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漢族人民在書寫著華夏民族的輝煌歷史，其中也不乏許多少數民族人民也在一同推動歷史的車輪前進。唐朝由於各方面事業相對比較發達，與周邊各少數民族來往密切，交流和摩擦也比較多，到唐朝末年，有一個少數民族的軍事力量甚至成為唐僖宗最後的救命稻草，在剿滅黃巢起義的過程中，這支少數民族武裝一時間威震大唐。他就是著名的沙陀人李克用，這支部隊的戰士多數都是沙陀族人，從此，沙陀成為中國北方一個名聲響亮的少數民族。
史書記載，沙陀人乃唐代突厥族的別部，又稱作沙陀突厥，源於西突厥處月部。唐朝初年，處月部民散居於今新疆準噶爾盆地東南﹑天山山脈東部巴里坤一帶﹐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貞觀末年時，處月部統屬於突厥的阿史那賀魯。處月部實際由兩個部落組成，分別是朱邪部（首領稱號：朱邪闕俟斤）和預支部（首領稱號：預支俟斤）。
唐末以前的沙陀人和突厥人一起，或對抗唐朝或歸附唐朝亦或獨立遊牧。唐懿宗時，執宜子赤心率騎兵助唐朝鎮壓龐勳起義，被唐朝授予大同軍節度使，並賜姓李，名國昌，但李國昌卻恃功益橫恣，不服王化。乾符六年，唐朝廷令昭義節度李鈞、盧龍節度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合擊李國昌於蔚州，李國昌及其子李克用被迫北奔韃靼。
但風水輪流轉，不久，黃巢起義爆發，並攻破長安，唐朝政府一時無將可用，趕忙派人詔李克用率沙陀、韃靼軍前來救援。公元883年，李克用率軍在良田坡擊敗義軍，黃巢被迫退出長安，唐僖宗擢升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順勢佔領太原，與另一位鎮壓義軍的將領朱溫形成互爭的局面。
大順二年(891年)二月，唐昭宗加封李克用為隴西郡王，天覆元年(901年)，朱溫被唐朝加封為梁王。公元907年，朱溫顛覆了唐朝，建立後梁。公元923年，李克用子李存勖滅後梁，建後唐。此後，建立後晉的石敬瑭以及建立後漢的劉知遠都是沙陀人。可見，此時的沙陀人在北方的力量確實比較強。那麼，沙陀這個在唐末和五代時期叱吒風雲的民族，後來為什麼銷聲匿跡了呢？
現在來看，沙陀人在五代時通過戰爭與北方的漢族及其他民族進行了深度的接觸，隨著後周和北宋政權的建立，沙陀人逐漸與漢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失去了本來的特點。這一點從進入中原的沙陀族上層人物長期與漢族雜居、通婚、改漢姓、收漢族養子、接受漢文化等方面，就可想而知！
沙陀人從東遷歸唐後，就開始與漢族人雜居，到李克用移陣河東時，沙陀人與漢族的雜居通婚規模越來越大。後唐滅梁後，李存勖帶領大量的沙陀軍人進入中原，這些人一部分駐防到了汴京、洛陽周邊，另一部分則隨各將領分別鎮守中原各地，年頭一多，這些人逐漸與當地漢人雜居混同，有的與高門大戶強行聯姻通婚，有的則可能是強搶民女，總之，當時頻繁的軍事行動確實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這些現象僅從後唐、後晉、後漢王室的一些記載就可見一斑。如李克用妻妾劉氏、貞簡皇后曹氏（太原良家女）、魏國夫人陳氏（唐昭宗賜予的宮嬪），李存勖妻妾劉氏（搶掠魏州成安的寒門女）、韓氏、伊氏（伊廣之女）、李存又妻妾郭氏（郭崇韜之女），李繼岌妻妾王氏（王都之女），李嗣源妻妾魏氏（鎮州平山搶掠的民婦）、王氏（邠州餅家子），李從厚妻妾孔氏（孔循之女），李從珂妻妾劉氏（應州渾元劉茂威之女），劉知遠皇后李氏（劫掠晉陽民女），劉承祐妻妾張氏（張彥成之女）。李克用女瑤英公主嫁張延釗，另一女嫁王珂，李克讓女瓊華公主嫁孟知祥，後唐明宗女興平公主和永安公主都嫁給了趙延壽，後晉高祖妹嫁給杜重威，後晉高祖女嫁楊承祚。
由於史料的匱乏，以上只是當時地位較高的一些沙陀人和漢人通婚的少量記載，至於其他地位較低沙陀官軍或普通沙陀人與漢族人通婚雜居的現象，一定更是數不勝數。這種通婚模式雖然很多都比較粗野，但史籍中並未發現因為不同族群之間通婚而產生衝突的記載，這說明當時沙陀人和漢人之間的跨族婚姻雖有不情願的人，但也都被和諧了。
沙陀人漢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更用漢族姓名，事實上，在唐朝時期，沙陀人就逐漸開始有使用漢族姓名的人了。龍朔年間，就有處月酋長沙陀金山受封的記載，其子名為沙陀輔國，這樣的名字已經具有了漢族人姓名的特徵，但沙陀輔國之妻名為“鼠尼施”，其子名為“骨咄支”。據此推斷，當時沙陀人在與唐朝交往聯繫時，開始使用類似於漢族人姓名的現象，但在沙陀本族內部，沙陀人依然使用沙陀人自己的沙陀族姓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東遷之時，沙陀族東遷後，其首領朱邪赤心因功被唐朝皇帝賜姓李，名國昌。這次沙陀族首領被唐朝皇帝賜李唐皇姓，對沙陀全族產生重大影響，最明顯的就是李國昌之子李克用收的一大批義兒都成為李姓貴族。基於這種示範效應，在沙陀貴族中，就比較少有沙陀姓名的記載了，但此時沙陀的普通人並沒有完全改用漢族姓名。史載，後唐明宗李嗣源世本夷狄，無姓氏，名邈佶烈，十三歲時被李克用收養後得賜名李嗣源。還有後晉高祖石敬瑭之父，本出於西夷，名臬捩雞。這兩個人的記載說明，在唐朝時，部分沙陀民眾仍在使用沙陀名。
再有就是沙陀人語言的漢化，到五代時期，沙陀人入主中原，開始與漢人交往日益密切。這樣就必須逾越語言不通的問題，而語言是受環境影響的，而漢語在中原地區的優勢顯然是其它語言無法比擬的，隨著沙陀人漢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漢語逐漸取代了沙陀人原本的語言。
最後就是沙陀人逐漸接受了漢民族的倫理道德，但漢族的道德體系與沙陀人原來“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娶母、兄亡娶嫂” 等風俗格格不入。雖然如此，沙陀人為融入中原環境，逐步認同了漢族的道德體系，講究孝道。如李克用死後，其弟李克寧身為託孤重臣因為“父慈子孝”的顧慮而沒有奪取李存勖的地位。史稱李存勖也是“性至孝”。不過，五代時期沙陀人對漢族倫理道德的接受程度是因人而異的。大致說來，以武力取天下的沙陀人身上保持了較為濃厚的遊牧民族的文化特點，對漢族倫理道德不甚留心；而其子孫則大多從小受到漢族倫理道德觀念的薰陶，較少保有其民族特色。
可見，五代時期，雖然大部分沙陀貴族積極認同並努力實踐這漢化政策，但是普通很多沙陀人的漢化程度卻不如貴族漢化程度高。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到北宋初年時，沙陀族的漢化進程基本完成。至此，沙陀族或沙陀人的符號也基本從歷史舞臺上退出，並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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