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中國和蘇聯結成了緊密的同盟關係，蘇聯政府給予中國大規模的經濟援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支援新中國的工業建設。瀋陽在這方面最為突出，蘇聯援建了很多大型企業，派駐了大批專家。那是一段令人欣喜的蜜月時光，雖然短暫，卻讓瀋陽119廠（後叫航天瀋陽新樂廠）原副廠長郭俊毅久久難忘。他翻著泛黃的老相冊，跟我們講起與蘇聯專家相處的那些往事。
口述人郭俊毅
派赴蘇聯
1959年，我們廠要研製生產新產品，工藝很複雜，特別是裝配和特殊加工工藝，需要專門的技術人員。當時也有蘇聯專家，但是不能完全靠他們，而且有些蘇聯專家對我們並不十分友好，我們也看出來了。組織上選了五個人，派去蘇聯學習，其中就有我。我當時是廠裡面產品試驗和總裝兩個車間的副主任，其他的同事有搞工藝的。全廠幾千人，選中我們，說明我們是廠裡面最優秀的。我寫信給大姐說，我能有今天，都是讀書的結果。母親要是活著一定也會高興的，她的兒子有出息了。
郭俊毅（左二）與同事們在列寧格勒街頭合影。本文圖均為 郭俊毅 提供
跟我們一起去的人當中，有一個是老廠長謝紹明（曾任瀋陽新樂電工廠廠長）的夫人。謝廠長的父親是謝子長，陝北的老革命。謝紹明早年就留學蘇聯，他的愛人是中蘇混血，俄語非常好，她也跟我們一起去蘇聯學習，給我們做翻譯。
出國前要講一些注意事項，比如跳舞啦，飲食啦，吃飯的時候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等等。到了蘇聯也要注意紀律，注意保密，不能隨便亂說話。臨走前我們還發了服裝費，做了幾身新衣服。
蘇聯印象
我們從北京坐火車到莫斯科，軟臥鋪，坐了七天七夜，然後又坐了一天一夜到列寧格勒。七天的火車生活，太累了！我們先到了列寧格勒，就是現在的聖彼得堡，當時是蘇聯第二大城市，後來又去了莫斯科。我們在蘇聯待了一年多，基本上是在這兩個城市之間活動。
郭俊毅（右2）與同事們在莫斯科街頭合影。
我對蘇聯的印象很不錯，城市非常乾淨，道路房屋都很漂亮，我感覺我們的城市不如他們，尤其是建築，他們的建築在沙皇俄國時代就比我們要好，我們那時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
馬路上、廣場上，青年男女之間擁抱親吻很常見。我們覺得很好笑，這種事情怎麼在馬路上搞呢？你們應該回到家裡面去嗎？在外面搞多不好啊。
蘇聯氣候還可以適應，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列寧格勒距離芬蘭很近，處於北極圈，有一段時間沒有太陽，基本上都要靠電燈照明。
學習生活
蘇聯人當時中專畢業的很多，反倒大學畢業的不多。我們在蘇聯學習的時候，老師沒有高級老師一說。我的蘇聯輔導老師很聰明，當時，蘇聯人對我們有特殊的照顧，每個週六都有舞會。我們推說有事不去參加，他們嘲笑我們是傻瓜，不會跳舞。但是，我們是有任務的，我們回國以後要獨當一面，要當中國專家。
蘇聯專家在講授核反應堆原理。
我們學習的地方主要在工廠裡，產品並不複雜，產品原理、特性、操作都要掌握，更要掌握試驗的設備。我在南昌航空技校的時候選修的是航空儀表專業，所以對這些都能掌握。回去以後我們就要負責產品生產，如果發生問題，只有去過蘇聯學習的人才能解決。
到老師家做客
我的輔導老師也是國家中心實驗室技術副主任，是技術權威，名字叫阿斯特申科，他是蘇共黨員，當時有四十多歲。他待我們特別好，彼此之間合作非常愉快。他教給我們的東西跟工人教的完全不一樣，我對中心實驗室的業務很快完全熟悉了。那時我送給他一幅杭州出產的絲織品風景畫，他覺得很寶貴。
有一次，他邀請我們去他家裡吃飯，飯菜非常豐盛，我們也送了禮品。我們的俄文水平不高，只好請廠長夫人一道去。她俄文講得跟蘇聯人一樣，他們聽出來了，就問：“她是中國人嗎？”我們不敢講她是混血，也不敢說她是廠長夫人。
歡送會上，中方學員向蘇聯專家贈送錦旗。
這位老師的老岳父很厲害，來過瀋陽，曾經擔任過蘇軍駐東北的司令官。他說，“我去過中國奉天，奉天是過去的說法，現在叫瀋陽……我到奉天的時候，已經是後期了。你們瀋陽沒有高樓，最高的樓房就是三層。”他還說：“我們蘇聯紅軍為了解放東北做出了很大的犧牲，中蘇友誼是用鮮血換來的。”他還對他的女婿說，“對中國人要友好。一定要把中國人教會教好。”那個時候中蘇關係已經開始惡化了，可是他還講這些話。
這位老師的確手把手地教給我們，他做得很好。他跟我們說，他以後或許會來瀋陽工作。我們119廠早就有蘇聯專家，他要是來的話，一定會到119廠的，我也希望他能來。
郭俊毅帶著蘇聯同事贈送的照相機在地鐵站留影。
我們離開學習的工廠都受到熱烈歡送，蘇聯人很講情義，大家跳舞。要走的時候，一個車間的蘇聯同事還送給我一架相機。
蘇聯專家的工作
119廠的蘇聯專家來往很頻繁，在我的部門有兩名，整個工廠有十多名。
我的老師阿斯特申科是工藝專家，是廠子裡面技術上位置很高的人，他回國後任列寧格勒儀表學院的教授，主要負責產品的破壞性試驗，出了問題都是他負責。技術上，實際上是一長制，廠長說了算，蘇聯專家只是提建議。
蘇聯專家當時住在三經街的“安樂窩”（注：蘇聯駐瀋陽領事館，“文革”期間曾作為批判修正主義的展示場所，民間俗稱“安樂窩”。現為瀋陽迎賓館。），那裡是外國專家招待所，車接車送。中國政府很照顧他們，可以帶夫人來，一起住。但他們沒有帶孩子來，很自覺，都留在國內。他們都吃西餐，當時國內自然災害，中國人都吃不飽，給蘇聯專家供應的伙食非常好。那時普通工人拿三四十塊錢，我拿六七十塊錢，蘇聯專家比我的工資要高很多。
廠裡從蘇聯進來一批測試設備，大概有十來臺，很貴，一臺要好幾萬呢。當時我們能自己做這些設備，但那時候剛開始幹，有點神秘感，不敢自己輕易去做，到時候不好使不行啊。
貨到了後通知我，我告訴了阿斯特申科。他說：“好，明天禮拜天，我來加班。”同時他還提出，加班的事不能讓另一個專家知道，免得有誤會。他的意思是，我們購買的設備很貴呀！我要幫你驗驗，我們從來沒加過班幹活，讓其他專家知道不好解釋。我說：“我的天，真貴呀！一臺都上萬。”他說：“我知道這些設備，上千塊就可以。我去，一臺一臺給你檢查，一臺一臺都給你通電試驗。”
當時中蘇已經發生矛盾了，蘇聯專家也去聽傳達文件，負面的東西跟他們講了。但中蘇之間有協議，要幫助中國發展導彈技術、航空技術。所以，阿斯特申科依然幫助我們。我們兩個人上了裝配大樓，那時候六層樓，沒有電梯，他爬上來爬下去，很讓我感動。我說：“真謝謝你呀，你對我們中國還是那麼關心支持。”他說：“應該的，我們的本分。”
關係破裂
1960年以後，中蘇關係逐漸破裂，矛盾激化。有一天，我們在112廠文化宮開大會，參加會議的有112廠和119廠的黨員、幹部、技術人員。大會內容是傳達毛主席的講話。
毛主席的講話很簡短，他說得很風趣。他說，洋柺棍遲早是要扔掉的，扔掉了不一定就是壞事。但是，要注意蘇聯專家撤走的時候破壞圖紙、資料。我們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儘快把產品搞出來……這些都是毛主席的原話，我牢牢地記住了。
我聽了毛主席的講話，馬上就想到，我們廠裡面也有好幾個蘇聯專家呢。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就有兩個人。我去蘇聯的時候，他們還接待過我。後來我們在一起搞一個產品，叫電容式油量表。飛機上要用油，怎麼測量油的使用情況呢，要通過儀表測量，很複雜的。
中蘇關係好的時候，我們跟蘇聯簽訂了合作協議。後來有了矛盾，關係公開破裂，矛盾進一步惡化。我們有一個同志，他在自己的行李中攜帶批評蘇聯的文章“九評”等等，被蘇聯邊檢發現，蘇聯方面馬上就把他扣留起來，並且驅逐出境。後來，我的老師還提起這件事，說：“你的同事對蘇聯不友好。”
破壞資料
和我一起工作的兩個蘇聯專家，一個是我的老師，這個人很好，對中國很友好。另外一個，就不好了，他是工藝專家，蘇共黨員，就是他破壞資料。
情況是這樣的，我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以後，警惕性馬上提高了，我想，我們的資料千萬不要被人給破壞掉。那個專家，他借了一本資料，那是一本俄文原版的資料，叫生產說明書，裡面什麼都有，非常詳細，什麼技術指標，工藝流程等等都有。那個蘇聯專家把資料借去當天沒有還。
我的辦公室就在那個蘇聯專家的隔壁，我看到有兩個翻譯從我的門口走過去，我就問：“你們幹什麼去？”他們說：“蘇聯專家要我們去借原文資料。”我心想，情況不太好，因為頭一天已經知道他借來原文資料沒有還，怎麼還要借。這裡面不對勁呀！我馬上來到蘇聯專家的辦公室門前，平時都要敲門，因為情況緊急，我也沒有敲門，直接推門就進去了。我看見他正在用刀片割原文資料上面的數據。他在破壞資料，刀片還在桌子上面。他當時有點不好意思，但是還不承認。他拉開辦公桌的大抽屜，把桌子上面的資料、刀片一下子都放進去了。我裝作什麼都沒有看到，我說我來找翻譯。然後我就用他辦公室茶几上擺放著的電話，打給資料室，讓翻譯聽電話。這個專家不懂中文，我告訴那兩個翻譯趕快回來，不要離開蘇聯專家這裡，其他沒有多說。蘇聯專家也不知道我打電話是什麼意思。翻譯回來後，我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慌，蘇聯專家在原文資料上面動手腳，你們不要離開現場，我去廠裡面彙報，我負責處理這件事。”
初試身手
1960年後，中蘇矛盾公開化了，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了，我們也舉辦活動歡送他們。蘇聯專家走了以後，研製產品的任務就都落在我們肩上了。
我很快就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廠裡要我設計一個大型自控高低溫設備，有兩米多高。廠裡面從來沒有人幹過這項工作，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設計項目。老廠長謝紹明找到我，說：“別人都幹不了，小郭你去吧。你最起碼看過用過。”我就去了，到第四設計院，那是中國專門設計高低溫自動調節大型設備的單位。我其實也沒有搞過這樣的設計，因為在蘇聯操作過，知道這個產品的性能和技術要求，只有我來幹最合適。我跟第四設計院主管設計的領導說，“我們是老鄉啊，你可要幫幫我啊！我是一個新兵，是謝廠長要我來的。”這位領導也是上海人。他說：“你還需要別人幫助嗎？你肯定行的！”他給我找了一個固定的辦公場所，弄了一張桌子，我就開始設計了。當時我還在119廠裡面找了一個上海老鄉，做我的助手，他製圖比較好，也是老專業技術人員，最後我們合作成功了。
老廠長他點名點對了，我在蘇聯用過這種設備，所以設計的非常順利，不是吹牛，真的沒有人能夠比我設計得更好。後來，我調到另外的一個工廠，看到廠裡設備圖紙上面有我的簽字。一些工人就說，“這個產品是郭廠長親自設計的啊！”因為有了知識，我就什麼都不怕，我在學校裡、在蘇聯學習過的知識，都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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