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3 《紐約客》：硅谷“叛徒”

原文來自New Yorker，作者Brian Barth

原文鏈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9/12/02/big-techs-big-defector

羅傑·麥克納米的職業生涯始於1982年，當時他26歲，是投資公司T. Rowe Price的一名分析師。那時，個人計算機革命才剛剛開始。

麥克納米投資了視頻遊戲製造商Electronic Arts和數據庫公司Sybase等，最終運營了業內最成功的基金之一。

1991年，他與風險投資公司Kleiner Perkins合作，在那裡，他聽到了計算機服務公司Netscape和Amazon的推銷宣傳，也投資了這些公司。幾年後，他與別人共同創立了私人股權投資公司Silver Lake Partners（銀湖資本），其投資組合中的企業當前年收入共計2,300億美元，僱傭員工共計37萬人。

本世紀初，麥克納米幫助創立了一傢俬募股權公司Elevation Partners，在Facebook上市前的兩年（2009年和2010年），Elevation Partners為Facebook貢獻了2.1億美元的投資。

如果把所有科技巨頭的創始人比作一個大家庭，那麼麥克納米可能是這個家庭中的怪叔叔。

他是一名資深吉他手，每年仍有約50場演出，與多名風險投資家、技術專家和職業音樂家——如傑佛遜星船樂隊的佩泰·西爾斯——組成了一支不斷更新換代的樂隊，並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巡迴演出。

他的樂隊Moonalice發佈了很多歌曲，比如搖滾歌曲《總有地方是4：20》，麥克納米以“胖乎乎的袋熊”為藝名上臺表演。

麥克納米有很多門生成為了硅谷顛覆者。2006年，剛剛成立兩年的Facebook年收入不足5,000萬美元，麥克納米建議馬克·扎克伯格拒絕Yahoo以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的提案（現在Facebook價值超過5,000億美元）。

不久之後，他鼓勵扎克伯格僱傭雪莉·桑德伯格。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蓋茨都是麥克納米的老熟人，後者還投資了Silver Lake Partners。

麥克納米把科技行業看作是一個富有創造性、能夠創收的解決方案。直到2012年Uber向他尋求投資時，他才對科技領域的道德腐敗感到擔憂，他認為硅谷已經變了。他最近評論道：“這些人都想成為壟斷者，都想成為億萬富翁。”

麥克納米起初確信Facebook與眾不同。2016年2月，他剛從全職投資人的崗位上退休不久，他注意到他的Facebook推送上有一些帖子，聲稱支持美國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但他覺得這些帖子很可疑。

那年春天，社交媒體助長了對英國脫歐運動的尖刻批評，這進一步證明，有人正利用Facebook在選民中間製造分歧，而Facebook高管們對此視而不見。

麥克納米聽到對硅谷的批評言論愈多，他也愈發憂心忡忡：他了解到，Facebook允許面部識別軟件在未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對用戶進行識別，還允許廣告商區別對待用戶（例如，房地產公司可能會將他們的廣告設置為對某些種族的用戶不可見）。

在總統大選十天前，麥克納米給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寫道：“我感到失望、尷尬和羞恥。”

“最近，Facebook的所作所為讓我不寒而慄，我再也無法忍受這些行為了……Facebook明明有能力阻止人們互相傷害，現在卻視而不見。它當前只缺一個插手管理的誘因。”

幾個小時內，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都給麥克納米發來了親切的回覆，向他保證說，他們已經在努力解決他提出的一些問題了。他們還派出了Facebook高管丹·羅斯與他交談。羅斯告訴麥克納米，Facebook只是一個平臺，不是發佈者，它無法控制所有用戶的行為。

離開投資界後，麥克納米一直想要成為一名全職音樂家，但羅斯的輕率使他感到不安。

他說：“他們是我的朋友，我想給他們一個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我沒指望他們會迅速行動，高呼‘哦天哪，馬上阻止這些錯誤’，但我希望他們能嚴肅對待這件事。

麥克納米此後便再也沒有與桑德伯格或扎克伯格交流（兩人都拒絕對本文發表評論）。他現在把扎克伯格稱為“獨裁主義者”。

俄羅斯對美國選舉的干預越來越明顯，麥克納米在《衛報》、《今日美國》、《時代週刊》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專欄文章，認為社交媒體的商業模式是在分裂性言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內容越極端，分享的次數越多；算法越是放大這些內容的效應，產生的廣告收入越多。

麥克納米還安排了與政策制定者、投資者和硅谷高管的會晤。大約20年前，麥克納米經由感恩而死樂隊的鼓手米基·哈特介紹，認識了南希·佩洛西，也就是現任眾議院議長。自此，麥克納米不斷擴大他在華盛頓的交際網絡。

2017年秋天，美國政府準備就俄羅斯的干預行為舉行聽證會，麥克納米為他們準備了一個課程，他開玩笑地稱之為“互聯網平臺101”。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亞當·希夫曾專注於研究國外勢力對社交媒體的操縱，但在一次會議上，麥克納米敦促他考慮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即這些平臺是如何在美國人中製造不和的。希夫表示，“羅傑真的富有遠見，時間已經證明他的警告是對的。”

麥克納米對診斷問題的熱情很快演變成了尋找解決方案的使命。他認為，零碎的監管永遠不會觸及問題的根源：通過挖掘用戶的私人數據牟利。

2019年2月，麥克納米出版了《“扎”心了：警惕Facebook災難》（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這既是一部回憶錄，又是一份宣言。

隨後，他開啟了圖書巡展，這場巡展逐漸演變成一場持續的公開羞辱活動。他將他的觀點傳遞到書店、釀酒廠、高中體育館和大學校園。他估計，在過去一年裡，他已經向三百多名觀眾發表了演講。

麥克納米最近告訴我：“我的價值體系同嬉皮士一般。面對權力，我總是要說實話。”

麥克納米並不是第一個成為科技行業批評者的硅谷內部人士，但他可能是最投入的那個。

科技新聞網站Recode的聯合創始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卡拉·斯威舍回憶說，“以前我每次針對Facebook發表負面評論後，總會收到羅傑的短信或電話。”

而現在，她繼續道，麥克納米在硅谷“有點被隔絕在外”。2018年冬天，比爾·蓋茨對《福布斯》表示：“我認為羅傑的言論完全是不公正的，還有點離譜。他們把一切都歸咎於馬克。”

斯威舍認為，硅谷一直渴望把麥克納米刻畫成“離經叛道”的形象，但在她看來，“他有點古怪，但並不瘋狂。他們越取笑他，我就越覺得他百分之百是對的。”

然而，對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麥克納米之前從這些技術中獲得了鉅額利潤，現在卻敦促我們放棄這些技術，這使他難以得到信任。

麥克納米對此給出答覆：他有氣量，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對一位採訪者說道：“我真丟臉。”）。他的另一種答覆是：在成功駕馭一個浪潮之後，他正在試圖駕馭另一個。

2019年早些時候，我在巴爾的摩的早餐會上遇到了麥克納米，當時他正在和他前東家自力資產管理公司T. Rowe Price（普信集團）的一名員工交談。

2011年，該公司向Facebook投資了1.9億美元。

在海濱的一家酒店，麥克納米說：“很多人都在生我的氣。”在他的巡迴演講中，他穿著寬鬆的西裝、笨重的黑色鞋子，戴著圓眼鏡。在圖書巡展之前，他修剪了齊肩的捲髮。

在酒店的餐廳，一位女迎賓員向我們打招呼，禮貌地問起麥克納米的名字。

“你為什麼要問我的名字？”他吼道。迎賓員結結巴巴地給出了回覆，但麥克納米打斷了她的話：“就不能直接給我們找張桌子嗎？”

他得意地笑著轉向我。“隱私！”他低聲說。

麥克納米不是那種會喝網紅飲料康普茶的加州人。他點了一杯健怡可樂來搭配雞蛋和吐司。我們一邊吃飯一邊交談，從民權運動（他說民權運動激發了他科技行動主義的靈感），談到他在傑瑞·加西亞去世前參加的200場感恩而死樂隊表演。

在描述自己職業生涯的軌跡時，麥克納米將自己的商業成功主要歸功於“碰運氣”。話題接著轉到了U2樂隊主唱保羅·大衛·休森（綽號Bono）身上。2001年，麥克納米通過桑德伯格與Bono見面，並與他共同創立了Elevation Partners。

麥克納米告訴我，“Bono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你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為了錢，這就是你的超能力’，這是我走到這一步的唯一原因。”

麥克納米列出了一串他認為已受到社交媒體操縱的“扎”心事，列表長得有些嚇人：“投票”、“權利”、“隱私”、“生活”、“一切”。到目前為止，公眾倒是還沒有那麼驚慌。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大約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科技產業正在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然而，持此觀點的人數呈下降趨勢：2015年，認為積極影響的人高達70%。

2019年早些時候，Google和Amazon在千禧一代最喜愛的品牌調查中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

總體來說，人們更關心銀行和製藥公司的所作所為，大多數美國人還未有效改變他們在科技領域的消費習慣。麥克納米的觀點最能引起一些相對保守且憂心忡忡的市民群體的共鳴，比如監測孩子電子設備使用時長的家長、譴責西海岸不平等問題的社會黨人以及研究算法偏見的學者。

2019年4月，在喬治敦大學舉行的“科技真相”（Truth About Tech）大會上，我發現麥克納米癱倒在椅子上，手裡拿著一瓶健怡可樂。他說：“這是我十四天內輾轉的第十四個城市。”

吉姆·斯泰爾給了麥克納米一個擁抱，他是對沖基金億萬富翁、環保主義者兼總統候選人托馬斯·斯泰爾的兄弟。

斯泰爾的鬢角金黃，帶著典型加州人氣質，是兒童和科技宣傳組織Common Sense Media的負責人（《布偶演播室》的人物參演了該組織最近一則公益廣告，廣告裡，餅乾怪吃掉了智能手機）。

斯泰爾對我說，“羅傑的舉動實在是鼓舞人心！”

在場有許多位高權重的人物，比如馬薩諸塞州參議員埃德·馬基、聯邦貿易委員會和聯邦通信委員會各成員、華盛頓特區的總檢察長。在聽完他們發表演講之後，麥克納米來到了一個地下室。

軟件公司Oracle（市值近2000億美元）的副總裁彼得·洛德也在那裡，他把一個Android手機的內部結構攤開放在桌子上。麥克納米誇張地地對我說：“你可以留下來，但你不能公開這次討論。”洛德嚴厲地看著我。

一團纏在一起的數據線將大卸八塊的Android手機和一部筆記本電腦連接了起來，手機傳感器採集的數據出現在筆記本電腦上，數據每秒鐘都在更新。

洛德一邊指示著被數據淹沒的屏幕，一邊解釋道：這一常規採集的數據量來源於每一位Google Android用戶，總共約20億人。

一名技術人員拿起一個黑色的小部件，在空中揮舞，屏幕上的數字相應地跳動：這是手機的氣壓傳感器，對海拔高度的變化很敏感。Android手機通常會配備一個陀螺儀、一個加速度計和一個磁場探測器；它們的傳感器可以計算心率和步數。

這種持續不斷的信息流可以讓你的手機追蹤你的狀態和位置：睡覺還是清醒；開車、散步、慢跑還是騎自行車；在一樓的星巴克還是在十樓的律師辦公室。

洛德進行了一場類似於TED公開課的幻燈片演示，其中包括Google前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令人毛骨悚然的發言：“我們或多或少可以猜出你的想法。”

對Oracle來說，隱私權之爭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在維護用戶利益的同時為自己帶來利潤——尤其通過放大其競爭對手的弱點。如果Google分崩離析，Oracle將更好地發展壯大。

在過去的兩年裡，Oracle向立法者和監管者做了演示，內容與之前洛德為我和麥克納米做的演示相同。洛德說，這些立法和監管者對演示中的傳達的信息“明顯感到沮喪”。

包括iPhone在內的所有現代智能手機都配備監控用戶活動和位置的硬件。但麥克納米和許多專家認為，Android手機在收集和保存用戶信息方面是獨一無二的。

這些數據大部分是在手機離線的情況下收集的，然後上傳到Google的服務器上，並集成到一個檔案中，其中包括你的搜索記錄、Gmail郵件和Google文檔歷史記錄。

Android平臺可以在應用程序（App）和在線活動中搜集信息，並經常將這些信息提供給第三方，比如廣告商；有一項用戶協議還賦予了Google助手（Google Assistant）在設備麥克風可監聽範圍內錄製對話的權利。

Google和Facebook商業模式的核心，就是使用數字化文檔來預測和影響大眾的行為。在2019年早些時候出版的《監控式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哈佛商學院榮譽教授肖莎娜·祖博夫警告稱，“

麥克納米經常談到監控式資本主義，也贊同了祖博夫的觀點，認為她為硅谷改革者的事業帶來了學術支持。和祖博夫一樣，他使用了“行為修正”這樣的短語，並且還同時提到了Google街景和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強大的情報機構斯塔西（Stasi）。

2019年11月初，有關Google和非營利醫療系統Ascension合作的報道震驚了麥克納米，Ascension可以獲取數百萬病人的資料。麥克納米說，這樣的發展合作“會給所有人帶來麻煩”。

值得注意的是，麥克納米這本攻擊Facebook的書的封面上有硅谷三巨頭的簡介:客戶關係管理軟件服務提供商Salesforce的聯合CEO 馬克·貝尼奧夫，IT及互聯網技術服務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聯合創始人比爾·喬伊和現任Google“首席互聯網布道者”、人稱“互聯網之父”的溫特·瑟夫。

曾經，硅谷的競爭圍繞技術實力、消費者忠誠度和盈利能力展開。現在，競爭是為了道德上的優越感，麥克納米發現自己正處於這種競爭中。

麥克納米認為，他從硅谷的叛逃只不過是迴歸初心,既有個性又很真誠。我讓他多談談他的價值觀，他卻讓我聽一首19世紀60年代年輕人的聖歌，《團聚》（Get Together），歌詞唱道：“來吧，朋友們，對你的兄弟微笑吧。大家聚在一起，試著去愛對方。”

麥克納米的父親丹尼爾是一位投資銀行家，也是民權組織“城市聯盟”（Urban League）紐約州奧爾巴尼分會的主席。他的母親芭芭拉在60年代是一位活躍的女權主義者。

麥克納米在12歲時成為了反越戰積極分子，自願參加了同樣反越戰的尤金·麥卡錫的總統競選活動。在高中時，他支持尼克松的對手喬治·麥戈文競選總統。為了抗議小布什執政期間的伊拉克戰爭和其他政策，他拒絕剪髮。當奧巴馬就職總統時，他就去理髮店剪髮慶祝。

麥克納米帶著一個吉他盒和一個繡有“‘扎’心”（Zucked）字樣的揹包周遊全國。他過去旅行時會帶著7件設備，而現在則只帶著iPhone，夾在腰帶上。

他左手腕戴著幾個皮手鐲，其中一個用來支持

硅谷的公司一直在談論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斯坦福大學傳播學教授雷德·特納在《從反文化到網絡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一書中，描繪了“舊金山權利歸花運動（反越戰運動）與硅谷新興技術中心之間合作”的歷史。麥克納米希望這種文化和技術的烏托邦式融合能夠再次被利用，而這次，是為了改革。

在“科技真相”大會結束後，麥克納米給巴爾的摩的投資管理公司員工做了一場演講，請大家邊聽演講邊喝啤酒。他對大約一百名穿著商務休閒服、喝著精釀啤酒的基金經理說：“放下你們的Android手機吧。”

他開玩笑說：“一邊是我們的溝通方式。一邊是我們的自由意志。你早上什麼時候看手機？小便之前還是小便時？我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差不多就是你看手機的時間範圍了！”

麥克納米把自己作為一個研究如何擺脫Google束縛的案例。他使用的搜索引擎DuckDuckGo以隱私為導向，是Google之外的另一個選擇。並且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Gmail、地圖、文檔和該公司的一些其他應用。兩個月內，他只破了一次例，在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看了一個音樂視頻。

他認為，Facebook應該被用來聯繫家人和朋友，而不是進行政治辯論，避免Facebook變成人們高聲爭論、喋喋不休的平臺。他對我說：“他們的業務模式正是基於我們的憤怒和恐懼，所以我們不要參與其中。我和大家一樣，都曾沉溺於此，但是我們有能力去轉移注意力。”

他對Apple的抱怨相對較少，Apple產品讓他的生活變得更加簡單輕鬆。他稱讚Apple採取了保護用戶隱私的措施。自2017年以來，該公司的Safari瀏覽器屏蔽了第三方cookies。Cookies是一種普遍用來收集個人數據的工具。與美國運通和萬事達卡在內的許多其它信用卡不同，Apple新推出的Apple Card信通卡不與第三方共享交易歷史。

但一些觀眾表示懷疑。一位女士舉手問：“你還會登錄Facebook嗎？”麥克納米打斷了她。“何止是登錄呢！”他說，他用Facebook賬號推廣自己的書，最近才開始拋售自己的Facebook股票。

他解釋說，賣掉一家公司的股票，然後說這家公司的壞話，這種做法不太好。“你知道嗎？如果股票下跌，那算我活該！”

麥克納米最擔心的是互聯網公司使用他所稱的“數據毒娃娃”，即這些公司為每個用戶創建的數字檔案資料。他與祖博夫的觀點一致，聲稱這些個人資料“實際上是你自己的擴展”，而且“用數據毒娃娃來交換數據是違法的，就像腎臟交易一樣嚴重。”

麥克納米尤其熱衷於微定向（micro-targeted）的網絡政治廣告。對於那些鼓吹社交媒體有危險的批評家來說，不論是學術界的祖博夫，還是國會的亞當·希夫，2018年的Cambridge Analytica分析公司醜聞，就是人們如何變成了傀儡木偶的一個典型例子。

Cambridge Analytica未經用戶同意就從Facebook收集數據，然後識別出一組選民投放定製化廣告，鼓勵他們給唐納德·特朗普投票。Cambridge Analytica通過欺騙手段獲取用戶數據，但類似的數據廣泛存在且法律允許。在幾乎所有的政治競選活動中，微定向行為都是司空見慣的。

麥克納米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奪回這些資料背後的控制權。最受歡迎的答案之一是，使用反壟斷法對抗大型科技公司。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曾與麥克納米會面，稱他是科技改革“最清晰的聲音之一”。在競選運動中，

2019年3月，麥克納米受邀在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發表演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多家州議會和國會委員會也宣佈對Facebook、Google、Amazon和Apple展開反壟斷調查。

兩黨都支持技術改革，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提出了一項法案，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制定數據隱私法規；喬希·霍利與參議員馬基共同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改善對兒童的網絡隱私保護。二人都是直言不諱的倡導者。

但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現任主席、民主黨人亞當·希夫在談到他的共和黨同僚時告訴我：“我認為他們只計劃改變他們認為不利的內容。”希夫還說，尤其是共和黨人可能正試圖打擊社交媒體公司所謂的“進步”偏見（目前沒有證據表明這種偏見的存在）。

國會中流傳的幾項數據隱私法案都受到了於2020年1月1日生效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alifornia’s Consumer Privacy Act）和歐洲2019年底頒佈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啟發。

包括麥克納米在內的很多隱私保護倡導者都認為，這兩項法律存在著嚴重缺陷。根據GDPR的規定，企業在第三方處理用戶數據之前，應當詢問用戶是否同意。但是消費者一旦選擇了同意，事情或多或少就又回到了老樣子。

而且，在元數據方面，規則相對寬鬆。即使通話內容受到保護，通話時間或參與方的信息也可能不受保護。問題似乎比表面上更發人深省：正如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備忘錄所述，一家科技巨頭公司可能不知道你名字，但仍然“知道你給婦科醫生打了電話，聊了半個小時，然後當天晚些時候又給當地的墮胎診所打了電話”。

麥克納米堅信，只有在全面的隱私保護法改革之後，反壟斷行動才能發揮作用。否則，它只會催生出一些規模比較小、行為方式與現在的大公司類似的公司。他和我說：“我想首先阻止數據進入系統。

他還認為，真正有效的改革是“禁止所有第三方商務獲取私人信息，包括金融信息、位置信息、健康信息，以及瀏覽器歷史記錄、電子郵件掃描信息。”公司可以收集服務所需數據，但僅此而已。

比如，健康相關的App可以存儲你的身高體重，但不能存儲你去的健身房的位置——而且這些信息都不能與Facebook共享。麥克納米解釋說，這樣做的目的是，你可以記錄鍛鍊內容，但不會被附近尊巴舞課程的廣告轟炸。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吳修銘指出，目前提議的政策中，幾乎沒有政策能影響公司收集私人數據，只能影響這些數據的使用。

根據麥克納米的計劃，Google和Facebook的大部分收入將在一夜之間消失，因為這兩家公司近90%的收入來自廣告。那些不以廣告收入為主要盈利來源的科技公司所受影響較小。正如禁酒令對酒業的影響一樣，公司需要重新構想競爭環境。

就連硅谷的一些批評者也認為，這種技術改革藍圖過於極端。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幾十年來一直主張制定嚴格的國家隱私法，其執行理事長辛迪·科恩表示：“原則上我不反對，但實際上我認為這種做法有很多問題。”

她指出，禁止第三方交易這種做法與一些有效法律相悖，也有利弊需要權衡。比如，人工智能依靠大量的數據集合來訓練機器學習程序，這樣做目前會限制人工智能的發展。

還有其他一些提議可能會重新定義網絡隱私規範，但不會完全改變它。

前Google倫理學者、人道技術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執行主任特里斯坦·哈里斯說，大多數人“絕不會說醫生或律師不應該掌握我們的信息，也不會說他們無法利用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獲利。醫生和律師反而必須從我們的最大利益中獲得收入”。

他主張，與其頒佈禁令，不如將醫生、律師的和其他職業的受託責任擴大到互聯網公司，在法律上約束他們，讓他們只為客戶的福祉行事。

他還提議對來自定向數字廣告的收入徵稅，該提議得到了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保羅·羅默的支持。理論上，此舉將鼓勵科技公司採用較少依賴個人數據的商業模式，而且稅收是累進的，因而對規模較小的企業有利。

哈里斯將用戶數據變現比作化石燃料開採：“這些是最賺錢的商業模式，但也最具汙染性。除了對汙染者徵稅，他還提議補貼一些替代能源，也就是那些承諾不激起公憤的平臺。”

像麥克納米這樣的科技改革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到行業最重要的環節上。但是曾任職於Microsoft和Apple、現經營科技行業分析網站Stratechery的本·湯普森批評了Apple的新追蹤預防政策（Tracking Prevention Policy），該政策比之前的反追蹤制度更嚴格。

湯普森認為，該政策是一種公關手段，會給像他所在的小公司帶來不公正的負擔。與此同時，他指出，Apple未能公開其更為嚴重的隱私侵犯行為。

2019年7月，據《衛報》披露，Apple的承包公司因質量控制協議，未經用戶同意收聽了Siri的部分錄音。湯普森寫道，“堅稱隱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態度”類似於“離經叛道的青年”。

人們越來越擔心隱私被侵犯、選舉被幹涉，科技公司正在誘騙一些替罪羔羊。但是他們使用的算法可能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強大。

科技專欄作家、Facebook前產品經理安東尼奧·加西亞·馬丁內斯認為，媒體誇大了定向政治廣告的影響。他告訴我，在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之前，每一位科技記者“每年都不得不至少寫一次關於Facebook和隱私的文章，而現在是每週寫一次了”。

最近《營銷科學》雜誌發表了一項針對定向廣告的研究，研究分析了14家數據代理，發現他們僅有42%的概率能猜對定向消費者的性別，還不如拋硬幣，這樣起碼概率是50%。另一組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定向廣告的淨收入只比隨機廣告的淨收入多4%。

與硅谷的傳統觀念相反，企業並不需要瞄準消費者來賺錢。這也意味著麥克納米關於行為操縱的可怕警告也許並不完全可靠。麥克納米反覆重申的觀點是，監控式資本主義操縱用戶的習慣和選擇，破壞了民主，但他的言辭卻有效地把主動權讓給了科技公司：除非硅谷同意改變方式，否則我們無能為力。

2019年4月某個週一上午，麥克納米抵達多倫多，在“扎”心之旅中作短暫停留。

我和他、吉姆·巴爾西利一起吃了早餐。巴爾西利是一位億萬富翁兼慈善家，還是通信公司Blackberry（黑莓）背後的加拿大公司的聯合CEO，現已退休。Blackberry最近加入了這場技術改革運動。或多或少由於Blackberry的關係，多倫多有時被稱為北方硅谷。

2018年夏天，巴爾西利和麥克納米在喬治·索羅斯的漢普頓莊園會見了其他技術專家，討論了自由世界秩序的命運。那年早些時候，索羅斯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兩人都就此給過索羅斯建議。

索羅斯在演講中稱Facebook和Google是“威脅”，並描繪了一幅“極權主義控制網絡的畫面，而這是奧爾德斯·赫胥黎和喬治·奧威爾都無法想象的”。

巴爾西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Sidewalk Labs，該公司與Google同為Alphabet的子公司。該公司提議在多倫多海濱“基於互聯網”建立一個社區。

該項目的概念性計劃包括建造城市廣場雨棚那樣的“雨衣”，並建造一個隧道系統，供機器人收集垃圾。但是，這個佔地12英畝的開發項目的支柱是傳感器和其他數據收集基礎架構的網絡。根據內部Sidewalk Labs洩露的一份內部文件，“大多數負面新聞報道都源於由……巴爾西利……引起的反全球科技巨頭的敘述”。

在這種不斷變化的形勢下，科技公司正在爭奪位置，而這往往意味著它們要對競爭對手發起猛攻。Oracle關於Android數據收集的警告只是一個例子。

Microsoft經常把自己塑造成年輕競爭者中睿智的長者形象。該公司已經通過了反壟斷程序，又由於它不依賴於定向廣告收入，它在數據收集方面沒有受到太多限制。

在2019年9月份的一次活動中，Microsoft總裁布拉德·史密斯說:“我認為，數據民主化的第一面就是認識到，數據屬於個人。2019年1月，Twitter用戶無意中發現了Microsoft的“巴厘島項目”（Project Bali），該項目處於公測階段，旨在創建一個“數據庫”，讓用戶“可視化、管理、控制、共享”他們的數據，並從中獲利（巴厘島項目網站隨後被移除）。

麥克納米希望利用公司之間的競爭來為公眾利益服務。他認為，硅谷處於“信任行業——如果你失去了產品使用者的信任，你就完了。你就再也得不到對方的青睞了”。

而且，儘管他堅稱自己的投資者生涯已經結束，但他相信，

Apple可能是最適合抓住這個機會的公司。在我參加的會談和會議中，麥克納米極力宣揚Apple公司保護隱私的立場，和他極力渲染Google的侵權行為一樣頻繁。他鼓勵大家使用Apple的產品。

麥克納米堅持要求巴爾西利停止使用他的Blackberry手機，轉而購買iPhone，這使得與巴爾西利在早餐時的友好氛圍變得尷尬起來。“你得扔掉Blackberry手機，”麥克納米厲聲說，“今天就扔掉。”

我問麥克納米是否有人指責他是Apple的托兒。他說：“我說的都是事實!托兒指的是那些編造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的人。Apple公司並非事事完美。但在隱私問題上，蒂姆·庫克是真正的領導者。”

與Microsoft的情況一樣，Apple的商業模式並不嚴重依賴於數據變現，公司更容易利用這點宣傳自己注重隱私保護。

2019年1月，在拉斯維加斯消費類電子產品博覽會（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場外，一塊廣告牌上寫著“你在iPhone上的操作，只有iPhone知道。”；同年7月，位於多倫多Sidewalk Labs總部上方的一則Apple廣告寫道:“我們的業務就是不介入你們的業務。”

然而，毫無疑問，蘋果將電腦裝進我們的口袋，進入了監控時代。研究人員發現，和Android手機一樣，iPhone會向第三方發送穩定的個人數據流。Apple也是藍牙信標（bluetooth beacons）的先驅。藍牙信標是零售商使用的微型設備，當人們在公共場所走動時，它可以從手機上收集數據。

當一些最知名的維權人士同時也是一些最知名的科技公司股東時，技術改革運動可能很難被認真對待。麥克納米堅持認為Facebook和Google參與了“惡意行為修正”，這聽起來像是在宣揚陰謀論。他提出的禁止第三方數據交易的建議可能會導致在錯誤的地方施加過多壓力。

在我們等待早餐送到的時候，我問麥克納米和巴爾西利，他們是否是給硅谷帶來重大變革的最佳人選。“什麼？”麥克納米說著，展開雙臂，隔著桌子向我靠過來。“還有誰比參與其中的人更會批評呢?”他接著說，“我的態度是：朋友，幹吧。

巴爾西利告訴我，硅谷的堅定分子經常把祖博夫和其他學者視為“學術呆子”。祖博夫是巴爾西利在哈佛大學時的教授之一，她似乎很欣賞這些硅谷的“叛徒”。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麥克納米和巴爾西利現在終於開了眼界。看到以前科技業內人士在這種結構性轉變中加入自己的故事，這一點很重要。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當天晚些時候，麥克納米計劃在多倫多約克維爾區的四季酒店做一個午間演講。有400名參會者，每人花費95美元，得到了一本麥克納米的書和一份三文魚午餐。

我和一位銀行CEO聊了起來，她最近意識到自己對Facebook上癮，再加上道德原因，於是刪除了Facebook。她解釋道：“我每天都刷Facebook，這樣做不好。”

麥克納米在他的演講中穿插著他慣常的笑話，引起陣陣笑聲。演講開始幾分鐘後，他將話題轉向了Sidewalk Labs。他告訴聽眾，他反對智能城市的理由是他堅信Alphabet有風險。

他說：“

在問答環節，一位滿頭銀髮的女士走近麥克風，說麥克納米的擔憂聽起來像科幻小說。她承認自己沒有手機，然後說:“我理解隱私問題，但我不夠聰明，無法投資並從中獲利。”房間裡充滿了緊張的笑聲。麥克納米笑了。

一位自稱“經營企業加速器”的中年婦女想知道如何才能向年輕企業家灌輸一種“平衡的資本主義”意識。麥克納米一邊說，一邊急切地點頭。

他說：“過去，我們讓加油站把油倒進下水道，讓礦廠把尾礦留在山坡上。之後我們意識到，這樣做的外部成本非常高，這樣做的人需要承擔這些成本。”同樣的危機也發生在硅谷。

麥克納米說，不要被智能這個、智能那個所迷惑。他重複了他常說的一句話:“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將會成為一個比現在更大的商機。不同之處在於，如果我們做對了這件事，它就會擴散到數百個城市的數千家公司。”

麥克納米停頓了一下，帶著幸福的表情環顧四周。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整個路演對我來說這麼有趣。”他告訴在場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想找到“能成為解決方案一份子的人”。演講結束後，麥克納米走下講臺，已準備前往下一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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