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歷史上唯一擁有五重身份的間諜,有過變節,對日本非常熟知

文|未幾

我黨歷史上唯一擁有五重身份的間諜,有過變節,對日本非常熟知

《偽裝者》中明樓形象

看過《偽裝者》的人都會對大哥明樓印象深刻,富二代出身,英俊帥氣,大可以以上海灘公子哥身份,坐享榮華富貴,卻偏要帶上偽裝者的面具,遊走在偽政府要員、軍統特工、中共地下黨成員三重身份間,為抗戰事業出謀出力。

明樓的三重特工身份,比起原型袁殊來說,根本不算什麼,所有諜戰劇在袁殊的傳奇人生面前都黯然失色。14年情報生涯裡,袁殊周旋於中共中央特科、國民黨CC系秘密團體“幹社”、軍統、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日本特務機關、汪偽政權等多個舞臺,戴著多重面具表演,摘下一個還有一個,謎底總也拆不穿。誰都以為他是自己的演員,其實只有潘漢年是真正的導演,中共特工是袁殊最隱蔽也是最核心的身份。

他常對人說,“當時我們好像是演戲,幕後指揮的是潘漢年、王子春,臺上演戲的是我,只要戲演好了,羞辱是個人的,算不了什麼!”1955年,袁殊與潘漢年在北京飯店會面,並無功成身退的喜悅,潘漢年十分傷感地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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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

顧順章叛變 潘漢年重組特科選中袁殊

袁殊父親袁曉嵐早年加入同盟會,曾在安徽、湖北、山東等地當縣長,後在上海協辦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母親出生於大冶大戶之家,知書達理,袁殊幼年並未受父親多大影響,8歲才跟著母親來到上海學習生活。

正式成為中共黨員之前,袁殊是個十足的文藝男青年,他在印刷廠當過學徒,在國民革命軍中從事過宣傳工作,曾是活躍於上海文壇上的“狂飆社”的積極分子。狂飆社以18世紀70年代發生在德國的文學運動——狂飆突進運動而命名,團隊成員提倡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除發行週刊和叢書外,還成立演劇部。袁殊寫劇本、演話劇、負責對外聯絡,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餐,時常探討文學問題。在“狂飆社”活動期間,袁殊結識了樓適夷、潘梓年、潘漢年等人,為他的特工生涯埋下伏筆。

1929年底,有感於國弱民窮,18歲的袁殊和女朋友馬景星一起東渡日本求學。馬景星家很有錢,是上海南匯縣有名的大地主,袁殊在那裡學新聞,馬景星學西洋畫。當職業記者一直是袁殊的夢想,回國後見找工作無望,袁殊在馬景星的資助下創辦《文藝新聞》週刊,旨在“改變上海新聞界的腐敗落後狀況;以記者的身份列入新聞界,作一個真正的職業記者”。《文藝新聞》廣泛報道左翼文化界的活動,袁殊不僅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還成為中共領導的“中國文化同盟總會”(簡稱“文總”)的常務理事,負責通訊聯絡工作。

他從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逐步向共產主義靠攏,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潘漢年和王子春在靜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館裡秘密介紹袁殊入黨,吸納其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員。當時的中共特科,剛經歷顧順章叛變的重創,改組後急需新的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系統。負責情報科的潘漢年看中了袁殊,原因很簡單:留日背景,利於獲取日方情報,新聞學出身,擅於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中等身材,其貌不揚,辨識度低。

我黨歷史上唯一擁有五重身份的間諜,有過變節,對日本非常熟知

袁殊(1927年北伐途中攝於皖贛邊境)

與日本情報機構合作

從一個活躍的左翼文化工作者轉變為特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此,袁殊還特別改名為袁逍逸,沾了點鴛鴦蝴蝶派的時髦感。潘漢年指定王子春為袁殊的單線聯繫人。在王子春的指導下,20歲的袁殊迅速掌握特工所需基本技能。經表兄賈伯濤(黃埔一期生)介紹,袁殊結識了同鄉、時任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醒亞,並在其成立的CC系秘密小派別“幹社”中任情報股股長。

任用袁殊,吳醒亞完全是看在賈伯濤和袁殊父親袁曉嵐的面子上。早年,袁曉嵐曾對吳醒亞有恩,加上袁殊積極向其表明“厭倦了左傾活動,想過安穩日子”,又提供了些情報,很快,袁殊被吳醒亞介紹到“新聲通訊社”當記者。

“新聲通訊社”是中國最大的經濟新聞通訊社,袁殊通過這個平臺認識了很多國民黨和社會上層人士,獲知不少重要情報。結識日本駐滬領事館副領事巖井英一是袁殊刻意為之的。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日本駐滬領事館記者招待會的人寥寥無幾,袁殊每會必到,且經常帶上一本日本雜誌,在招待會開始前翻閱,此舉引起了巖井英一的注意。表面上,巖井英一是日本駐滬領事館館員,實則服務於日本外務省,負責在上海收集情報。袁殊和巖井英一的結識起源於一本叫作《中央公論》的日文雜誌,兩人時常一起吃飯,關係逐漸密切,很快就建立了情報交換關係。

袁殊將一些未能發表的報紙通訊和自己收集到的情報交予巖井,巖井則將領事館要發表的新聞提前發給袁殊,他還每月支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就這樣,袁殊成為共產黨、國民黨CC系、日本外務省三重間諜。袁殊的涉日消息又快又準,令吳醒亞刮目相看,中共地下黨對袁殊所作所為也表示贊同。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再次遭到破壞,袁殊一度與之失聯,機緣巧合下,袁殊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搭上線,成了共產國際的情報人員,卻因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被軍統逮捕暴露了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在軍統的審訊下,袁殊供出了著名左翼學者、中共黨員夏衍和左翼電影明星王瑩。前者在赴約途中發現事有蹊蹺,緊急躲避他處;後者雖被逮捕,但由於沒有確切的證據,迫於輿論壓力被釋放。

雖然沒有給中國共產黨造成多大的損失,但袁殊的變節行為讓潘漢年對他的忠誠度產生懷疑。在武漢反省院受刑8個月的他想重回共產黨的懷抱,被潘無情拒絕,潘選擇暫時觀察袁殊一段時間。為避風頭,袁殊再赴日本留學。當時,袁殊的“好朋友”巖井英一已經回到日本工作,在巖井的安排下,袁殊認識了一大批日本的政界人士。1937年,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回國前,袁殊冒險買下了十幾張詳細記載日駐軍及兵力部署的日本地圖,作為再入中共的“獻禮”。

我黨歷史上唯一擁有五重身份的間諜,有過變節,對日本非常熟知

1984年,袁殊在潘漢年故居,與潘漢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要不是袁殊對日本熟知,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巖井英一曾建立過良好的情報關係,抗日戰爭爆發後,潘漢年無論如何不會再度起用他。1937年6月,潘漢年以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恢復了與袁殊的情報工作關係,袁殊成為潘漢年單線聯繫的直屬情報員。一場由潘漢年執導,袁殊主演的間諜大戲就此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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