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说到在硅谷生活的感受，人们常常会这样描述。美国这一科技之都对世界经济、股市和文化影响巨大。在这片从圣何塞到旧金山的小小区域里聚集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大公司中的三家。苹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等巨头都把硅谷称为自己的诞生地和总部，爱彼迎、特斯拉和优步这些开创性企业也一样。湾区可列作全球第19大经济体，排在瑞士和沙特阿拉伯之上。
硅谷不仅是一个地区，还是一种理念。自从约80年前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车库里创业以来，硅谷一直是创新和创造的代名词。在硅芯片、个人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服务的数轮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与再生周期中，这里一直是核心所在。有些发明是闹着玩，比如联网的茶壶，或是出售硬币供人们在自助洗衣店使用的应用。另一些却举世无双——微处理器芯片、数据库和智能手机都源自硅谷。
硅谷集合了专业工程技术、蓬勃的商业网络、深厚的资本池、科研能力强大的高校和冒险文化，令其他地方一再尝试也无法复制。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创新中心，硅谷并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有迹象表明，硅谷的影响力渐已触顶。如果这是因为其他地方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创新，那我们该欢欣鼓舞。但事实并不如此乐观。
首先，说一说事情正在变化的迹象。去年，离开旧金山的美国人比来到这里的美国人更多。根据近期一项调查，46%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年离开湾区，而2016年时这一数字为34%。众多创业公司纷纷向其他地方拓展，这一潮流甚至有个名字——“逃离硅谷”（Off SiliconValleying）。堪称硅谷最知名风投家的彼得·泰尔（PeterThiel）就是搬家大军中的一员。留下来的投资者也放宽了视野：2013年时，硅谷的投资者把一半资金投给湾区以外的创业公司，而现在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二。
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硅谷高昂的开支。这里的生活成本在全球最高之列。一位企业创始人认为，年轻的创业公司在湾区的经营成本至少是在美国其他大多数城市的四倍。相比互联网服务，从量子计算到合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利润率较低，这些新兴领域的创业公司因而必须精打细算。除此以外，在湾区生活还有些更令人不悦的地方：交通堵塞、吸毒用的针筒随处丢弃、不平等的程度令人震惊。
结果是其他城市的相对重要性正在提升。追踪创业趋势的非营利组织考夫曼基金会根据创业公司和新企业家的密度，把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地区列为目前美国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泰尔正准备搬往洛杉矶，那里的科技圈生机勃勃。凤凰城和匹兹堡已成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中心；纽约有媒体创业公司扎堆；伦敦为金融科技重镇；深圳是硬件制造基地。单独来看，这些地方都无法匹敌硅谷，但整体而言，它们指向的是一个创新更为分散的世界。
如果伟大创想能在更多地方涌现，当然值得欢迎。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相信创新的竞技场确实在升级。由于科技投资者日益放眼全球，而非只盯着加州，如今世界各地的出色创意都更有机会获得资本支持。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技术创新都不必以单一地区为中心。得益于硅谷自己的企业创造出来的工具，包括智能手机、视频通话以至消息应用，工作团队可以在不同的办公室和地点有效地合作。带来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财富分配更加均匀，另一方面是思想更多元化。硅谷在许多事情上出类拔萃，但却有“白人理工男”一统天下之虞。去年，风投资金中只有2%投向了女性创办的公司。
问题在于，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创新的竞争环境却在变糟。一则是因为科技巨头的霸主地位。在Alphabet、苹果、Facebook等巨头的阴影下，创业公司，特别是从事消费互联网业务的公司，越来越难以吸引资金。 2017年，在美国，获得第一轮融资的项目数量比2012年减少了约22%。 Alphabet和Facebook的员工薪酬优厚，令创业公司难以吸引到人才（Facebook的年薪中位数为24万美元）。创业成功的机会愈发小，再加上回报和在某家巨头公司里打工并无太大差别，创新的活力就受到了影响，而这不仅仅发生在硅谷。在中国，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提供了国内近半的风险投资，令这些巨头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命运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创新受压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国家日益不友好开放的政策。反移民情绪高涨，特朗普收紧了签证政策。鉴于美国约25%的新公司是由外国企业家创立的，这对经济的方方面面都造成影响。硅谷最初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慷慨支持。但自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政府对公立大学的经费支出普遍下降。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不足（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占GDP的0.6%，是1964年比例的三分之一），而且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
如果硅谷的相对衰退预示着全球将有一系列与之竞争的科技中心蓬勃崛起，那是值得庆祝的。不幸的是，硅谷“触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警示：无论在何处，创新变得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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