有濃重的“革命”嫌疑。①
“維新”抑或“革命”，自然並無對錯可言。真正可議者，乃在其具體內容。如康有為意欲鼓動光緒設立“制度局”，以架空、取代清廷自中央到地方的現有各級官僚行政機構，即屬異想天開，斷難實現。而戊戌年最荒唐的政治構想，莫過於所謂的“中日合邦”。
關於“中日合邦”，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並不諱言：“(我當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②同時，康還曾讓其心腹楊深秀向光緒上奏，建議“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③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要價一百萬兩，向張之洞、李鴻章等兜售救國“妙策”——“延請外國監管中國的外交和政治”。
較明確透露“合邦”之具體內容者，乃康黨骨幹宋伯魯之奏摺。奏摺稱：“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④
所謂“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參與“合邦”之國，其現存政府架構完全作廢，須另由康有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選百名外國顧問，全面接管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
維新喋血後，因其“排滿反清”立場，康黨仍未放棄“中日合邦”
上述材料，一方面證實康黨當日確曾積極運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康黨意在誇張其辭以欺玩光緒。如茅海建先生披閱史料甚廣，亦坦承：“康稱與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約兩國合邦大會議’，我卻尚未查到相關的史料”；至於楊深秀、宋伯魯之奏摺，稱美國亦涉入其中，則毫無史料可證；惟有英國傳教士、政治投機分子李提摩太，倒確實在“合邦”問題上與康有為一拍即合——事實上，早在與康黨合流之前，李提摩太就曾要價一百萬兩，向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兜售其“延請外國監管中國的外交和政治”，以抵禦列強瓜分的“妙策”。⑤
換言之，目下尚無任何材料，能夠證實康黨在攛掇光緒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與各國官方人物有過任何實質性的接觸、達成過任何實質性的共識，其“挾洋自重”以欺玩光緒之意，至為明顯。但這是否意味著：康黨搞“合邦”，如某些學者所辯護的那般，僅系“挽救新政”的權宜之計？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早在1898年初，梁啟超就曾命康黨經營之“大同譯書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東合邦論》，該書之主旨，乃是宣揚日本應該與朝鮮合併為“大東國”。梁氏並親撰序文為之宣傳。⑥
其次，“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譯語境中，明確係指美國之“state”（州）。如1868年張德彝出使美國，其遊記稱：“合眾國議事廳，……排座各邦紳士二百七十餘名”。因“state”擁有較高的自治權，故康黨骨幹洪汝衝，才敢在勸說光緒“合邦”時說：“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⑦
再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戊戌喋血之後，康黨仍未放棄“中日合邦”的構想。如1899年11月，康黨“自立軍”領袖唐才常在《亞東時報》上刊文，宣稱：“日人保支，而有異於英、美各國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將來二國合邦之局。”⑧
簡而言之，戊戌年前後康黨運作“中日合邦”，乃是其固有“排滿反清”之政治立場的產物。在該立場下，康黨之舉措，往往不擇手段，乃至於除“制度局”、“中日合邦”之外，尚有“盡賣西藏於英吉利”、“可得善價供新政用”等等荒唐想法。⑨
左，《大東合邦論》；中，承“合邦”論發展出的《大亞細亞主義》；右，鼓吹侵略中國的《支那論》
註釋：
①諶旭彬：《戊戌變法潛藏著一個大陰謀》，短史記第209期。②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③《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4-15。④《請速簡重臣結連與國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康有為代宋伯魯作），《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70。⑤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454-465。⑥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著，三聯書店2009，P387-388。⑦洪汝衝：《敬陳遷都借才聯邦三策本原大計呈》，轉引自茅海建《〈我史〉鑑注》。⑧唐才常：《日人實心保華論》，收錄於《唐才常集》，嶽麓書社2011，P362-364。⑨諶旭彬：《譚嗣同欲“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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