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說到在硅谷生活的感受，人們常常會這樣描述。美國這一科技之都對世界經濟、股市和文化影響巨大。在這片從聖何塞到舊金山的小小區域裡聚集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大公司中的三家。蘋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等巨頭都把硅谷稱為自己的誕生地和總部，愛彼迎、特斯拉和優步這些開創性企業也一樣。灣區可列作全球第19大經濟體，排在瑞士和沙特阿拉伯之上。
硅谷不僅是一個地區，還是一種理念。自從約80年前比爾·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在車庫裡創業以來，硅谷一直是創新和創造的代名詞。在硅芯片、個人計算機、軟件和互聯網服務的數輪熊彼特式創造性破壞與再生週期中，這裡一直是核心所在。有些發明是鬧著玩，比如聯網的茶壺，或是出售硬幣供人們在自助洗衣店使用的應用。另一些卻舉世無雙——微處理器芯片、數據庫和智能手機都源自硅谷。
硅谷集合了專業工程技術、蓬勃的商業網絡、深厚的資本池、科研能力強大的高校和冒險文化，令其他地方一再嘗試也無法複製。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中心，硅谷並沒有有力的競爭對手。但有跡象表明，硅谷的影響力漸已觸頂。如果這是因為其他地方出現了更大規模的創新，那我們該歡欣鼓舞。但事實並不如此樂觀。
首先，說一說事情正在變化的跡象。去年，離開舊金山的美國人比來到這裡的美國人更多。根據近期一項調查，46%的受訪者表示計劃在未來幾年離開灣區，而2016年時這一數字為34%。眾多創業公司紛紛向其他地方拓展，這一潮流甚至有個名字——“逃離硅谷”（Off SiliconValleying）。堪稱硅谷最知名風投家的彼得·泰爾（PeterThiel）就是搬家大軍中的一員。留下來的投資者也放寬了視野：2013年時，硅谷的投資者把一半資金投給灣區以外的創業公司，而現在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二。
這種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硅谷高昂的開支。這裡的生活成本在全球最高之列。一位企業創始人認為，年輕的創業公司在灣區的經營成本至少是在美國其他大多數城市的四倍。相比互聯網服務，從量子計算到合成生物學等新技術的利潤率較低，這些新興領域的創業公司因而必須精打細算。除此以外，在灣區生活還有些更令人不悅的地方：交通堵塞、吸毒用的針筒隨處丟棄、不平等的程度令人震驚。
結果是其他城市的相對重要性正在提升。追蹤創業趨勢的非營利組織考夫曼基金會根據創業公司和新企業家的密度，把邁阿密-勞德代爾堡地區列為目前美國創業活動最活躍的地區。泰爾正準備搬往洛杉磯，那裡的科技圈生機勃勃。鳳凰城和匹茲堡已成為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中心；紐約有媒體創業公司扎堆；倫敦為金融科技重鎮；深圳是硬件製造基地。單獨來看，這些地方都無法匹敵硅谷，但整體而言，它們指向的是一個創新更為分散的世界。
如果偉大創想能在更多地方湧現，當然值得歡迎。有一些理由讓我們相信創新的競技場確實在升級。由於科技投資者日益放眼全球，而非只盯著加州，如今世界各地的出色創意都更有機會獲得資本支持。相比以往任何時候，技術創新都不必以單一地區為中心。得益於硅谷自己的企業創造出來的工具，包括智能手機、視頻通話以至消息應用，工作團隊可以在不同的辦公室和地點有效地合作。帶來的結果一方面可能是財富分配更加均勻，另一方面是思想更多元化。硅谷在許多事情上出類拔萃，但卻有“白人理工男”一統天下之虞。去年，風投資金中只有2%投向了女性創辦的公司。
問題在於，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創新的競爭環境卻在變糟。一則是因為科技巨頭的霸主地位。在Alphabet、蘋果、Facebook等巨頭的陰影下，創業公司，特別是從事消費互聯網業務的公司，越來越難以吸引資金。 2017年，在美國，獲得第一輪融資的項目數量比2012年減少了約22%。 Alphabet和Facebook的員工薪酬優厚，令創業公司難以吸引到人才（Facebook的年薪中位數為24萬美元）。創業成功的機會愈發小，再加上回報和在某家巨頭公司裡打工並無太大差別，創新的活力就受到了影響，而這不僅僅發生在硅谷。在中國，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提供了國內近半的風險投資，令這些巨頭對潛在競爭對手的命運有著很大的話語權。
創新受壓的第二個原因是西方國家日益不友好開放的政策。反移民情緒高漲，特朗普收緊了簽證政策。鑑於美國約25%的新公司是由外國企業家創立的，這對經濟的方方面面都造成影響。硅谷最初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的慷慨支持。但自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政府對公立大學的經費支出普遍下降。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不足（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支出佔GDP的0.6%，是1964年比例的三分之一），而且正朝著錯誤的方向行進。
如果硅谷的相對衰退預示著全球將有一系列與之競爭的科技中心蓬勃崛起，那是值得慶祝的。不幸的是，硅谷“觸頂”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警示：無論在何處，創新變得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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